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

看张继禹道长的《坐忘铭》,深受启迪,文章用简练的文字阐明了道家养生长寿的秘诀,这就是:"简事收心,物我两忘"。这也是养生的最好方法和最佳境界。老子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蒋锡昌先生在解释这段话时指出:"此章言无私之道,一则练其内部之气,所以定其神;一则去其外部之欲,所以定其形,二者定,则圣人养生之道全矣。"这里清楚地告诉人们,要想健康长寿,就要净化和纯洁思想,去除那些不必要的物欲,同时忘记身体以及身体外那些繁杂的东西,把事情简单化,把那颗躁动的心收回来、静下来,外忘其形,内定其心,这样才能自在快活。这里"简"字是关键,不仅内容丰富,且玄妙无穷,受张道长启发,也谈一点自己的粗浅体会。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论成玄英《道德经义疏》中的圣人形象

圣人观念在汉民族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玄英是唐代著名的道教学者,其<道德经义疏>中的"体道圣人"的形象表明其理想的圣人人格应是圣人仅居圣界,在世之外是不够的,要通过降迹处世,以圣凡平等,自利利他的思想来化导凡俗,以此才可能使圣人功圆德满,实现其自足性.成玄英对圣人形象的刻画一方面是其思想理论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为道教学者对道教自身合理发展提供了一条有益的探索途径.     

胡安国《春秋传》的“圣人以天自处”论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胡安国吸收并发展了传统儒家制约君权的思想,他秉持儒家"道高于君"、"以道事君"的精神,建构起以"天理"、"王道"批评君主和制约君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胡氏《春秋传》中所提出的"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对君王进行批评和贬责,与儒家"君为臣纲"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伦理秩序发生了冲突。"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的提出,使儒家士大夫摆脱了"臣子贬君上"、"以匹夫而黜天子"的政治伦理困境,为批评甚或批判君主与制约君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圣人之意”的传述与还原——郭象《庄子注》“言意之辨”新探

根据郭象《庄子注》的内在脉络,"寄言"既非郭象的诠释方法,也非庄子表述"己意"的写作手法,而是庄子借以"出圣人之意"的传述方式。庄子通过"寄言"的方式"出圣人之意",既是"至理无言"的必然要求,也是圣人"因彼以立言"之教化方式的隐微呈现。《庄子》中的"寄言"主要有"齐谐志怪之言"及"非毁圣贤之言"两种典型形态,前者是庄子利用夸张或象征的方式申明"至理"的手段,后者是圣人"因彼以教彼"之"无为治道"的题中之义。只有以"忘言"的方式去阅读《庄子》,才能展开对"庄子之言"的追本式体贴以及对"圣人之意"的还原式理解。     

荻生徂徕的圣人思想辨析

对圣人问题的探讨是揭开荻生徂徕思想极其重要的一环。本文通过徂徕的文本梳理与义理剖析,阐明其笔下的圣人区别于我们通常对于圣人的理解。徂徕所定义的圣人是不可得而知、不以其德论之的参与礼乐刑政制作的先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处在圣人这一群体中具有特殊身份的孔子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明确徂徕是如何肯定孔子作为区别于先王之圣人的特殊"圣人"定位的。最后,从圣人聪明睿智之德受诸于天以及"四民"皆"役人"的角度,分析徂徕否定后人成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揭示了徂徕认为圣人不可学而至的原因及其理由所在。     

王阳明“立诚”说的内在逻辑蕴涵

在"致良知"话头之前,王阳明一度试图推"立诚"为学问头脑。基于"诚"字的诚切、真切、笃实等义,"立诚"说被赋予了成逻辑体系的思想蕴涵:其一,诚其必为圣贤之志向,以此确立人生方向和为学动力;其二,立其纯乎实理之诚体,此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核心因素;其三,诚其好善恶恶之情感,此是为善去恶而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的直接动力;其四,实其为善去恶之行为,此是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而成就圣人人格的落实下手处。"立诚"说几乎将王阳明当时的学术理论和修养功夫尽数收摄在内。不过,"立诚"说不能直接表述知善知恶之明这个维度,因此,王阳明后来放弃了"立诚"话头,而转向了"致良知"头脑。     

从尊重孔子到今世完人:明清时期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孔子观

自西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受到推崇,孔子被尊为圣人。明清时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在用汉语阐释伊斯兰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孔子观。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尊重孔子,但对有关太宰嚭和孔子的对话内容作了取舍和发挥,认为孔子听闻的"西方圣人"是至圣穆罕默德;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把孔子纳入圣人之列,但在至圣穆罕默德之下;马德新认为东土圣人言人道,西土圣人言天道,各有自己的职责;唐晋徽提出孔子是今世完人、穆罕默德是后世完人的思想。对待孔子的态度,反映了明清时期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宗教信仰和社会现实之间努力寻求一个合理关系的思想历程。     

以《易》明"道"的易学史观--郭雍易学史观研究

郭雍是兼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属于程门支流.郭雍秉承义理解易之风,推崇二程、张载而又自成一家.郭雍反对象数派的<河图><洛书>衍生大易的观点.他认为<易>为圣人明道之书.到了春秋时期,大道不行,卜筮成为主流.<易>为包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所作.对"道、象、数"的关系,郭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雍还认为汉代以来,象数之学附会于<易>,圣人之道熄灭无传.直到程颢、程颐、张载三先生发挥易理精奥,圣人之道才得以重现.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是程颐的学生,郭雍作<郭氏传家易说>的目的就是继承程颐和其父的解<易>传统,阐明圣人之道也.     

