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论与传统儒家形而上学

中国早期哲学思维方式属于本源论模式,具有形象化特征,欠缺思辨性。佛教将万物视为相、用,以为其体或为心、或为空等,表现出哲学思辨模式。宋明儒家吸收了这种抽象化思辨模式,其代表之一为朱熹。朱熹以体用论为思维方式,将万物之理视为体,万物之流行与发用视为用,比如道之体为性,道之用为情。体用方式成为朱熹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式。早期的朱熹体用论依然具有本末论色彩,其表现为"中和旧说"。后来的体用论有效地克服了本末论(本源论)的局限性,进入了思辨性阶段,其表现为"中和新说"。朱熹体用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提升为思辨哲学,并成为一种追问终极性存在的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观

在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台湾辅仁大学,2009 年 7 月 8 日—11日)上,我提交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文化体用论评价》一文,主要评析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 (含海外华裔学者)就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提出的各种文化体用论说,诸如中体西用论(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体西用论(贺麟)、西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者、充分世界化论者)、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论 (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论(张岱年)以及"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克立) ,等等。针对以上各种对文化体用论的分析,我受方克立先生的影响并在其文化论说的     

论中印佛教戒律学的哲学转型

本文从"戒体"最初含义与印度戒律学哲学特征、"戒体"范畴与中国戒律学的思维方式转型、"戒体"范畴的地位与中国戒律学体系三个方面探讨了戒律学中国化的历程。从印度戒律学向中国戒律学的转变,本质上是从因果业报戒律学体系向体用戒律学体系的转变。"戒四科"在戒体与戒法、戒行、戒相三者之间建立了本体与作用、功能、属性,本质与现象,知与行的多重关系,由此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戒律学体系。中国哲学的体用思维方式是实现从印度戒律学到中国戒律学转变的理论通道,由此赋予了佛教戒律新的神圣性、权威性和真理性。     

邵雍哲学的体用论

邵雍哲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复杂而系统的体用论。这一理论有严整的结构。一方面,关于事物内部的关系,邵雍以体四用三的形式,界定了事物之整体及其自身当中之为形质性与活动性的因素,表达了对于用与不用的理解;另一方面,关于事物之间的关系,邵雍则以体用对待的形式,从动静、主从、高下、先后等角度说明了体用的复杂含义与事物的多重样态。邵雍的体用论以物为对象,以物理为内容,体现了其观物的哲学宗旨。不同于本体大用的模式,邵雍的理论接续了王弼以来中国哲学固有的体用论的传统,展示了理学初期理论建构的一种方向与可能。     

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

中国哲学“体用”观念的树立，起始于六世纪初的南朝佛教撰述。梁武帝、沈绩与宝亮等佛教思想家在形神论语境中缔造了这一哲学范畴。而在北朝佛教地论学派的撰述中，体用观念整体上带有明显的修道论色彩。梁武帝与沈绩以“体”为中心，以“用”为附庸，体用之间无所谓平等。但是，在地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法上所撰《十地论义疏》中，体用与本末一样，指向不同的修道位次，体用平等关系由此浮现。法上更在缘起论语境中开出体用说的存在论意义。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为体用成为中国哲学的关键性范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体用互余:论方以智易学哲学的“四分用三”说

方以智易学哲学中的"四分用三"说是对邵雍先天易学"体四用三"说的继承和发展。他区分了"有体之体"和"无体之体"、"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并基于体用的两层内涵提出"体用互余",强调体用相对待之中有统贯体用的无对待之至体。同时,体用交轮体现为"一其体用",这是方以智对《系辞传》"易无体"而"以前民用"的诠释。方氏的体用思想与其"先天即在后天中"的易学主张是一致的,其目的在于纠正阳明后学以先天之本体而废后天之工夫的流弊,强调后天之时用。     

道论诠释学的基本构成与理论特征——以林安梧先生诠释学的存在论为中心

作为当代儒学理论建构系统的典范之一,道论诠释学以"道"为核心,在创造性地综合儒道佛的基础上以"存在三态论"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古典存在论,阐明了与这样一种"道"之存在论密切相关、相互支援并且具有一定方法论特征的道之"诠释学"。这种道论诠释学蕴含着诸多富有独特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特征与思想价值:以"诠释学"这一理论框架重新整合、安置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以"存在三态论"这一思想建构有机地综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儒道佛三大思想系统,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与相应关系;高度重视社会历史生活总体视域下的意义诠释与生存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哲学特征;适当地提升了语言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论地位。     

