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论与传统儒家形而上学

中国早期哲学思维方式属于本源论模式,具有形象化特征,欠缺思辨性。佛教将万物视为相、用,以为其体或为心、或为空等,表现出哲学思辨模式。宋明儒家吸收了这种抽象化思辨模式,其代表之一为朱熹。朱熹以体用论为思维方式,将万物之理视为体,万物之流行与发用视为用,比如道之体为性,道之用为情。体用方式成为朱熹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式。早期的朱熹体用论依然具有本末论色彩,其表现为"中和旧说"。后来的体用论有效地克服了本末论(本源论)的局限性,进入了思辨性阶段,其表现为"中和新说"。朱熹体用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提升为思辨哲学,并成为一种追问终极性存在的本体论。     

当“道体”遭遇“理本”——论朱子“道体论”的困境及其消解

朱子强调"理气为二,理在气先",却反对"道物为二,道在物先";强调"理无动静",却主张"道体"不息,有时又将"理""太极"与"道"的概念相混同。这反映出朱子在论"理"与论"道"上的分裂,也对其"理实体化"的立场带来了冲击。由此,朱子的"道体论"与"理气论"是否一体,以及其"道体论"内部究竟是保留形上-形下、道-物的二分,还是主张"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就成为理解朱子哲学的关键问题。对此,黄榦选择慎言理气先后问题,通过引申朱子"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的说法,转而强调"道体"的即体即用、即存有又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朱子哲学中的难题,并在实际上开启了理学思维去实体化的路向。     

一而二,二而一:朱子哲学的思维结构与理论纲脉

现有的朱子哲学研究往往重于概念分疏和思想流变,常令人迷于节目之繁而不得其纲领,或难于贯通。朱子明确指出"巨细相涵""先立乎其大"———这是朱子方法论的自觉,强调学问的整体性与圆融性。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出发,认为"一而二,二而一"是朱子哲学核心的思维结构,是其总纲与枢要,是对待与流行的圆融。贯而通之,其人道论是"心统性情";天道论是"道兼理气";工夫论是"敬贯体用"。由此,天人心道贯通,本体工夫契合,从而展现出朱子哲学之脉络。     

易学视域下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直被认为是程颐哲学思想的核心,但研究者对于这一重要命题的阐释历来都是在哲学背景下进行的,而往往忽略了其易学背景。本文则是以易学视域为起点,对这一命题进行探讨的。首先,通过对"象"与"理"关系的探讨勾画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所针对的易学问题。其次,在此基础上阐释这一命题的具体内涵。最后,揭示出这一命题在易学史和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仁术与仁心——以朱子的解释为中心

本文以《孟子集注》为中心,呈现朱子对孟子哲学中"仁术"与"仁心"等核心概念的思考与理解。在朱子的注解中,有关"仁心"的讨论聚焦于"仁心"发用的差序问题。朱子通过对人物生成本质同一与差异的揭示还为此差序奠定了生成论上的根据。在此基础之上,"仁术"成为了直面现实、积极措置从而实现"仁心"的必要行动。朱子在生成论层面的这一推进,不仅是对孟子以来儒家哲学的重要发展,同时也表明了朱子道德哲学的自然基础。     

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栻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观

在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台湾辅仁大学,2009 年 7 月 8 日—11日)上,我提交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文化体用论评价》一文,主要评析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 (含海外华裔学者)就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提出的各种文化体用论说,诸如中体西用论(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体西用论(贺麟)、西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者、充分世界化论者)、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论 (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论(张岱年)以及"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克立) ,等等。针对以上各种对文化体用论的分析,我受方克立先生的影响并在其文化论说的     

为何经验命题重要?——对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中经验命题概念的分析

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之前,曾比较频繁地使用"哲学语法"或者"语法命题"等概念。但在《论确定性》中,"语法"这一概念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与此同时,经验命题与逻辑命题这样的概念却常被提及。本文试图分析经验命题与语法、逻辑命题等概念的复杂关联以及经验命题在《论确定性》文本中的重要地位。在这种理解中,我们还可以大致区分出两种经验命题,这对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说服思想实验中的语言游戏演变甚至其晚期哲学都有着重要意义。     

实践哲学视域中的王船山体用论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史中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王船山对贵体贱用的体用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相与为体"的观念,强调了体用之间所具有的交互性。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体用之间并不是形而上下的主从关系,而是主、客在经验的语境中形成的交互性的关系。体不能脱离用而成为孤立的存在,正如理论无法超出生活实践找到立足点一样。笔者认为,船山的体用论蕴含着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是中国哲学真精神的体现。     

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

朱子的《太极解义》是其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这一建构,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开发了《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把太极动静阴阳论引向了理气哲学的开展;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的内涵,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这不仅使朱子在其后期思想发展中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更为宏大的发展,也使得北宋以来的道学在理论上和体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陆九渊心学的体用论

