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哲学,还是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范式的重新认识

在当代西方哲学面临从意识哲学向后意识的身体哲学的理论转型之际,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范式提供了契机。一种对中西传统哲学的深入比较将使我们发现,与传统西方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与其说是坚持一种“反思”的取向,不如说是坚持一种“反身”的取向;与其说是具有一种“祛性”的特征,不如说是具有一种“尊性”的特征;与其说是以“还原论”为其原则,不如说是以“系谱学”为其原则。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传统哲学在其理论范式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而非意识性哲学。故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古人不仅坚持“即身而道在”把身体提升到“道”的高度,而且还使该“身道”一以贯之地贯彻在诸如宇宙论、伦理学以及宗教观等中国古代的理论之中,使之成为通向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真正的不二法门。     

劳动实践精神与人为践履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比较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但如果与以认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西方传统哲学相比，它们在从实践或“为”的角度考察人与世界的根本性关系方面，却明显存在着一些潜在的相通之处，从而分别体现出“劳动实践”的哲理精神与“人为践履”的哲理精神，并且因此在有关知与行的关系、有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问题等方面也形成了某些相似的思想倾向，值得我们今天对于它们展开深入的比较探讨。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中国有无哲学”之争并不肇始于哲学概念与学科传入中国,而是在西方近代就已经开始了。对于中国有无哲学之争的背后,在西方人那里都是以一种想象他者服务自身的心态在起作用。从元哲学角度及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与作为人类一种活动的区分上,认定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学科,但存在着哲学活动。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认定的中国没有哲学,相反,事实是中国思想往往受中国哲学强有力的直接统摄并以中国哲学为灵魂。     

论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门派 ,其内容博大精深 ,影响广泛而久远 ,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可归纳为“内圣外王之道”。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阐释在古代和近代有所不同 ,涉及内修与外用、中学与西学等关系。“内圣外王”作为价值观 ,其本体论依据为天人关系论中的“天道”或“人道”本体论 ,其认识论依据为内在超越思路和“知行合一”观念。     

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哲学的情本主义

一种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发现,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是从"理本主义"出发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是以"情本主义"为其依据。这种有别于"理本主义"的"情本主义"可谓是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中国哲学的各个领域。在人生观上,它使中国古人更多地把大爱无疆的"圣贤",而非穷究真理的"智者"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高理想。在道德观上,它使中国古人更多地以一种"以情释德"方式,而非以一种"以理释德"方式理解道德良善。在宗教观上,它使中国古人更多地通过"天亲合一",而非"神理合一"步向终极性的神圣。穷本而追源,这种有别于理本主义的情本主义之所以可能,是以一种特有的中国式的身心观为其根本的故端。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立足于一种"身心二分"的身心观的话,那么,传统中国哲学则使自己奠基于一种"身心一体"的身心观之上。换言之,正是这种不同于"身心二分"的"身心一体",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人之所以重情、尊情,之所以以情为本的真正隐秘。     

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谱系的关键之维，近年来受到学界密切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解读关键理论家的相关思想成果，从而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研究主题以具体规定性，是将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必要环节。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继承性三大理论特征。其创造性体现为对“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性区分，对“两个决定论”的创新性解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系统性阐释。胡绳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两种身份”,前者为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理论”,属于一个“历史事实”;后者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属于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所蕴含的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意识、对教条主义束缚的破除、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均体现了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特征。其继承性体现为这一新知识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论、社会进步途径、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深刻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共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架构。     

中国哲学和符号学

“中国哲学”一词今日实际上用于表示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门现代学科;由现代中国哲学家和国外汉学家经由中国古代人文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创建于20世纪。这门学科现在已获得汉学界和哲学界的公认,成为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个职业领域。正像其它学科一样,中国哲学学科也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制度、科研规划、技术性标准和学术活动目标。从职业角度看,有关中国哲学的任何问题都可在其目前行之有效的学术框架内提出和解决。然而,中国哲学最近在其职业领域之外也引起了学术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其现代价值也开始从其自身学科框架和习常讨论范围以外的各种新角度加以重新考察。本文即为从包括解释学在内的符号学角度对中国哲学学术思想价值和潜力重新进行评估的尝试。     

中国哲学研究的身体维度——北京大学高研院暑期学术工作坊综述

2010年7月12-13日,"身体研究的问题意识"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发起并主持.参加本次会议的有张祥龙教授、张再林教授、王庆节教授、张曙光教授、李河研究员、杨大春教授、陈立胜教授,原定参加会议的蒙培元教授因故未能到会,但提交了书面发言.与会学者围绕"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身体维度"这一主题,就中国哲学研究的身体维度能否成立,中国哲学的身体性研究能否带来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身体研究能否为人类当前面临的大问题提供不同于西方的解答等问题展开了深人的交流与探讨.     

