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拜克论犹太教作为神圣信仰的来源

利奥·拜克通过对保罗的思想、福音书传统及其内容和耶稣思想的犹太本源性的历史考察反驳了哈纳克对两教渊源关系的否认,论证了基督教的犹太教历史起源;从犹太教的一神神圣信仰及其伦理本质特征等几方面进一步阐释了犹太教作为神圣信仰来源的含义,体现出现代犹太学者对犹太教的伦理神本质特征和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维护和发扬,确证了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论儒佛道三教的生态思想及其异辙同归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的思想智慧。儒家仁爱为本的生态思想,以成人成己、中正和谐、天人合一为追求的目标,"天地人一体同仁"充分体现出儒家"仁民而爱物"的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相融的人文精神。道家道教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提倡"因天地之自然",以实现"人与天合","神与道合"。"天地人一体同道"表达了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和追求,形成了与儒家从人伦推及人与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与生态文化特色。中国佛教圆融慈悲的生态精神,以缘起论阐发了心与物、理与事、天地与人之间的圆融互具、相即相融的整体关系,提倡对万物众生的慈爱和悲悯,丰富发展了佛教的生态思想和哲学智慧。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儒佛道分别从人的本性、道法自然、缘起净心出发,异辙同归地指向了天地人的同体与和谐共存。三家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既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也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中世纪伦理学

由希腊罗马思想与犹太主义和其他中东宗教成份的融合所造成的基督教哲学的兴起,在伦理学史上展现了一个新纪元,虽然它是出斯多葛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所准备的。斯多葛学派关心和自制,新柏拉图主义寻求与万物之源重合为一体,这些在早期基督教哲学家中都与犹太教对于人格化上帝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圣训是道德权威的本源,圣爱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伦理标准的两个源泉:人的理性和神的意志,都并列在一个伦理学体系中,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在对于神学原理的种种互相抵触的宗派阐释之中。     

人本敬畏与神本敬畏——兼论儒教与基督教的道德心态北大核心SSCI

敬畏作为宗教知识系统的核心问题之一,可由敬畏关系而衍生出特定宗教的道德心态。儒教是一种人本敬畏,基督教则基于神本敬畏。比较而言,儒教的人本敬畏以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三大敬畏为主要框架,构成性善论的信念预设、成圣希贤的价值目标、修身涵养之道德行动而形成强调“诚”的道德心态;而基督教的神本敬畏则以上帝或唯一至上神的敬畏为法则,并以性恶论的信念预设、因信称义之价值目标、遵守律法之行动形成强调“信”的道德心态。通过儒教与基督教两种敬畏框架及其道德心态比较,可以更深入而具体地理解儒家道德心态的主要特征,为其现代转型和创造性发展提供文明互鉴。     

从“似神”到“同神”——俄罗斯民间东正教中具有诺斯替主义特征的人类学

在俄罗斯民间东正教的人类学中,能够发现一条具有诺斯替主义特征的思想线索。诺斯替主义人类学具有建立在灵肉二元论基础上的人神关系、以"同神"为目标的人的终极使命这两大特征。在作为俄罗斯民间东正教思想背景的官方东正教中,人与神的关系是一种内在关系,人具有恢复"似神性"、成为"受造的神"的使命;而在民间东正教中,人与神的关系建立在灵肉二元论的基础上,人的心智拥有"非受造"的上帝形象,人的使命是恢复"同神性"、成为"非受造的神"。这种愈发鲜明的诺斯替主义特征反映出俄罗斯民间思想对于人的神性本质及其自我拯救能力的不断强调与强化。     

犹太教在当代北美的表现

犹太教的本质体现为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其律法的遵从。由于对上帝的信仰只是被视为是犹太教的前提,犹太教一向不注重对上帝本质的论述,因此,对其律法的遵从便成为犹太教事实上的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践行律法是犹太教有别于其他一神信仰的主要标准,也是判断一个犹太人是否守教的主要标准。当今北美犹太人在践行犹太律法中表现出的"多样性"突出体现了犹太教这一"自由"解读律法以及在自身内容上添加新思维的传统。了解犹太教在当代北美的新表现有助于认识犹太教在当代的发展趋势。     