《老子》道论的形上学诠释

<老子>的道论哲学兼有本原论和本体论的双重含义,还体现着中国哲学特有的"体用一原"的思维方式.老子尚未完全摆脱上古宗教神话意识的影响,他需要从理论上寻求一种"最古老"、"最神圣"的"母性"存在,导致了他的道论包含了本原论的内容;另一方面,老子时代已经发展出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他本人那超越常人的智慧又将他的哲学带入了高度抽象的理性世界,使得他的道论具备了本体论的特征.老子的哲学是"哲学"的,但不一定是完全"逻辑"的,但对于已经习惯于用概念和逻辑把握世界的现代人来说,则不得不用清晰的概念与逻辑去接近老子那终极性的"道".     

邵雍体用论的渊源、特色与定位

体用论在邵雍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邵雍思想的特色所在。邵雍的体用论与哲学史上常见的内与外、基础与表现意义上的体用论颇有不同,代表了另外一种较为陌生的思想传统。此种体用论的直接来源是邵雍之父邵古的声音之学,体用概念是邵雍对声音之学特有的全用概念所作的哲学抽象。其更为久远的渊源则是发端于汉末曹魏之际的“形质论”的体用论传统。此种传统重在分析物理,与在佛教影响下形成的重在分析性理、空理与天理的“本体论”的体用论传统恰相对立。邵雍“观物”的哲学宗旨,与其“形质论”的取向内在相关。     

熊十力哲学的明心论

<正> 熊十力哲学是五四以来传统色彩最为浓重的一个体系,尽管他在实质上也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刺激与影响,但其体系从思想资料到思想方向都显示出与中国传统哲学(包括佛教)的直接联系。因而,在研究熊十力哲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一步彰显出这种联系,还要由此入手,澄清他对传统究竟做了何种适应现代的调整与转化,从而了解现代新儒家之为“新”的某些特质。在熊十力的哲学中,体用论与明心论构成了这一体系的主要部分。体用论以“体用不二”(?)宗,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哲学的宇宙论。明心论则以“本习之辨”为中心,他自称之为“哲学的心理学”。就体用论与明心论的关系说,前者是后者的宇宙论基础,后者是前者在人类     

哲学的实现:马克思、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

贯穿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科尔施、布洛赫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特色构成一种趋向——实践哲学。哲学的"实现"依赖于实践哲学,元批判是实践哲学的基础。马克思早期著作把元批判观点限定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是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最初基础,理性的元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实践哲学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在当代,技术的批判理论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从对理性的一般性批判,转化为对技术和技术学科的实现形式的批判,更新了实践哲学。     

《论语义疏》仁论与玄学体用观

《论语义疏》的玄学倾向引人注目,引发的玄儒关系问题至今仍存争议。仁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以《论语义疏》仁论为考察视角,可从哲学层面窥测玄学对皇侃经学思想的实质性的影响。皇侃会通玄儒,在仁的内涵上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观念为价值取向;在仁性主张上则以玄学本体论及性分说为哲学依据,并将行仁为用、仁性为体的玄学体用观融入、贯彻在其仁论之中。仁非全德,仁性圆足的体仁者虽可达到仁的至高境界,却难以企及体无的圣人之境。     

论朱子的“体用一源”思想

"体用一源"命题最初由伊川提出,其本意是指易学中理象两者融合无间、一体共在的关系,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具有本体论意味的哲学命题。朱子在乾道己丑之前,受李延平影响,主要在体用同时的意义上来理解"体用一源"的意义,这种理解比较符合伊川原意。在己丑之悟后,由于对中和问题看法的根本改变,为了配合其改变后的心性论、工夫论、本体宇宙论,朱子对"体用一源"更多是从体先用后、"体立而后用有以行"的意义上来理解。朱子的这种解释,与伊川的原意有所出入,是出于其哲学"前见"的对该命题的"深刻误解"。     

