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与顺

正对于"欲",道家与儒家采用了相反的策略。道家采用的是"逆",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儒家则是承认"欲"的合理性,所谓"食色,性也",从而采用"顺"的方法加以引导。道家认为人的所有问题,都来自于"欲"。因此,要解决人的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除欲望。"欲"在道家看来,是一个完全负面的东西,甚至带有罪恶感。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但道家也     

说“人相忘乎道术”

庄子《大宗师》篇借孔子的口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同篇又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意思很清楚:人和鱼一样,要有一个合宜的生活环境,才能生活得幸福、快乐,其乐融融,以致与环境融为一体,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所谓与环境融为一体,也就是与自然、社会融为一体,与天地融为一体,但庄子这里没有说“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天地”,而这个说法不论按古代的语言或庄子的思想看,都是一种很顺当的说法,但庄子却未用此说,而特别要说“人相忘乎道术”,那末“道术”在这里又如何与鱼的“江湖”相对应,成为人的快乐生活的必要条件?     

情与智

正个人看法,儒家是"以情动人",道家是"以理服人"。大家知道,道家是反智的,"虚其心,实其腹"是道家的理想,但道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却是智性的,道家很少动感情。儒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却处处看到"情"的印记。譬如当弟子问孔子,三年之丧,是否太长了,孔子就比较生气。他说:"当初我们出生,三年才免于父母的怀抱,你怎么不说父母把我们抱在怀中的时间太长了?"可以想见,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很     

关于礼节与人情

<正>礼节与人情问题,在中国乃至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是一件牵动千家万户、覆盖各个阶层的事情。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尚礼义、懂礼节、讲人情。正是尚礼义、懂礼节、讲人情才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也才凸显出人的高贵与尊严。所以儒家强调"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记·礼运》)。儒家为什么这样重视"礼"呢?这是因为儒家认为"礼"是一种组织社会、治理国家的理想形式,它能够"经国家、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儒家精神--兼与胡军教授商榷

本文不赞成将方东美视为当代新道家.本文认为,不能因为方东美轻<论语>、反"道统"、赞道家、批"后儒",就断然否定方东美堪当现代新儒家.因为对方东美来说,这都意味着站在学术的立场上,予儒道两家的学术贡献以客观的评价,决不是为了推崇道家而彻底否定儒家.为了证明这一论旨,本文不但具体分析了方东美的道家观以及他为何批评儒家、怎样批评儒家,还针对胡军教授的观点,就六个问题展开讨论.     

“齐”“一”与“和”“顺”——道家的和谐如何可能？

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根据"和而不同"来理解和谐的,而"和而不同"的核心就在于不同、差异,而道家又侧重于讲"齐"、"一",这似乎与不同、差异相矛盾,从而容易使人们对道家实现和谐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实际上,这种矛盾是一种字面上的矛盾,道家的"齐"、"一"是蕴含差异性于自身的,并且力图去维护、保存这种差异性,使差异之物和谐相处。不过道家处理不同、实现和谐的方式与儒家的协调统一有所不同,主要强调顺应。     

庄子之“与天和”

正"'和'是标志天、地、人的和协(谐)状态及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的哲学范畴。"~1它为先秦各家学派所共有,并因学派思想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儒家之"和",既是儒家人格政治的理想,又是儒家的方法论,突出了对仁义的崇尚以及对伦理秩序的遵守。道家庄子哲学以自然之"道"为核心,注重个体的精神自由,在"和"方面则侧重于自然性、内在性、主体性的"与天和"。"与天和"是庄子之"和"的本质,是庄子"与人和"之基础,即协调人自身、人与人关系的基础,是人的自由。     

早期儒家和古代犹太教慈善思想之比较

早期儒家和古代犹太教都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慈善思想,两种文明的慈善思想都"劝人向善"并"助人施善",主张周济穷苦、关爱贫弱。早期儒家慈善思想以"仁"为核心,以"恻隐之心"为驱动;古代犹太教的慈善思想则以"公义"为核心,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动力,靠宗教诫命来维系。二者之间的差异标识出两种文明的特殊性:儒家是一种世俗伦理体系,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慈善是君子风范的理想追求;而犹太教作为典型的"一神信仰",强调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慈善是信仰对人类生活的约束。     

儒门内的王弼——对王弼哲学派别归属的一个阐明

王弼哲学,学界一般将其归为"玄学"或"新道家",亦即道家哲学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展开。从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来看,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王弼哲学的问题意识是如何接续先秦汉代儒家的"本原追问",以及如何扬弃逐渐固化、异化的"名教制度";王弼哲学的核心主张是"崇本举末",无论是深具道德性的"自然"之"本",还是内发不可为的"仁义"之"末",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向孟子传统回归的趋势。由此,尽管王弼哲学借鉴了老子哲学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法,但就内核来看,其仍属儒家,是儒家哲学的自我批判、内部调适和更新发展。     

劳与逸

正子贡这个人挺有意思。有一天,他学习得烦闷了,于是跑到老师那里去说:"我不想学了,想休息一下。"没想到,孔子板着脸告诉他:"生无所息。""生无所息"是儒家的精神。孔子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既然"任重"且"道远",那就只有"生无所息"了。儒家充满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这精神自然是非常令人敬畏的。当然,孔子讲"生无所息",     

《黄帝四经》人性论的理论逻辑与思想史意义

《黄帝四经》在肯定人性"自为"的基础上创建了"以情释性"的人性理论,将趋利避害的好恶之情作为人之本性,对内"宁心安性",对外"因性制法",将"心术"和"王术"相结合,实现了内在心性与外在法治的有机统一,初步建构了黄老道家人性论体系。《黄帝四经》不仅为黄老道家人性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同时丰富了先秦道家人性学说的理论形态,也对儒家和法家的人性学说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道家视域:政治生活中的“民”

