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语境中的孔子形象——以近代日本为中心

中国儒学文化在东亚文明史上的影响,从古代直至近代乃至于当下,诚可谓绵延千年,蔚为壮观。然需要注意的是,东亚的近代化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西学思潮的冲击下,东亚各文明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展开过对于以往以儒学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且这种反思不仅经受了异质文明价值观的严峻挑战,更进一步与其自身文明所经历的诸如时局的变迁、观念的更迭等内部原因发生着直接的关联。作为儒学文化核心的孔子及其学说,自然无法脱离这一文化重建的历史大势而置身事外。本文所涉及的近代日本文化史上有关孔子形象的论说,便分别产生于近代日本的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为我们研究中国与近代日本的文化互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     

孔、孟所论“圣人”异同考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要求德、位兼备,而在孟子那里则更加注重于对德的要求。孟子所论"圣人"与孔子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孟子因应了从"犹秉周礼"至"杀人盈城"这一现实的形势、因应了"距杨墨"这一思想层面的形势以及为更加便于教化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于孔子、孟子之间,从郭店楚简《五行》篇"德之行"五与"行"四等论述看,其中就已有了突出"圣"之德性的趋势。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孔子“攻乎异端”思想新论

诸家学者普遍认为《论语》所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章是孔子对异己之说的攻讦、抨击之语,但是这种带有浓厚文化专制色彩的释解,似乎与孔子一贯宣扬的兼蓄思想格格不入。论者在考诸《孔子家语》等古籍中子贡与孔子论议"政在异端"的记载、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攻"作"功"字以及《论语》的文本编撰特点之后,认为此章与《为政》篇篇旨相承,所论乃是为政之事,是孔子"各因其事"的一种为政理念。     

儒学之真精神探讨 ——记上海文庙第七届“与孔子对话”学术研讨会

正何为儒学之真精神?或曰何为孔子之真精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们所批判的孔子只是"假孔子",而"真孔子"的面目已被历史所遮蔽。于是,他发誓要恢复孔子儒家的本来面目——"孔子之真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现在的情况当然已非昔比,"复新儒学"成为儒学研究的潮流。但对孔子、儒学的解读和观点却五花八门,其中又有所谓"汉学主义",用西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儒学,弄得孔子和儒学面目全非,也出现了真孔子、假孔子还是洋孔子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儒学之真精神"的问题。这对于儒学研究和     

孔子时代的“君子”和“小人”

春秋中期之前的"君子"、"小人"概念,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道德褒贬含义,而是指代两大不同等级的社会人群,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春秋中后期,即孔子时代,"君子"、"小人"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有了道德含义,进而"君子"成为道德、文化的代名词,失去了与人的出身等级之联系。这一转变的背后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历史由传统的贵族制时代向官僚制时代演变,推动了君子、小人概念的演变。亦即词汇意义的演变过程,打下了深深的中国文化平民化走向的烙印。     

从古“仁”字到孔子的“仁学” ——“仁”的原始与变迁及其道德性的构建

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三代以来仁字字义内涵变迁的过程有着密切关系。仁字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并使用,但其道德性内涵并不明显。直至孔子,仁的道德内涵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逐步向表达人之道德性根据的概念范畴演进。前孔子时代的仁,从指涉人之美好气魄到多才多艺能事鬼神的能力再到与人的品质行为相关的评判标准等,历经多重内涵的发展。受了三代以来思想变迁的影响,仁经由孔子的转化和改造,终于确立了其道德本体性的地位,奠定了核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     

“学文”:“文”境域的构建 ——基于《论语》“学文”的研究

在《论语》中,孔子通过自身的生命实践及切己的体察和观照来勉人向"学",具有生命历史感的孔子肯定了"文"的价值,把"学文"作为人终其一生的人生实践。"文"作为成全人的生命的真实的礼乐文化全体,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已经失去了人的心性根基,不能上达天命而被形式化了,已经失去提升人性、开发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力量。孔子秉承尧、舜、禹、周公及文武之德,试图基于人心性的根基去构建宏大的整体"文"境域。这为现代社会个体的心性修为和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救亡图存的教主——康有为论孔子形象

清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几乎影响着每一位学者的学术创见.康有为对孔子形象的理解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自己特殊的进路--"时"、"进化"、"大同"等思想解释<论语>,并以孔子为圣王,确定了孑L子在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和地位;又以孔子为教主,将孔子形象扩大为宗教性的、历时性的影响.知识分子急于救世而无所依凭,惟有荣古虐今,寻求依托--康有为尊崇孔子与孔子尊崇古人的做法,其实相似.因此,对康氏的行为与主张,似乎应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康氏对孔子的情感,也应该重新考量.     

