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论个人应得

罗尔斯对个人应得的思考是其分配正义理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与如何恰当地理解其差别原则具有重要关联。然而,与罗尔斯理论中的其他论题相比,他对应得的论述不仅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还很容易遭受误解。本文试图表明,罗尔斯并未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应得的概念,而是在其公平正义观的理论框架中将它转化为制度规则下的“正当期望”概念。此外,差别原则不仅符合罗尔斯在其理论中对传统意义上的应得的处理,实际上也是他将前制度意义上的应得概念转变为正当期望概念的主要方式。因此,罗尔斯对应得的处理并不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在其理论中制造了内部张力。     

什么是应得——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是应得正义在今天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主要原因。在前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在后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宽泛"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前后期思想的变化是罗尔斯在面对一系列批判之后进行理论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对批判理论的审视和反思中,罗尔斯又固守和强化了原初的基本立场:所有的应得都是"道德应得"。不存在"前制度的应得",它仅表达某种道德价值;"制度的应得"以合法期望和资格出现,因而应得不是正义原则。罗尔斯对应得的批评以及对他的批评之批评,为我们反思应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其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效应是,在有关应得的基础之深度分析中,人们发现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缺失真正的基础。     

罗尔斯应得理论的不对称性

个人主义的道德或伦理致思与柏拉图式的整体主义社会利益分配方案似乎本应是相互隔绝的,但是罗尔斯硬是把它们扭合在一起,于是,他的理论就显得极为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应得"这一概念的描述中。分配正义中的应得是制度性应得,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是道德应得。批评者认为罗尔斯无法自洽地主张这种不对称性。罗尔斯主张分配正义中的应得要受休谟式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审查,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由于其基础是与自然主义的世界相隔离的"自然"的道德义务,则被免去了要面对休谟式的怀疑主义追问的负担。而如果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可以并存,分配正义中制度性应得概念和惩罚正义中的道德应得概念就不矛盾了。     

人们应得什么 ——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及其困难

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人们不应得基于自然天赋和资质获得的利益,因为从道德立场上看,这种应得的基础是任意的和偶然的。由此,作为公平的正义反对亚里士多德等应得论者的主张。后者理解的应得是一种前制度性应得,罗尔斯只承认制度性应得的合法性,即应得依系于制度规则,制度规则决定着应得的正当性。诺齐克和斯特恩伯格等人对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提出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存在误解。"反应得论证"的真正问题在于:一是罗尔斯因"权宜之计"放弃对前制度性应得中关于人的自主性的考虑,而人的自主性是支撑正义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二是他把制度性应得、资格和合法期望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     

论公平正义中的三重人性设定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正义理论,其受到的许多反驳与其多重人性设定相关。罗尔斯的正义环境论说和融贯论证成方法使得他深受休谟人性观(我们有着有限的利他心)的影响;而他对无知之幕的设立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强调又受到经济人设定的强烈影响;但在提出正义原则及其证成时又显示出康德的深刻影响,隐含人有善良意志,要求有充分的利他心。多重人性设定得以并存的缘由在于罗尔斯混淆不偏不倚与运气平等主义,混淆"不应得"与"非应得",以及正义两原则在推理上的断层与实际含义的妥协。澄清各种混淆后,我们基于休谟的人性观才可获得对公平正义最融贯的解读。     

“正义论”蕴含医疗公正吗?

本文试图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例,从博格对于罗尔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之重建以及丹尼尔斯对于"健康需求之特殊道德重要性"的阐释出发,分析并揭示一般性的社会正义理论框架如何能够蕴含一种合理的医疗公正理论。这一尝试的目的在于表明,医疗(或健康)公正理论的完善,不仅限于医疗保健资源合理分配理论的确立,这是因为健康需求的道德特殊性决定了所要建构的医疗公正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与其背后深层次的"健康之社会性决定因子"缠绕在一起。医疗公正理论的建构并不因其与一般性社会正义理论的兼容性而丧失其独立性,医疗公正作为实践伦理研究课题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弥合理论与实际问题的鸿沟,而这正是建立一种整全的医疗公正观的目标所在。     

“差别原则”与优先主义——在罗尔斯与帕菲特之间

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者德里克·帕菲特提出了分配正义的优先主义原则:在分配的问题上应该优先考虑社会中那些最穷困的人。帕菲特认为,相比于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所提出的平等原则,优先原则是更优的分配正义原则。因为,平等原则可能会遭遇"拉平反驳"和"分割的世界"这两个理论困境。帕菲特的优先原则与罗尔斯的平等原则之间的理论分歧是深刻而长远的,其根源在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功利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     

论正义与博爱的关联性:科恩和罗尔斯的意见分歧

博爱有两个层面,即"友爱之情"这一情感层面,"互相帮助和照顾弱者"这一结果层面。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不应包含"友爱之情"这一博爱情感,但包含博爱结果。对罗尔斯来讲,"友爱之情"既非社会正义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而科恩认为"友爱之情"是(差别)原则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其必要条件。罗尔斯的博爱观主要体现在其正义原则之中,强调博爱结果。而科恩的博爱观蕴涵于其社会主义的平等和共享思想之中,强调博爱情感。科恩与罗尔斯各自秉承生活经历所模塑的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立场和自由主义立场,因而对博爱的理解不同,前者误读了后者。     