道教南宗白玉蟾“道心论”考述

"道心论"是指在唐宋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道教南宗的创立者白玉蟾在阐释"道心"关系时所形成的一种修道证道理论,其核心是以心解道、以心释丹。"道心论"是道教南宗理论的基石,南宗关于性、神、炁、精的理论阐发皆受制于此。其理论创建集中体现在白玉蟾《蟾仙解老》中,主要有三个思想内涵:"道即心,心即道",道心不二论;"道由心生、心由道有",道心互化论;"道者,心之体;心者,道之用",道心体用论。道心论涉及道心关系、身心关系和性命关系诸层次问题,其中,不二论与体用论主要是解决修道根基问题,互化论则是针对修道实践问题。通过"心"为中介,将形上之道论与形下之丹法整合起来,构建了极富特色的"道—心—丹"丹道理论模型,成为宋代道教丹法思想演进中极重要的一环。     

从《周易》看中国文化的工具理性思想

在马克斯·韦伯的理性思想和中国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工具理性缺乏论"一度被广泛认同。如果我们跳出这种"刻板印象"的桎梏,从身体哲学和实用主义的角度考察,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周易》中实际上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工具理性思想。这种工具理性既体现在其兼具直觉式和实用式的"乾坤并建"的哲学思维方式上,也体现在其"利用安身"的实用主义方法论中,并最终推出了一种"道器互显"的"用具的形而上学"。《周易》的工具理性思想奠定了中国哲学工具理性的基本框架,为我们开显了一种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生存论智慧。     

“体用”“体相用”概念起源再考

《敦煌秘笈》中的“不知题佛经义记”中频出的“体义”一词构成“体用”概念的重要过渡概念。而这一概念之所以被“体用”概念所取代，与“体一义异”的命题不如“体用相即”命题更适合表达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关。“体相用”概念的直接来源虽然是6世纪前半叶问世的《宝性论》和《金刚仙论》,但自5世纪末开始，佛教文献中出现的“体-功-德”“体-用-义”等三字一组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思想界已经力图超出“体用”二元思维的限制，创立一种三元思维的概念框架来更深刻地界定客体的内在属性和动态机制。“体相用”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交涉互动的产物。     

郑玄“太易”说与中国哲学本体论逻辑进程

先秦本体论哲学原本是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合一的,也是有无混一、体用不二的。但是秦汉以降,中国的本体论哲学有两个思维发展的歧出,一是"元气论"的宇宙生成论;二是玄学"本体论"。这两个思维发展的歧出分别延续了最高本体双重规定的"器"的层面和"道"的层面,"有"的层面和"无"的层面,"用"的层面和"体"的层面。发展到宋代的理学,这两个歧出终于都得到修正,呈现出向先秦本体论哲学圆融特质的回归。在这一逻辑进程中,郑玄对《易纬》"太易"范畴的解读在很多方面都是重要的一环。     

陆九渊心学的体用论

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心体、心之体和心之本体概念,指的主要不是存有论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人心的本来体段、本有状态。在其实质上,指向人的伦理行动的先验根源;在其功能上,它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展开提供价值法则和意义担保。统观陆王心学的体系,在体用思想上,应当说都是体用兼举的,两个体用论的具体意义也是有差别的。陆九渊以好善恶恶、好仁恶不仁即传统儒家的"好恶"观念来诠释"心之用"的思想,对后来王阳明用良知之"是非"即先验性的道德判断来推进儒家"好恶"思想,进而建构其即体即用的心学学说有直接影响。     

论邵雍先天易学哲学的体用观念

邵雍在其先天易学哲学中广泛运用了"体用"观念。在邵雍这里,"体用"既可以在性质范畴下对应事物的阴阳属性,也可以在关系范畴下描述事物互为体用的关系。由"体用"引申出的"体性"概念展现出了阴阳世界的复杂多样,以及易学阴阳模式的强大解释力。而"体用"与先天学之数算结合产生的"体四用三,存一不用"思想,作为先天学世界图景的基本架构,蕴含着邵雍对于生生不息之自然运化背后的必然性根据的深刻思考。     

欧阳竞无的三重四种体用观

欧阳竟无在《唯识抉择谈·抉择体用谈用义》中给出三重四种体用观。第一重“粗言”体用，第二重“细别”体用，第三重“以相明体用”；其中第二重又区别“体中”与“用中”，提出两种体用观：这样就有四种体用观。其中，第一种照应了中国传统体用理论框架；第二种将“体用”与“唯识”联系起来；第三种“种子为体，现行为用”是欧阳的创见；但最能代表欧阳思想精神的是第三重也即第四种体用观，因为在这里欧阳其实已经扬弃了体用概念于“相”的思想中。正是出于对“相”的重视，欧阳不但越出，而且批判传统体用观，拒绝一往而谈“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