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心体、心之体和心之本体概念,指的主要不是存有论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人心的本来体段、本有状态。在其实质上,指向人的伦理行动的先验根源;在其功能上,它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展开提供价值法则和意义担保。统观陆王心学的体系,在体用思想上,应当说都是体用兼举的,两个体用论的具体意义也是有差别的。陆九渊以好善恶恶、好仁恶不仁即传统儒家的"好恶"观念来诠释"心之用"的思想,对后来王阳明用良知之"是非"即先验性的道德判断来推进儒家"好恶"思想,进而建构其即体即用的心学学说有直接影响。     

邵雍体用论的渊源、特色与定位

体用论在邵雍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邵雍思想的特色所在。邵雍的体用论与哲学史上常见的内与外、基础与表现意义上的体用论颇有不同,代表了另外一种较为陌生的思想传统。此种体用论的直接来源是邵雍之父邵古的声音之学,体用概念是邵雍对声音之学特有的全用概念所作的哲学抽象。其更为久远的渊源则是发端于汉末曹魏之际的“形质论”的体用论传统。此种传统重在分析物理,与在佛教影响下形成的重在分析性理、空理与天理的“本体论”的体用论传统恰相对立。邵雍“观物”的哲学宗旨,与其“形质论”的取向内在相关。     

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

中国哲学“体用”观念的树立，起始于六世纪初的南朝佛教撰述。梁武帝、沈绩与宝亮等佛教思想家在形神论语境中缔造了这一哲学范畴。而在北朝佛教地论学派的撰述中，体用观念整体上带有明显的修道论色彩。梁武帝与沈绩以“体”为中心，以“用”为附庸，体用之间无所谓平等。但是，在地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法上所撰《十地论义疏》中，体用与本末一样，指向不同的修道位次，体用平等关系由此浮现。法上更在缘起论语境中开出体用说的存在论意义。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为体用成为中国哲学的关键性范畴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何成为一名反表征论的实在论者?——经由语用中介的表达论策略

表征论认为心灵内的观念是关于外部世界中事物的表象,在此意义上,表征论必然预设承诺外部世界实存的实在论立场.将表征论和实在论捆绑在一起的通常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在反表征的意义上成为一名实在论者.早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试图分离表征论和实在论,其策略是用纯粹形式化的命题图画来"显示"世界,其问题在于无法直接谈...     

邵雍哲学的体用论

邵雍哲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复杂而系统的体用论。这一理论有严整的结构。一方面,关于事物内部的关系,邵雍以体四用三的形式,界定了事物之整体及其自身当中之为形质性与活动性的因素,表达了对于用与不用的理解;另一方面,关于事物之间的关系,邵雍则以体用对待的形式,从动静、主从、高下、先后等角度说明了体用的复杂含义与事物的多重样态。邵雍的体用论以物为对象,以物理为内容,体现了其观物的哲学宗旨。不同于本体大用的模式,邵雍的理论接续了王弼以来中国哲学固有的体用论的传统,展示了理学初期理论建构的一种方向与可能。     

《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

<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本书聚焦于朱子的历史观,即朱子如何认识和理解"历史世界",以及在朱子的内在视域下,历史世界以怎样的形态展现。这样的论题突破了传统朱子研究集中于理气论和心性论等范畴,将哲学与历史的视界打通,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朱熹的思想世界。     

太极与The Absolute——对中西哲学比较的一个反省

贺麟把中国哲学当中的"太极"当作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由此提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absolute idee)就是"太极"。这种以中释西的格义做法,在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初期,情有可原。遗憾的是,贺麟走得太远,他进而认为,朱子同黑格尔一样都是绝对论者。这个结论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他关于"太极"一词英译的意见之上。贺麟坚信,是the Absolute而不是更多人采用的the Great Ultimate或the Supreme Ultimate,才是对"太极"最好的英译。考其理由,是他认为Ultimate无法反映朱子所说的"太极"除了"至极"之外还有"大中"之意。但贺麟对朱子太极思想的这种理解与朱子原意恰恰是相违背的。这个例子提示我们,成功的中西哲学比较必须建立在对中、西哲学文本准确而全面的理解之上。     

体用互余:论方以智易学哲学的“四分用三”说

方以智易学哲学中的"四分用三"说是对邵雍先天易学"体四用三"说的继承和发展。他区分了"有体之体"和"无体之体"、"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并基于体用的两层内涵提出"体用互余",强调体用相对待之中有统贯体用的无对待之至体。同时,体用交轮体现为"一其体用",这是方以智对《系辞传》"易无体"而"以前民用"的诠释。方氏的体用思想与其"先天即在后天中"的易学主张是一致的,其目的在于纠正阳明后学以先天之本体而废后天之工夫的流弊,强调后天之时用。     

论朱子性情关系中的性善论假设

在朱子性情关系的多重分析中,性善论只是一种假设。此种假设体现在“性体情用”原则中,体现在“心统性情”关系中,亦体现在“心贯已发未发”命题中。此种假设在朱子哲学中是可能与必要的。对于朱子性情关系中的性善论假设进行剖析,有助于为研究朱子哲学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