道家因其哲学思维的超越性,使其在君民关系上的看法显得冷静而理性,如:1.立君为民。在君民关系上,老子主张民"自为""自化",庄子强调"莫若无为",方可以寄托于天下。2.富民、爱民。如老子多有从民的立场批评君、要求"贵民"的言论。3.依道使民。道家主张按每个人的自然天性实行社会分工,做到物尽其性、事少而功多。4.将治国与治身结合起来,强调治国如治身。道家的治身更多取譬自然身体,而不是像儒家的修身那样着眼修养心性。道家这种崇尚自然无为、顺性利物、清静怀柔的思想理念,不乏积极的思想资源。     

作为"伦理学之后"的"三玄"

《周易》《老子》《庄子》号称"三玄",三者共同创立了中国古代"伦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易传》展示了形而上学超越于儒家伦理之上的实践哲学本质;《老子》的"道论"将实践哲学纳入类似于康德的实践"模型"的隐喻之中,建立起天之道、圣人之道和处世之道三者上下贯通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模型;《庄子》的"至人"理想则通过诗意和寓言的方式在高悬的天道与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某种可以凭想象来把握的纽带,为道家的"伦理学之后"开辟了 一个看起来充满"至乐"和"天乐"而值得追求的审美维度,但也终究没有摆脱自欺和自我麻醉的幻觉.     

清与浊

正儒家人格,泾渭分明。一个人,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清,就是浊,其间容不得一丝儿苟且。说白了,"喻于义"的君子,就是清;"喻于利"的小人,就是浊。当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时候,也就在昭告天下:我是"喻于义",你们都"喻于利"。道家人格与此不同。老子言:"大白若辱。"这明显表明,道家不是"非清即浊"的二元论。在道家看来,纯粹的清是不存在的,清中自然含藏着浊。且只有     

“道不远人”的思想实验与证成方案

《中庸》提出了"道不远人"的著名命题。这里的"道"指大全之道。这一命题引发两个问题:一是道与人何以远离?二是道与人又如何合一?对于这些问题,儒释道三家通过实例和隐喻即思想实验作了回答。道家的"浑沌之死",主要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浑沌隐喻大全之道,浑沌之死意味着大全之道的破裂,而道体破裂是儵、忽所象征的意欲萌动与情识外泄的结果。佛家的"野鸭飞过"与儒家的"孔子与点"主要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野鸭飞过隐喻习心或闻见之知外驰,所以中断习心外驰,就成为佛家通达大全之道、证成道不远人的方案;曾点之志意味着一人一物从当下切入,即可洞见大全之道的本来面目,这是通达大全之道、证成道不远人的儒家方案。佛家与儒家的两种方案点明了人与道的两种关系,即人与道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关系。     

养生与养气

正儒家和道家,各有其侧重点。道家重"养生",儒家重"养气",好像是没有疑问的。庄子有篇《养生主》,专门谈养生。其实不光是《养生主》,庄子《内篇》中的《人间世》《大宗师》《应帝王》这样一些鸿篇巨制,都是与养生直接相关。庄子的养生之道,不过是"游刃有余",也就是避开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在人生的罅隙中行走。这一点,直接继承了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不做无谓的牺牲,     

儒家生态伦理的两条基本原则及其关系

"万物一体"和"爱有差等"是儒家伦理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万物一体"是儒家理想中最高的道德境界,是仁人的德性表征;"爱有差等"则是仁人的"万物一体之仁"在具体道德情境中的必然表现,是儒家"万物一体"思想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标志。从二者关系来看,前者优先于后者,只有达到"万物一体"境界的人才能合适地做到"爱有差等"。儒家伦理的德性论特征和这两条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整合当代生态伦理学诸种理论的重要途径。     

道、法人性论之维的现代审视

比起儒家,道家和法家的人性论不是非常典型。一谈到人性论,人们多想到人性善或人性恶,学术界也多以儒家的人性善恶为参照,以超人性善恶和人性恶界定道家和法家的人性论。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进一步看,这种说法未能揭示出道家、法家人性论的内在特点,忽视了人性论的多维性。人性是复杂的,对人性问题的探讨也是多维的。那么,相对于儒家的人性善恶论,应该如何揭示道家和法家人性论的不同维度?通过道家和法家人性论的比较,是否有助于揭示道、法人性论的不同维度?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为当代的人学研究提供参考。一、人性问题的先…     

先秦儒道两家论“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的不同进路

孔子将"仁"的德性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孔子及其弟子将在家庭中实践孝悌之伦看作实践仁德的出发点,进而看作建构良序社会的出发点。孔子及其弟子对"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两个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与良序社会的内在关系。与儒家的这一思考路径相反,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重要继承、发扬者庄子,更加重视"道序"的作用,以及人对"道序"遵守的重要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道家提出每个人都应当"尽性",在"做人的起点"上,更重视个人生命之于政治活动的基础作用,认为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应当奠定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儒道两家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的理论回答并非完全过时,而是不够充分。这两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在现代新的思想维度里对其进行重新思考。     

西汉竹简本《老子》首章“下德为之而无以为”考释

本文提出和详细论证了汉简本《老子》首章的"下德为之而无以为"应是《老子》旧貌的观点,并通过对王弼注文的研究详细论证了其经文本应亦作"下德为之而无以为",而传抄致误为"有以为"。汉简本首章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晰,阐明了道家关于德的基本思想,揭示了道家式的德同儒家式的德的差异:"上德"是道家式的德,体现了"自然无为"的道家精神;"下德"(包括仁、义、礼等具体内容)是儒家式的德,它们与"自然无为"的标准相违且渐行渐远。因而以"自然""自发"为特征的道家式的德在价值上要高于以"自觉"为特征的儒家式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