大、小戴《礼记》关系考论

大、小戴《礼记》作为两部重要礼学经典,其成书有着相同的材料来源,两书内容交错但又不尽相同,但在传世过程中却命运迥异。《小戴礼记》注疏繁多,为《十三经》之一,占据礼类经典中的重要一席;《大戴礼记》则不为人重视,亡佚过半,已非完帙。究其原因,一是戴德、戴圣二人政治身份的差异,小戴的政治影响力远大于大戴;二是由于郑玄注《小戴礼记》而不及《大戴礼记》。     

南宋韩元吉刻《大戴礼记》非《隋书·经籍志》所著录本考

大、小戴《礼记》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德、戴圣分别编选的礼学文献汇编。东汉以后二戴所传《礼记》之命运却判若霄壤。小戴《礼记》研习者众多,而《大戴礼记》却乏人问津,日渐式微,至南宋韩元吉刊刻时已亡佚大半。清代学者戴震认为韩元吉刻十三卷本即《隋书.经籍志》著录本,由此得出错误结论。通过分析隋、唐时期正史目录对《大戴礼记》的著录和唐代学者著作征引《大戴礼记》的情况,可以证知戴说有误。这个发现一方面启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大、小戴《礼记》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以后,书籍由写本形态发展到刻本形态所带来的复杂变化。     

《礼记》的礼治主义思想

<正> 《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其成书的时间跨度较长,历经战国秦汉之际以至汉初。今存《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则是汉代经学家戴德、戴圣据之删辑而成的。这在学术界几成定论。《礼记》本非一人所作,故内容十分博杂,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则涉及政治、伦理、文化、教育、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它在思想理论方面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广泛的改造和发挥,上承先秦孔、盂、荀,下启汉代董仲舒以至《白虎通》,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礼治主义构成了《礼记》的思想核心。它是在继承孔、孟、荀礼治主义学说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成为先秦礼治主义思想的集成和总结。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礼记》中的礼治主义思想做些考察和分析,以期促进对于儒家政治思想学说的探讨和研究。     

《性自命出》与传世先秦文献"情"字解诂

本文通过对<性自命出>及传世先秦文献中"情"字的综合考察,指出传统看法中,先秦儒家言"情",皆为"实"之义,而与情感无关的认识似乎不能成立;<性自命出>与大、小戴<礼记>论情的观点比较接近,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二戴成书的年代,可能与<性自命出>大致相当.     

论《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确为戴圣所编纂──兼驳洪业所谓“《小戴记》非戴圣之书”说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凡四十九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利学文献选编。该书最初确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纂辑。戴圣本是《仪礼》学的专家。《汉书·儒林传》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案即今所谓《仪礼》）十七篇，……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推《后汉书·儒林传下》，戴圣为戴德之兄子）、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海太傅。德号大截，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     

后苍及其弟子礼学传承考述

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咸,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后苍及其弟子礼学传承考述北大核心CSSCI

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咸,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魏晋南北朝《大戴礼记》研习考

相对于<礼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戴礼记>并不被普通知识阶层重视,但研习者时或有之,并出现了最早的注本.今本卢辩<大戴礼记注>虽非全璧,但仍有助于进一步校正、理解<大戴礼记>原本,是我们接近<大戴礼记>源头的桥梁之一.     

“大同”之道与“大学”之道——论先秦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与“具体设定”

<正> 重视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探究,是儒家思想的一贯特色。尽管先秦儒家就已经逐步形成从“终极关怀”到“具体设定”的人生哲学理论,并统名之曰“道”。但是,直到《礼记》成书之后,才在其《礼运》篇和《大学》篇中得到系统、完整和集中的表述。《礼记》成书时代虽晚,反映的思想却是先秦的。其中关于“大同”之道和“大学”之道的论述,不仅为古代士大夫们所熟知,直至今天,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们对其虽不能背诵如流却也并不会陌生,可谓影响深远。把儒家的伦理政治观放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和“具体设定”的视角来观察,就不难看出儒家原本十分美好的理想原则,是怎样通过“具体”的操作方案的“设定”而逐渐扭曲变形,从“作人之学”变为“治人之学”,即由“人学”变为“治学”。当然,这些都是从宏观思致趋向的角度,以长时期历史阶段的尺度来考察衡量,支流、细节和例外都予舍弃。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兼论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兼论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王葆王玄现在很多学者都关注一个问题：《周易》之为儒家经典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少数学者认为,孔子与《易》无关,先秦儒家绝未从事《易》学的研讨;多数学者则相信孔子与《易》有关,《易》学在先秦时代已是儒学的重要部份。由于千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周易》是五经之首,可想而知上述争议在文化领域里是何等的重要。然而,参与争论的学者多未注意一条特殊的解释之路,即在一方面承认先秦儒家典籍的确包括《周易》,先秦儒学的确包括《易》学在内,在另一方面却要说明先秦儒…     