从“三达德”看孔子的“述而不作”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学者多以为是孔子的自谦。但孔子明言自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信而好古"者,其学说当是在萃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整合、提升而成,其意义相当于再创作。孔子所推尊的智、仁、勇"三达德"虽非首创,但经其整理后,内涵更为深刻。章学诚"圣人学于众人"之说,适足说明孔学的源头活水是在社会生活之中。     

汉魏文献中的“孔子歌”

汉魏之际出现的"孔子歌",是我国歌谣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托名为孔子创作的歌辞作品,大多基于孔子一生颠簸流离的传道生涯而作。它们一方面表现出伪托者对孔子、儒家文化以及当时时代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反映了儒家精神理念对中古社会及其文化背景的历史影响。"孔子歌"对于认识我国古代歌谣的某些发展、变化规律,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孔子“诗论”与朱子诗学理论的比较研究

战国楚竹书的孔子"诗论",以总论、分类论、重章叠论的不同形式,彰显出孔子的诗学理论。汉代诗学虽曰传其衣钵,却背离了孔子诗论宗旨,以经学家法训诂释义,把诗变成穿凿附会的道德品行说教。体现朱子诗学理论的《诗集传》,其论虽有依其旧说之嫌,但辨识否定,认同人之情感,与孔子论诗不期而合。遇合之中又在文本体味、创作群体、天性人欲、赋比义释说、意象审美上有着删减增益,彰显出朱子诗学改造、发展、拓新儒家思想的鲜明特点。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乃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问题、"《诗》三百"与"季札观乐"问题、"思无邪"问题、"删《诗》"权力问题,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问题,对"孔子删《诗》"的历史真实性作了进一步论证。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论证,并得出结论:"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孔子“晚而喜易”与其晚年思想的变化

<正>孔子与《易经》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司马迁提出孔子"晚而喜易"后,孔子作《易传》之说流行了近千年,"先儒更无异论"(孔颖达《周易正义序》)。然而,欧阳修《易童子问》的     

论孔子称管仲以“仁”——“思想史事件”视野下的分析

孔子称管仲以"仁"的事件引起了古今学者的诸多争论,至今未有公论。以往的批评和辩护往往不经意间渗入了论者时代特有的观念,显得以今责古,这样不免失去孔子本意。由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思想史事件",从对事件的解释史入手,剔除孟子、荀子和后贤看法中独属于他们而不属于孔子的先行观念,从而使得孔子的评价更为清晰地向我们呈现。孟子贬抑霸道,荀子以礼为最高以及宋儒特重忠君、悌道等,都是后来的观念而不在孔子观念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相反,孔子更多以华夏存续为重,赞许管仲以文明的方式战胜了野蛮,虽指出管仲不"礼",但仍多次、前后一贯地肯定管仲之"仁"。     

“仁”与“绝对命令”——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比较研究

孔子依据"仁"而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以发展完善其道德人格,并"践仁知天",达至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人生境界;康德依据绝对命令而禁绝种种感性欲望之诱惑,从而纯化道德之动机而彰显理智世界之人格。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虽在德与福如何一致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仁"与"绝对命令"自身也有一定不足,但它们都强调了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的人格世界,体现了一种超越的、终极的人生价值追求,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而言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朱熹与孔子“有德无位”事件

在儒学史上,孔子"有德无位"是一富有张力的触及孔门存在根基的思想史事件,朱熹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在传统朱子学中一直未受到重视。本文研究表明,朱熹对孔子"有德无位"事件的解释主要是在其《中庸》学中完成的,有意义、性质与原因三个解释向度,这些解释为朱熹选择理想实现途径以及确立生存角色提供了依据。     

性中含气——孔子人性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孔子是儒家学派性说的首倡者。他认为,性是人初生的原始状态,与生命有关,而生命的起源,与天有关。天能以气生物,故人性自然含气。同时在孔子的视野中,人的欲求通过心的役使,凭借气(血气)表现出来,为此孔子发明了"戒"的工夫。"戒"凸显的是心与气的关系。孔子还提出,性之善恶与后天礼乐驯导("习")有关。孔子推崇善美之乐,认为这类乐能激发人性中的积极内容,同时提倡"不食"原则,旨在约束消极之气对人的影响。这便是孔子以气论性的思想逻辑。遗憾的是,孔子并未对人性进行善恶属性辨别。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孔子乐舞思想浅析

孔子乐舞思想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始终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时代不同也会使人们对其产生不同的认识。通过对孔子乐舞思想的渊源、内涵、理论基础以及基本内容的阐述,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孔子的乐舞思想,这对当代音乐美学、舞蹈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子谓《韶》”章辨正——孔子思想中的艺术和伦理

关于《武》"未尽善"的原因,历来的主流观点是:周武以征伐取天下,不如虞舜揖让而受。此观点或导向德由天授,或导向仁义两难,这显然与孔子的思想相悖。除此之外,古今学者又提出了"未致太平"说和"声淫及商"说,这两种解释同样各有漏洞。考察《论语》中"善"字的用法,可以得出:"尽善"并不是指道德无亏,而是指达到完满的境界。进一步分析表明,美与真的统一是实现"尽善"的途径,《武》乐因夸饰伐纣的正义性而有违于此,所以孔子称其"未尽善"。在孔子的理想中,美具有伦理的意义,伦理具有审美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