何种社会合作?——在马克思、罗尔斯与诺奇克之间

罗尔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合作冒险"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们不仅有利益的一致,也有利益的冲突。正义的两原则为人们提供了公平合作的基础,能够对合作中的利益和负担进行公平的分配。诺齐克对罗尔斯的合作理论进行了批评,其核心观点是:罗尔斯正义原则中的差别原则并非中立的原则,这一原则偏袒社会合作中的禀赋较差者,不能被当作社会合作的公平基础。马克思的"协作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指出只有在与工人的合作中,资本才可能产生利润。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足以反驳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批评。一方面,社会合作中的禀赋较好者(例如资本家)必须与禀赋较差者(例如劳动者)合作,才有可能获利;另一方面,在禀赋较好者与禀赋较差者形成的合作中禀赋较差者天生处于弱势,需要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调整以补偿其天生的"不幸"。     

是基本的正义原则还是理想的社会管理规则?——G.A.科恩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观的分析和批判

如何确立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确立正义原则的原初状态理论,这一理论把正义原则等同于原初状态中人们选择的产物。对此,牛津大学G.A.科恩教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他在其《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论证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实际上是把理想的社会管理     

正义的给予和正义的维护: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例

<正>一个国家(或政府)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分不开的。但是,国家应当是作为正义的维护者还是作为正义的给予者,对此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本文以罗尔斯与诺齐克为例,尝试对这两种国家观加以梳理。1.正义的给予:罗尔斯的正义观与国家观罗尔斯以对正义的考察和对社会制度的正义性考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重思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

罗尔斯在建构其正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多次谈到马克思的思想,并从中获得重要的思想资源,并给予很高评价。正义问题是罗尔斯解读马克思的核心问题。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二是通过回应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争论,提出马克思预设的正义观;三是分析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超越正义的社会是否值得期许。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蕴含着双重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他抓住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实质,但对共产主义与正义的关系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读。     

论分配正义的“场域”——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有限辩护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新近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分配正义的"场域"问题,即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什么。罗尔斯指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罗尔斯的这一论断遭到柯亨和墨菲等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不仅包括社会基本制度,还应包括非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如家庭和市场)、个人行为意向和行为选择、社会风尚等。针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批评与辩护关系,彰显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同以柯亨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当代的分配正义理论至关重要。     

罗尔斯的政治本体论与全球正义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所提出的国际正义学说近来已经受到一些世界主义正义观的倡导者的严厉批评.借助于罗尔斯的政治本体论,可以表明这些批评者对罗尔斯的批评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令人误解的,罗尔斯不仅对基本人权的实现持有一个普遍主义的承诺,而且其国际正义理论因为充分认识到了合理的多元主义的事实与分配正义的本质而在理论上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在实践上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法家正义论初探

正义秉性,可成为判断中国正义论的标准。法家正义论由正义秉性与战国时期具有特定价值内涵的正义理论两个部分构成。法家对正义秉性的讨论包括:正义的主观条件蕴涵"怨""愤"等情感,正义的客观条件在于物质资源与人类欲望之间的冲突。法家最早发现了正义秉性的脆弱性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非正义局面的蔓延。法家竭力维护法的公正与权威,主张将正义品格最大限度地"社会化"。法家的正义秉性,在形式上是一种"应得"正义观。法家追求一个正义而和谐的社会,各阶层都各尽其力,获得其应得的利益。先秦时期的法家正义观,具有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念:尊君、重公利、极端功利、臣民工具化、轻罪重罚且极端苛刻,具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先秦法家正义论实质主张"守法就是正义",此法代表"公利",也代表君主利益,代表国家利益,正义就是遵守君主之法。     

“批判正义”与人的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观是一种"批判正义".这种"批判正义"大致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批判蒲鲁东(主义)、杜林等人"永恒正义"理念,确立正义理解的生产方式基础;二,批判资产阶级抽象人权理念,确立人权范畴的"过渡正义"性质;三,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私有制度结构的非正义制度安排,确立未来正义社会的根本实现原则--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们的目的是要摒弃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下的狭隘的、片面的正义观念,确立一个每个人得以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自身与个性发展的正义社会.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正义"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卢梭与罗尔斯契约正义观之比较

卢梭的契约正义观与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正义观的价值内核、论证方式及其实现途径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卢梭的契约正义观到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的嬗变代表了西方正义论从实体正义向程序正义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的趋向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对于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大有裨益的。     

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同意论对道德义务的重塑

现代实践吁求道德义务的解释新论,过往的经验论、超验论、神令论、功利论、边际约束论的解释方式皆存在一定的缺陷。借助挖掘隐伏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同意论,为重塑西方道德义务观的内在生成机理确立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在回溯霍布斯及洛克的"契约论"、康德的"德性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础上,发现同意论视角下的道德义务观既具有契约主义的理性,又兼具责任伦理的底色。洛克提出的"自愿同意"假设作为道德义务的确认程序完成了对个体意愿的观照,同时依据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制度的规制作用,保障了群体意志的在场。在技术加剧伦理冲突的当代社会,同意论的重拾和完善对于道德义务理论重塑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视域下的伦理秩序建构皆彰显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用脚投票及其限度:一个分配正义问题

用脚投票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造成广泛存在的国际不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围绕用脚投票问题的一个核心争论在于用脚投票者是否对其母国负有特殊义务。内在价值论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回答,但这种回答本身并不能否定用脚投票的正当性。在根本上,用脚投票的限度取决于两组关系,即自由与正义以及应得与平等的关系。当前,用脚投票是一种事实上的自由,而这种事实上的自由要成为一种规范性的自由,必须以正义为前提,即用脚投票须受到正义原则的调节。主张用脚投票须受正义原则调节,意味着不承认自然天赋属于应得,这是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前提。但用脚投票的伦理限度不是差别原则,而是平等原则,只有当其有助于促进国际平等时,用脚投票才具有正当性,才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