读《儒行》札记

《儒行》同见于《礼记》和《孔子家语》,应出于孔门弟子所记,并经整理而成,其成书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不过,《孔子家语.儒行解》与《礼记.儒行》相较,则更为原始。《儒行》对于理解孔子思想和原始儒学,是最为系统而完整的论述,理应得到学者的重视。     

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具有非常宝贵的文献价值,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内豊》篇,整理者对竹简的编联可取。《内豊》附简文意体现了“中庸”的思想,值得重视。以《内豊》为参照可以看出,《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当与曾子及其门人密切相关。     

论《礼记》的思想

大体上说,《礼记》是秦汉之际和汉代初期儒家学者的著述;唐代“十二经”出现时,确立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礼记》四十九篇内容比较芜杂,刘向《别录》分为八类,近人梁启超细分为十类.但是,对“礼”的阐述无疑地是共同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礼记》的题材或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诠释《仪礼》和考证古礼,这些礼仪制度是此后儒家文化中的生活习俗的源头;二是孔门弟子的言行杂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礼”的生活实践;三是对“礼”的理论性论述.《礼记》中的这些内容,在社会的、人性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上,都显示出与原始儒学(孔子)及孟子、荀子儒学思想不同的变化、发展.     

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

根据定县竹简《论语》,崔述等人依据文体、称谓所作关于《论语》成书的种种判断难以成立。《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统一组织,集体编纂。《论语》的编纂经历从孔子弟子到再传弟子的较长时间。     

论《黄帝内经》中的“气”

《黄帝内经》分《素问》,《灵枢》两部分,各包括八十一篇论文,不是一人一时之手笔。其各篇的创作年代和编纂成书以后的沿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根据史书有关记载,考证《内经》的丰富内容和文字气象,大致可以断定留传至今的《内经》为战国末年至东汉时代的作品。其中《素问·天元纪》以下七篇《大论》,系唐人王冰整理编注《素问》时(约公元762年     

20世纪儒学研究的总结——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

傅永聚、韩钟文主编的《2 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是一部系统总结2 0世纪儒学研究成果的大型丛书,共有2 1卷,约1 0 0 0万字,由2 0余位专家学者分工协作,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编纂完成,2 0 0 3年由中华书局作为重点出版书籍出版发行。该书是设在曲阜的孔子研究院的“开山之作”,课题启动后,又被列入2 0 0 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作者皆系在孔子、儒学及思想史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教授、博士。张岱年先生为之撰序,称该书的出版“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做出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2 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的编纂方针是,力求通…     

郭店楚简与《曾子》

新近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 其中的儒家类著作,虽然不能断定其必然出于曾子一系儒家,但是却从一个侧面为研究曾子的著述提供了依据。基于楚简的儒家类文献, 我们认为, 保存在 《大戴礼记》一书中的 《曾子》十篇就是曾子及其弟子思想学说的汇编     

简帛文献所见炎黄信仰与儒家道统的关系及意义

炎黄信仰,主要源于战国时期。虽然在《诗》、《书》等典籍中未见有炎黄的记载,但《国语》、《逸周书》、《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典籍保存了不少先秦的珍贵资料,并对《史记》、《汉书》及以后的历史典籍影响深远。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尊德义》等也有对"六帝"及上古帝王的追溯。上博简《武王践阼》等重新梳理了自黄帝以至武王、孔子的道统体系,上博简多篇简文展示了对尧舜禹汤文武的统绪表彰,特别揭示了"爱亲尊贤"、"足民养生"的"道"的重要。这种涵盖炎黄在内的"道"及"问道"、"闻道"的历史追溯,本质是历史的重新建构过程,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道德伦理评价,核心命题是"仁"及能否实行"仁政",反映了战国中期前后儒学思潮发展的新面貌。至于炎黄从该道德系统的退出,可能与黄老合流思潮以及五行、道教等的滋生有关,这种现象从侧面进一步说明了儒家历史重构的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和意义,对后世历史学发展和历史学作品写作影响巨大。     

新儒学:向儒学原旨的复归和对儒学的发展

<正> 新儒学是两宋文化的主流,其特点是儒家在充分吸收其他学派思想成分后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经典儒学原旨的复归。经典儒学,即以《论》、《孟》、《学》、《庸》、《易传》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是由孔子建立的关于“修己”和“安人”之道的人道学说,这一学说后经孟子、《中庸》、《易传》的发展被奠立在“性与天道”的形而上学     

从帛《易》“子曰”看孔子晚年的哲学思想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给《易传》思想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帛书《周易》包括帛书《易经》、帛书《易系辞》、帛书《易传》性书。帛书《易传》佚书又包括《要》、《二三子问》、《易之义》、《缪和》、《昭力》等著作。这些新出土的帛书《易系辞》、帛书《易传》佚书,其中引用了不少孔子的言论,这些言论有的冠以“孔子曰”,有的冠以“子曰”。（其中《缪和》《昭力》两篇的“子曰”,指谁的言论,需另作研究。）如果把孔子这些言论和通行本《易传》、《礼记》、《大戴礼记》、《孔子家语》、《孔子集语》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