从神佛关系的逆转看日本民族中心主义的萌生

在古代日本,本土神道与外来佛教扮演了一对"自我"与"他者"的角色:当神佛遭遇之初,后者以"他者"之普遍性包摄"自我"之特殊性的形式将日本人对神的崇拜纳入对佛的信仰当中;而由此产生的文化压抑和原乡迷失,又推动前者以强调特殊之"自我"有别于普遍之"他者"的方式摆脱对后者的依附。由此实现的神佛关系逆转不止具有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积极意义,更内含了一种以"自我"包摄一切"他者",即民族中心主义的极端化倾向。     

中国古代黄帝神话中的仪式和图腾研究

本文以神话-原型批评为基本方法、以古代神话故事的文本解读为依据,力图对中国古代的黄帝神话进行重新诠释和组合。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黄帝神话是以表现黄帝作为古代氏族领袖、巫师以及部落保护神的活动及信仰为基本依据的。作者尝试在禳解仪式、表现仪式和升仙仪式三种相对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仪式结构中去追溯黄帝故事的仪式和图腾原型,并以此为依据去研究古代黄帝信仰的来源、演变、图腾以及在不同阶段的仪式特征等问题。作者认为,作为古代仪式和图腾的表现形式,黄帝神话的重新诠释和组合应该以黄帝从古代巫君、神王到氏族和部落保护神以及后来的跨部落"最高神"的演变为基本线索。在文章最后部分,作者指出,在春秋战国时期神仙思潮兴起的背景下,黄帝作为古代信仰中的"最高神",被纳入到早期神仙传记的修仙范例之中,转化为神仙。这种成仙神话构成了古代仪式和图腾向宗教形态过渡过程中的原型演化形式。     

摩西法律的契约形式和以律法为核心的希伯来宗教

本文详细地探讨了以色列圣约的神学构成、历史背景及其宗教隐喻,指出尽管它具有与整个古代近东相同的立法与司法习俗,但它更强调的是神与以色列立约和日后重立约的宗教经历。以色列对古代近东契约观念的使用使得神人关系概念化,神人之约被最深刻地体现于西奈经历中,并从中衍伸出一种浓厚的历史意识,形成守约得福、背约遭祸的神学历史观。此后,随着古代希伯来历史的发展,律法地位的提高导致了犹太宗教的结构变化,并产生了两种神学倾向:一是“约”的概念的淡化,二是律法被绝对化并赋予了其外在的形式。这使得律法被本体化,逐渐取代约而成为犹太信仰的基础,犹太教也因此成为以实现律法的要求为目的的宗教,公义的外在化由此极大地削弱了信仰的精神内涵。本文正是通过上述对希伯来神人之约与古代近东契约的对比研究,试图深入地领会契约律法发生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并思考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诸多思想和历史问题。     

当代上海“老板佛教徒”的公益慈善实践与公民意识的建构

"老板佛教徒"是上海佛教公益慈善的重要参与者,佛教公益慈善实践与公民意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老板佛教徒"组成的"信仰共同体"及其所参与的公益慈善活动,一方面是出于信仰的表达;另一方面体现出新时期佛教社团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即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团结,是公民共同体意识得以培育的载体,为志愿者精神提供了实践的平台,藉此可以建构出一种"功德互惠、精神分享"的社会信任关系。     

犹耶圣号命名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探析

本文重点探讨犹耶在中国语境中圣号命名的差异性并分析成因。文章从比较的视角，通过文本分析的路径，分析犹太儒生与天主教传教士圣号汉译的异同，同时以《希伯来圣经》为对读文本，从犹太人对圣经传统承继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圣号汉译承继了《希伯来圣经》中数量多样、形式繁杂的特点，并以多种儒家概念对译圣号，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圣号命名时则受《希伯来圣经》传统影响较少，他们固定“天主”为主要译名。犹耶圣号命名不同来自犹耶的宗教差异：犹太教是兼容“一神信仰”,而天主教为排异的“一神主义”;犹太教不是外传宗教，天主教有外传使命；犹太儒生在华认同于儒家文化，天主教传教士没有这种认同。     

