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自为”之学和心说

孟子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人学,而且将孔子的“为己”之学发展为“自为”之学。由于孟子把人视作为自为的主体,因而把不为孔子重视的心的地位突出出来。张岱年先生指出;“孔墨老都没有论心的话,第一个注重心的哲学家,当说是孟子。”（《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张先生的话可谓卓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确实是孟子最先提出关于心的学说。“自为”之学和心说的提出,是孟子对中国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一、从孔子的“为己”之学到孟子的“自为”之学儒学是在一种…     

犯其至难 图其至远──评《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

自从儒学的官学化得以实现以后，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历代最高统治者多奉儒家思想为圭臬，所以自汉代以降，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与追谥，亦是代代升级，甚至将孔子抬到“吓人的高度”，将孔子尊为“至圣先师”，并且对孔子的直系后裔也是恩渥优礼。历代的文人骚客也对孔子咏之颂之，极尽赞美之辞。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孔子的故里曲阜陆续立起了大量的碑刻。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人们为寻求文化出路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儒学的时候，我们当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当人们普遍感叹儒学课题几已做尽的时候，我们应怎样积极…     

孔子与“礼”

“礼”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准则 ,近似于不成文法与道德伦理精神的综合 ,有着明显特点。孔子认为“礼”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面对着时代的变革 ,孔子在继承和总结前代遗产的基础上 ,对“礼”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 ,他把传统的“礼”纳入到他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之中 ,使之成为他所倡导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二 ,在此基础上 ,他把“礼”与“仁”结合起来而赋予“礼”新的内涵。第三 ,在政治上 ,孔子把“礼”与“德”联系起来 ,特别强调“礼”与“刑”的对立。第四 ,在“礼”的社会作用上 ,孔子更强调其协调社会关系的目的。孔子对“礼”的内涵的补充和发展 ,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试论孔子“信”伦理观念的教育价值

孔子认为,“信”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并贯穿于全部社会生活之中,它是“仁爱”的必然要求,亦是“行仁”和“仁政”的具体体现,没有“信”就无所谓“仁”。因此,孔子把“信”确定为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内容,同时也把“信”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立教方法。面对东西方的伦理道德危机,当代社会生活必须强调修“信”和养“信” 的重要性,崇尚取信于民的治民之道、童臾无欺的经商之道、讲信明义的交友之道和言行统一的自立之道。     

《论语》成为经的时间考辨

很多人都同意：《论语》是在汉代成为经的。但是,最近有论者把《论语》成为经的时间定于宋代甚至元代。这种新鲜的看法事实上反映了他们贬低孔子地位的“非圣”心态。汉代七经之说早已确切无疑地显示《论语》是经。《汉书》的有关记载和汉代教育中《论语》的特殊地位等,也为《论语》在那时属经提供了证据。     

要在吸取精华

<正>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道德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民本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思想。研究孔子要善于取其精华。历史上有两个孔子,一个是被歪曲的孔子,一个是孔子本人。孔子的孙子和西汉的董仲舒都歪曲过孔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宋代理学家吸取佛教教义对孔子进行歪曲,后来也不断有人对孔子作这样那样的歪曲。研究孔子要对孔子的著作做慎重的考辨,要把歪曲的纠正过来。例如《论语》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际上是民本主义思想的表现,是说人民同意、赞成的要“由之”即听从,人民不同意不赞成的要“使知之”即     

令人惊异的"建筑风水文化(执行官)认证培训

《科学时报》9月8日刊登《莫让“风水学”风生水起》的短文说,据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副秘书长徐韶杉介绍,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委托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开展“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考核,合格者将由中心颁发证书。红网发表文章说,政府应该是科学、理性和良好社会风俗的领导者、维护者,为“风水学”这种自古以来就争议颇大、有“伪科学”之嫌的大开绿灯,是不该的。短文说,大学把“风水学”作为选修课也无妨;商人富人迷信风水也罢,那是他们的自由。不过,如果要把“风水学”显化为政府行为,就有商榷的必要了。因为通过政府行为,让“风水学”显…     

孔子研究发微

<正> 近几年来,研究孔子的兴趣,不仅在一部分专业学术工作者当中重新抬起头来,而且吸引了一批业余研究工作者。目前已有不少关于孔子及其后学的论著问世,更有专门研究孔子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肇兴。孔子研究之风方兴未艾,正是我国学术文化日益繁荣的具体表现。孔子是春秋时代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他所开创的儒学,战国时代即已发展成为“显学”,汉代以后更进一步成为享有“独尊”地位的官学。儒家思想作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正宗思想,曾长期支配过人们的思想言行并渗入整个社会生活,对稳固封建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帮手作用,其思想影响至今犹存。儒家学派作为最古老、最庞大的一个学派,经过自身的长期积累,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构筑了一座宏富的殿堂,并丰富了世界     

