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基督教的人权观念与人权实践

作为现代宪政制度核心理念的人权原则起源于基督教的伦理规范。基督教伦理规范在权利的概念、权利的平等保护、对待法律的内在态度直至宪法规范的构成等多个方面构造着现代宪政制度的始源和根基。宪政的这一宗教之维,同时造就了宪政制度历久弥新的伟大传统,每当宪政秩序面临侵害与威胁之时,这一历史传统就会变得更加鲜活而有力量。     

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制度建设与伦理秩序重建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由顺从压迫、不自觉反抗侵略到自觉为民族独立而奋起抗争的伦理觉醒过程。在此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奠定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经济基础,以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保障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运行,以文化制度建设推动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伦理秩序重建与转型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对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中,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合理与优秀成分得以保存,伦理的延续性使其在新的乡村生活中仍继续发挥着维系作用。     

论当代中国价值虚无主义精神状况及其超越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价值虚无主义精神危机,它侵蚀着社会的精神基础。价值虚无主义在心灵结构中表现为终极价值的贬损、规范价值的逃遁和功利价值的独尊。公共精神、制度伦理的匮乏是导致伦理环境恶化的重要现实根源。因此,重建良性价值秩序的路径只能是公正社会秩序的构建与公共理性的培育,并辅之以意识形态的信念重塑。     

略论儒家经济伦理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经济伦理是社会伦理发展的睛雨表,更是直接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精神力量。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传统伦理的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与时代局限性并存。为了充分挖掘儒家经济伦理的资源,使之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不仅要从伦理精神和伦理规范层面实现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还需要在制度层面实现改革,创造一个包容古今文明精华的制度环境。     

大学精神的伦理形态及其参与社会道德治理路径研究

大学精神是以至善为特征的伦理精神,是伦理实体和道德主体的统一,是大学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的综合体,不仅反映着大学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而且规定着大学人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发挥大学精神的能动作用推进社会道德治理,一方面能够推动大学参与塑造社会伦理实体,形成更加民主、自由的社会伦理关系和稳定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发挥大学的道德教育功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提升公民的道德品质素养和道德行为,培育社会道德主体。     

社会诚信建设的现代转型——由传统德性诚信到现代制度诚信

德性诚信与制度诚信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不同的诚信建设模式,是传统德性伦理与现代制度伦理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体现。德性诚信主要靠道德舆论、习俗、良心、信念等非正式制度维系,制度诚信主要靠法律、法规、规章等正式制度维系。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德性诚信转向制度诚信,是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人际信任转向制度信任、信任担保由人品转向契约等社会变迁发展的结果。当前的社会诚信建设,需要在传承中国德性诚信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顺应现代诚信建设制度依赖的趋势,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现德性诚信内规与制度诚信外治的有机结合。     

复旦应用伦理学中心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在上海成立。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社会各领域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层出不穷,急需伦理学说予以回答和解决。如:市场机制的经济活动需要伦理规范为之提供道德秩序;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更需要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保护;生命科学的高速发展又提出了亘古未有的一些令传统观念感到困惑难解的生命伦理问题。另外还有制度伦理、家庭伦理、教育伦理等层面上的问题。这些都说明,在加强伦理基础理论建设的同时,必须认真关注伦理学的应用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及其现代置换

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研究,学界多纠结于其"德治主义"抑或"德治道统"的演绎上,对其惰性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却少有问津。诚然,传统政治伦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专制道统、礼仪制度、宗法等级观念等,以其既有的社会传导功能阻滞着人之现代化实现。它消解着人们的法治意识,破坏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应然秩序和价值期待,并造就了当今政治道德生态的多种症候。在现代化的追梦中,必须摒弃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实现政治伦理文化的现代置换,真正构建一种以人民利益至上,平等精神、责任意识、公正意识和服务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伦理文化。     

资本的扩张与村落的“终结”——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逻辑及其伦理反思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追求自我增殖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必然成为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并日渐获得其在现代乡村社会的宰制性地位;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不断实现对传统乡村生产与生活空间的"资本化"扩张,并由此加速了村落"终结"的进程。应当看到,此种村落"终结"并不仅仅体现为村落数量的减少,更在于资本逻辑作用下传统村庄伦理共同体的衰落及其作为乡村伦理文化根基与载体功能的式微。易而言之,村落终结并不单纯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村落减少,而在于村落所体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伦理共识、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的"终结"。在乡村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应当通过对资本逻辑有效的伦理规约,既维持其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又为资本的空间扩张框定必要的伦理边界,从而实现村落的"重生"。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伦理秩序既是"生成"的,也是"建构"的。强化"伦理秩序"意在拓展和挖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价值深意。建构或提供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发展相适应的、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发挥蕴含于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伦理关系、主流价值诉求及其善恶研判标准的伦理秩序功能,以聚合国家治理秩序的复线图景,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机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德治与法治的协同共治,以形成伦理秩序的价值共识,将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秩序的方法论原则和践行性路径。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

儒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伦理,即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确立人类社会的秩序是历代儒家久盛不衰的理伦旨趣,由此汇成了规模宏大的儒家伦理的思想及规范体系,并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发挥着现实作用.近代以来,儒家伦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目前,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真探讨这一问题: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是只能陈列于历史博物馆的文化展品呢,还是可以继续发挥现实作用的文化因素?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厘清儒家伦理在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发挥作用以及在近代社会之所以受到冲击而衰落的深层原因.本文正是力图以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线素,通过历史的分析,对这一问题作一个侧面的深入思考.     