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

身心合一论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观念。身是以“气”为根基, 并通过“修身-修心”与“修心-修身”可至天人合一的身体。本文选取中国古代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儒道两家思想, 融合现象学视角来诠释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中的身体观对身体主体性的生动凸显, 以及从“身-心-世界”三者互为交涉的层次上所建构的特有的认知观。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具身认知观的日益关注, 结合中国古代思想视角开展的具身认知研究可在促进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同时促进具身认知研究范式的成熟。     

本体与境界——中国古代哲学主题的理论阐释

中国古代哲学的主题和本质是什么?如何恰如其分地阐释和说明它?前人已经见仁见智,为我们作了许多富有成果的探索。然而,笔者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从人与世界整体性关系出发,将为中国古代哲学主题的重新审视和系统分析提供新的视角。     

现象学与中国古代哲学

本文从彻底经验主义、人本主义、唯生主义这三个特征的分析入手,揭示了作为当代西方人文科学哲学基石的现象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基本精神的内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夫道,天下之公道也”这一闪烁着解释学思想光辉的人文理想,并从道的辩证性格出发预测了中西文化运动今后各自的走向。     

训诂哲学初论

训诂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门类，历史悠久，积累丰厚，在文化经典的保存、整理、传播、解释和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诸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被称为“书本子上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必须注意古代经典的一体多元性和汉字本身的特殊性。本文申论了饶宗颐先生所提出的训诂哲学，初步提出训诂哲学就是以训诂的方法研究及阐发哲学范畴。具体内容包括考论特定的，作为哲学范畴的语词，追溯其发生、发展的途径，梳理哲学史层累的端绪，进而建构新的哲学思想。但是，训诂哲学不仅仅是文字学意义上的训诂。而更侧重文字的哲学意义。认为“哲学”本身可以作为训诂的对象，欲明哲学，必反之于经典，研习经典，必落实于字词；同时，求得字词的内涵，认识经典的价值，必依赖于哲学。     

中国哲学中的情感理性

有没有情感理性?何谓情感理性?这可能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我对中国哲学的一种理解.我认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是"情理"之学.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一、从“道”到“德” 在中国哲学里,其“道学”中的彻底经验主义的思想呈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走向:一是从道的形而上走向道的形而下,一是从道的外在性走向道的内在性。如果说从前者出发形成了“显微无间”的中国思辨传统的话,那么基于后者则产生了“道德合一”这一中国哲学特有的思想。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式：系统为基的“主主平等普惠”——基于对中西现代化哲学根基的比较分析

要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明确其研究对象、基本方法、哲学范式、核心概念、主体理论、总体框架、理论地位等，其中哲学范式是最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和“西方中心论”的哲学根基是“主客二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主主平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确立的新范式是系统为基的“主主平等普惠”。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逻辑，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也反映了21世纪世界发展大势和走向的时代逻辑。系统为基的“主主平等普惠”,摒弃主统治客的“主客二分”哲学范式；反对基于“一元”的对立，立足“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把系统各要素都看作主体，而非有的是主体、有的却是客体；强调各要素作为主体都是平等的“主体”,主体之间是平等关系，具有“平等性”;注重主体际所具有的“普惠”性，即共享发展、共同富裕、和谐共生、合作共赢；蕴含“利他为善”“化人为善”“善治普惠”的时代精神。     

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一代思潮分析哲学以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把握世界和存在,表现了哲学思考在语言的层面寻求普遍性和确定性的趋向;以逻辑分析作为主要方法,分析哲学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注重对概念的澄清、辨析、注重论证的严密性,这种论证过程以讲道理为实质的内容。语言的逻辑分析同时展开为意义的追寻,但在分析哲学中,意义的追寻主要侧重于认知-理解层面,与价值-目的相关联的意义则多少处于其视野之外,其中蕴含着对意义追寻的单向度性。从形式层面来看,中国哲学表现为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形态和历史形态的统一。就既成的或历史形态的中国哲学而言,借助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有助于澄清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揭示其理论内涵,并对其进行逻辑的重构;从中国哲学的生成性看,当代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理解和建构过程,同时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过程,在这一层面,应注意的首先是逻辑分析与形上智慧的结合;其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背后,是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如何融合以及形成世界哲学视域的问题;复次,在注重逻辑分析的同时,应走出语言的界限,回归存在本身;最后,以成己与成物的统一为前提,当代中国哲学应扬弃分析哲学在意义追寻中的单向度性,在更广的背景中展开智慧之思。     

论中国古代哲学的情感思维

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是什么类型的思维,其思维运行机制如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是一种情感思维,它既不同于以概念为中介的逻辑抽象思维,也不同于以表象为中介的形象思维。情感思维是以主体心理情感为反思对象的内向性思维,它是对主体心理和情感倾向的自我体验,是一种价值认识。我们考察中国古代哲学史,可以看出,情感不只是心理因素。     

中国哲学的意义之维与方法选择

试图抛开"中国是否有哲学"的本根性追问与"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语境性设问,也暂时搁置"中国哲学如何建构"的宏大叙事理路,是因为我们必须回到我们依然"在场"的真实内心,必须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与问题",那就是"中国哲学意义维度为何"以及用何种方法使之恰切地呈现。当下的"中国哲学",有三种连续性的意义:一是奠基性的中国古代哲学(也许说"思想"更理想),其意义自在于经典文本与传统中,它的本真呈现应运用经典解释学方法;一是生成性的中国近代哲学,其意义他在于与西方哲学比较中,它的确当表达应运用哲学解释学方法;一是展示性的中国当代哲学,其意义自为于激越当下的生活世界中,它的理性提升应运用现象解释学方法。     

分析的历史与历史的分析—近30年西方古代与中世纪哲学研究综述

本文从原始文献的编辑整理和基本研究范式的转变两个方面，分别概述西方古代哲学研究和中世纪哲学研究的近30年来的新进展和前沿问题。笔者力图较为全面地呈现晚近古代哲学文献编订整理工作的丰硕成果，同时通过考察当代哲学史家对“何谓古代哲学”、“什么是中世纪哲学”等学科基础问题的讨论，指明在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研究领域，借助分析的手段重构哲学史，同时坚持在历史语境中展开哲学分析，这一崭新的研究方法已经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极大推进了当代视野下的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