《甘棠》与孔门《诗》传

新发现的《孔子诗论》使我们对孔子《诗》说有了远超前人的认识。孔子《诗》说全面深刻把握《诗》旨,以《甘棠》为例,孔子以“报”一字总括,并层层解说其义。本文还就《甘棠》诗,梳理了自孔子《诗》说一直到汉代尤其关系本事的“传”的传承谱系。     

孔子孝论的汉代异化及其影响——以孝亲类案例进行探析

汉代“以孝治天下”,利用教化、奖惩等手段,采取“以孝人律”的强制措施,极力推行儒家孝伦理,孔子原始儒家之孝论在汉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乃至异化。以孝亲案例探讨孝伦理的异化,有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孔子孝论的内涵和实质,厘清原始儒学与后儒的区别,正本清源,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服务当今社会。     

孔子讥刑鼎辨析

孔子反对晋铸刑鼎就是反对法的公布和新的法律制度,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本文对此作了三点辨析:刑鼎上所铸的“范宣子所为刑书”实际上是范宣子一度承用过但已被他自己废弃了的夷蒐法;孔子和蔡史墨都认为荀寅把这样一个废法铸之于鼎是违背礼的精神的,是“失度”、是“法奸”;子产其人和其所铸刑书都不是“弃礼”的,郑刑书和晋刑鼎并未创制一种如叔向所担心的“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法律制度,孔子反对晋刑鼎而不批评子产铸刑书,正是他坚持礼制的一贯立场的表现。作者认为,孔子反对晋刑鼎不是反对法的公布和新的法律制度,而是为了维护礼制。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治理构想中的“儒墨相用”及其启示

在先秦诸家的社会政治治理构想中,儒家创始人周公旦主“神性血缘说”和“遵从民心观政说”,孔子改为“人性血缘说”和“道德教化说”,都忽略了世人的社会经济需求。墨子针对儒家“礼乐靡财”而提出“节用”说,把发展经济以稳定社会作为重要治理措施之一。孟子接受墨家提醒而提出“制恒产”主张来补充儒家治理措施中的经济缺环,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政治管理一体化”与“国家经济管理一体化”构想。这些,被唐人韩愈名为“儒墨相用”。“儒墨相用”的历史事实给我们的文史研究方法以诸多启示。     

孔子不是有神论者

孔子是无神论者。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一段话中所说的“天”,与《易传》中所表达的“天之道”的含义相一致,指的都是自然。孔子认为人死后无知无鬼。他虽重视祭祀,但并非相信鬼神,只是为了“神道设教”。孔子以后的荀子、王充是较孔子更为彻底的无神论者,然亦重祭祀。他们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并不真信鬼神。孔子之所谓“天命”,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他所谓“命”,是指人的寿命、运命而言。无论在形神关系还是天人关系上,孔子都不是有神论者。     

浅议儒家义利观之主旨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而儒学作为二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凝聚了大量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精华,对其充分挖掘利用,亦为当务之急。在儒家思想中,“义,宜也”(《二程集》),“义者,事之宜也”(《四书集注·学而》),指正义应当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孔子、孟子都把利理解为“私利”。冯友兰先生说过:“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犤1犦儒家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极为丰富,其主旨为:一、见利思义孔子主张…     

儒学传统: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平衡与开展——略述孔孟荀思想脉络

孔子从世间日常情感出发建构的儒家思想体系与价值意识,体现有“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一种运思方式与精神特质。由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其开展的思想脉络是:孟子把孔子信仰的一面强化了,荀子则把孔子理性的一面张扬了,他们各自从不同面向丰富了孔子原创儒学的体系,无需贬彼褒此。     

孔子的男女、婚恋观之我见

孔子认为理想的人类社会应当建立在“仁”和“札”的基础上,应当是充满仁爱礼义、和睦亲善。 孔子就是从仁爱礼义立场出发而去看待男女、婚恋问题的。 孔子根据人的生理,明确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在孔子编纂的《诗经》中,有许多诗歌描写了男女之恋的真诚、热烈,为人们构画出一幅幅追求婚恋幸福、贞洁的图画。如《桃夭》一诗写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言其妙龄美女在鲜花盛开的阳春三月欣喜出嫁,新婚之室家会多么美满和顺。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六朝南方开发的几个问题

六朝时代是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总的衰退背景下展开的,不利的气候环境以及开发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灾害都影响着南方开发的深度与广度。在南方社会经济发生了有别于汉代质的变化的同时,汉代发展落后的局部地区后来居上,远远超过汉代水平;但一些汉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却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长江流域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并非都呈上升趋势。在六朝这一特定时期,大族广占依附人口及封占山水,是南方开发中必要的先进生产力形式,应予充分肯定     

汉代诸子学与汉代学术--兼评《汉代诸子与经学》

“合”是汉代诸子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合”不是“大杂烩”,而是指各家彼此渗透、相互吸收和融合。正是这种思想的整合以及在整合基础上的发展,才形成了汉代诸子学“多元一体”的特征。两汉时期的政治社会因素不仅为诸子之学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还直接影响诸子学的发展方向,使汉代诸子与先秦诸子有截然不同的表象,在两汉历史发展过程中明显表现出阶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