信任的理念:学术资源回顾与管理伦理定位

信任的体征结构隐含于心理、制度和经济三个层面:其一,源自人际交往的个人心理和人格特质;其二,一种简化复杂性的系统机制或基于制度的确信,以及对自然和道德秩序的坚持和履行的期望;其三,一种理性算计或者理性选择,是经济交易不可缺少的公共品德,是创造经济社会繁荣的社会文化资本。信任的管理伦理定位,展现了信任作为管理的伦理条件的四个维度:伦理—经济维度;伦理—运行维度;伦理—心理维度;工具—价值维度。     

非营利组织的伦理特质及其功能

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形式,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等特征,是一种具有丰富道义色彩和深刻伦理意蕴的组织形态。非营利组织所蕴涵的公平正义、人道主义和志愿公益等伦理特质,使其能够凝聚并激发社会道义的力量,有效地解决因政府和市场失灵所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在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伦理功能,成为现代社会人类伦理精神践行的新栽体和新机制。     

“报者,天下之利也”——论内嵌于传统伦理秩序的报机制

"报者,天下之利也"蕴含着儒家对"报"的社会基础性意义的理解。先贤学人的阐释呈现出两条不同的思路,展现出"报"与"义"、"礼"等儒家伦理规范的内在关联。这些阐释分歧的契合点在于:"报"是内嵌于传统伦理秩序的隐性机制,维系着传统社会的共同交往和整体性稳定。     

乡村治理伦理的审视与现代转型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价值理念、主体伦理、关系伦理、制度伦理正面临和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和变迁。促进当代乡村基层治理伦理的转型与发展,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从更深层次打破传统的个人、社会、国家关系模式,不断创新基层治理理念,促进和实现乡村治理的伦理转型,建构和实现良善的基层治理秩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     

孔子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仁学思想以道德个人主义为支点,倡导一种以生命契合为主要特征的人际伦理,追求一种以社会和谐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社会政治秩序;孔子的仁人君子教育在政治领域引发了一场由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制度革命;在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制度创新和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从孔子仁学思想中汲取智慧,仍然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不二选择。     

当代伦理视野下的佛教“邪淫”观

通过梳理汉传佛教大小乘经论中有关"邪淫"的文献,分析"邪淫"的具体内涵和本质,总结佛教"不邪淫"的基本精神及与当代性伦理的异同。"不邪淫"属于世间因缘法,是佛教依据当时的社会道德、风俗习惯以及大众的心理接纳程度而建立的伦理规范。该规范既非神化的性伦理模式,又非罪恶化、工具化的性伦理模式,更非快乐主义性伦理模式。其根本精神与当代性伦理倡导的无伤原则、私事原则和婚姻性爱原则、禁规原则并不矛盾,可以彼此沟通。     

论经济伦理的非经济功能

经济伦理的非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同属于"伦理"门下的其他伦理的引导、冲击或诱变。其具体表现是:引发宗教伦理的变化;对政治伦理的建构产生基础性的推进作用;对社会伦理变迁的诱致作用。深刻认识经济伦理的非经济功能,将会获得如下启示:要认识和肯定经济伦理的非经济功能;要顺应和契合经济伦理的非经济功能;要不断完善经济伦理所植根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利用优良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引领和束导经济伦理发挥正确的非经济功能。     

德性与伦理规范刍议

道德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存在某种道德的普适性,也不表明当今社会毋须对普适伦理的寻求.康德的道德既是德性又是规范性;既是道德主体之自觉,又含有道德本体之意味,两者是内在统一的.然而,西方社会因历来政治、法律重于伦理道德,更多的表现为外在的规范伦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之不同,是以内在规范和道德自觉之统一为其特征.传统的规范性道德理论,面临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和道德无序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德性伦理的复兴,并不排斥伦理规范,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化外在规范为内在规范,使德性和规范在更高的层面得到内在统一.     

论友善

友善的本义是指像朋友一样善良。作为公民道德规范的友善 ,本质上是指友好善良的公民伦理关系和公民秩序。公民关系和公民秩序应该友善 ,是因为 ,我们的良序社会及其公共领域 ,都是伦理性的合作体系。友善规范具有规范、创造、整合功能。友善规范是抽象的 ,它的实施需要细分为更具体的义务 ,即善益待人、和气待人、诚实待人、宽厚以待人、平等相待。友善也是公民的一种主要道德品质 ,公民由之在公共领域做出友善的事情和行为友善。当前公民对于友善患有三症 ,即友善情感上的冷默症、友善行为上的推卸症、友善结果上的恐惧症。克服这三种症状 ,需要伦理、道德、管理等相结合 ,从伦理上建设公民关系和公共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