黄老学派“类法治”思想探析

黄老思想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哲学政治思想,一方面其强调"道生法",主张法律的道德基础、强调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另一方面主张"循法而治",并提出君主"无为而治",弱化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防止统治者对法律的侵害。相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家、儒家等其它学派法律思想,其法律思想更接近于西方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今天的法治建设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疏与密

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儒家和道家那里,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一般而言,中国人的人情观念,是来自儒家的。儒家强调"厚人伦,敦风俗",这就让儒家非常富有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就非常亲密,非常饱满,富有温度。相对而言,道家的人情看起来就比较薄,比较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非常疏远,我们只要记住庄子的那句"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那印象就非常强烈。的确,从表层来看,儒家的     

海德格尔的“神与物”

在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非神学的"神"始终在场,并在"神与物"的不同关联中展现"人与物"的本质区分。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中,神以隐而不显的方式,于其宗教神学的经验性背景及"时间"视域中在场;在其思想转折阶段,其作品直接出现"诸神""神圣者"等名称及关涉神的直接论述,它们以"非神"的方式在与"非物"的关联中在场;当"此是"在其思想晚期返回到"终有一死者"之名时,"人"与"物"在"最后之神"的经过中同归于"是者",这为思想的另一种开端做好了准备。     

对于早期神仙传记中“升仙故事”的“神话-原型批评”研究

本文以神话-原型批评为基本方法,以文本解读为依据,从人物形象、主题和情节的角度,讨论了早期神仙传记《列仙传》、《神仙传》中"升仙故事"与古代信仰、巫术和仪式的关系。作者认为,这类"升仙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形象、精神气质等方面的基本特征皆来自于古代巫师作为人-神中介的特殊职业及其在巫术活动中的具体行为;同时,"升仙故事"在表达人-仙交流和演变的主题时,以系统性的天象、物质和动物作为象征意象。这些象征意象的运用也可以直接上溯到中国古代的信仰和巫术并表现在古代神话的原型之中;另外,早期神仙传记的"升仙情节"中的具体场景、死亡-成仙观念、特性化的情感和气氛等因素也受到了中国古代信仰和相关的巫术-仪式的重要影响。     

中国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

"忠恕之道"是儒家的"行仁之方",它一方面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利,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平等互利中尊重他人的独立意志,不要以己之意志强加于他人。因为在这一道德准则中蕴含着承认个体的差异性及其不可侵夺的独立意志的思想,所以它又与儒家所主张的"和而不同"联系在一起。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主张的"振兴中华"与"永不称霸""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可谓传承和弘扬了中国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     

道与神

"道",在道教的教义教理中居于核心位置,亦为道教的最高信仰.然而道教同时是一种神教,是信仰种种神灵的宗教.那么在道教中,道与神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认为道家的"道"给人们提供了终极关怀,这是道教崇奉老子为教主的内在根据;指出道教中视道本身为神或者神灵变化的本体,还以分气说阐明道一分多的神道观,并贯穿于修炼思想之中.文分三部份:一、先秦文献中"道"的用例和含义,以及道家的"道"在宗教信仰层面对道教的作用;二、道教信仰层面的"道"及其与神灵观念的关系;三、"道"的普世意义及其现代作用.     

论儒学对民间神明信仰的影响——以闽台民间神明信仰为例

儒家通过人的神化和神的道德化两个方面的造神运动实现了对民间神格塑造的影响。在鬼神信仰上的宗教伦理理性的价值取向是儒学对民间信仰产生影响的思想渊源,国家机器的神道设教和知识分子推动是这一影响的现实途径。     

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为传统礼乐文明存续作合法性辩护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揭示了人类理性即"辨"是人禽之别的内在根据;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发现了人类具有超出动物"类性之仁"局限性的独特价值,确立了一种由"辨"而"合"的人禽关系模式。     

天人三策:儒生与帝王的共识与盟约

如何解读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是君臣之间的庙堂应对?还是师生之间的传道解惑?其实,还可以将"天人三策"理解为西汉时期儒家士大夫与君王为开启政治合作的协商与对话。从"天人三策"到"《春秋》大义",表达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与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帝王之间在实现政治合作过程中的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最终推动了中华儒教文明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