在圣神与凡俗之间——论成玄英《道德经义疏》中圣人形象

圣人在汉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中成为一“索引词”,无论是从哲学、史学、文学等上层文化去透视,还是从礼仪制度、道德伦常等下层文化来审察,均能发现圣人以及圣人观念的普泛性,这种普泛性对整个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统摄作用。圣人为文化传承者所塑造,又是其企慕的最高理想人格,成为华夏文明创造发展过程中赖以汲取的精神资粮,也成为人们生活中应当奉行的最高人生准则。由于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居社会意识的主流地位,一提到圣人,人们思想中自然会呈显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儒家推崇的圣人形象。儒家士人不仅赋予这些圣人以政治理想上的含义,…     

周敦颐“立人极”思想的三个面向

周敦颐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天、地、人三才鼎立的思想,提出"立人极"而成就圣人之道的主张。他所说的"立人极",指的是人类中完全实现了人性故可与"天地参"的圣人。若在人伦日用中,学习成为圣人的方法,且能"固执之"于日用人伦中,则不需外求便可"立人极"。在追求"立人极"的过程中,得到精神力量的支撑,便是孔颜乐处所在。     

中国传统"革命"思想的两个维度及毛泽东的"革命"逻辑

传统中国蕴含着两种“革命”思想的维度:一是圣人救世的“汤武革命”,一是基于压迫而进行反抗的农民起义。这两个维度对于既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传统的规范性文化教育,同时又深受非规范性文化熏染的毛泽东来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他“圣人救世”与“压迫-反抗”的两种“革命”逻辑。这两种具有不同文化气质的“革命”逻辑在毛泽东思想中得以结合的根本基础是他尚变求动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神道设教”的人文意义

先秦儒家提倡的神道设教,就是将道德与宗教完美地结合到一起,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神道设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语出《周易·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注释说,圣人"观天之神道"来教化百姓,从而天下悦服。具体来说,它包含     

“应物而无累”与王弼圣人观——以王弼易释为中心

有情、无情之辨为何晏与王弼圣人观分殊之要。现有研究一般从性情关系入手,以"性其情"来把握王弼之圣人观。然就相关论说来看,王弼之关注重点似在"无累"与"应物"。王弼与何晏均主张圣人"无累",但就如何实现"无累"却有不同。何晏延续了庄子以来"弃世则无累"的道家思想,而王弼会通儒道提出了"应物而无累"的观点。王弼之所以主张圣人"应物",在于其强调"得志"之重要;王弼之圣人之所以能"应物而无累",在于其"神明茂"与"通无"。理解王弼所言"累""得志""神明""无"等概念,均需从《周易》及其易释中探寻其源。     

《易传》道德哲学新探

《易传》通常被认为是释《易》之作,其中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哲学思想,但目前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教科书多不见对《易传》伦理道德思想的阐述,这与《周易》"群经之首"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有鉴于此,本文从三个层面上对《易传》的道德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系统的阐释:一、依据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架构,阐述《易传》阴阳相反相成而为"易"(即"变")、"生生之谓易"的生命本体论,人道本于天道,故人要成就自己,就必须"继善成性",人之所以能够"继善成性"的依据是"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二、"继善成性"的具体实现路径是"修业进德"即内修其身与开物成务,其原则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具体方法是"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三、"修业进德"的境界是"圣人气象"即"与天地合其道,与日月同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同其吉凶"的圣人境界。     

“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     

心理学与身体:经典传统与现代取向

文章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家对身体的看法,力图以"身体"为主线,追溯具身认知思潮兴起的历史逻辑。柏拉图从本体论的视角,笛卡尔从认识论的视角,确立了"心"的存在,造就了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二元论传统。并将物理性质的"身"置于从属地位,开启了"扬心抑身"的历史先河。承袭这样一种思想传统,早期意识心理学忽略身体,机能主义心理学则由于强调意识的功用,重视了身体对环境的适应活动,因而影响了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行为主义接受了物理主义还原论,把"心"归于"身",身心合一,但还原论的观点却受到认知心理学的批评。经典认知心理学在计算与信息科学的影响下,反对物理主义还原论,视认知为可以脱离身体的"程序"或"软件",身体再次沦落为"载体"但是具身认知的兴起改变了心理学忽略身体的思想传统,它要超越二元论的思想逻辑,贯彻"身心一体"的原则。具身认知范式成为认知心理学的现代取向。     

郑玄的“法”与“道”

两汉今文经学将经书大义统一于孔子之法,及至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将《周礼》与《左传》纳入经学体系,对经书中的制度差异,郑玄理解为虞夏殷周制度的差别,因此,在郑玄的经学体系中,出现了不同的圣人之法。但是,郑玄的经注之中,并不着意讨论这些圣人之法中是否有共同的道。无论是对"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对"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等经文的理解,郑玄都没有去寻求五帝三王之法背后共通之道。郑玄的经学进入中国文明史,这一以礼为本的经典教化体系,熔铸出观念与制度的文明土壤。而在其框架中寻求"多元化的圣人之法"背后共同的"道",成为新思想的基本动力,无论是魏晋玄学还是宋明理学,都是在这一经学背景中展开。     

"人本"与"民本"

"人本"与"民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说都是中国传统的思想,而又是近现代的表述[1].简言之,"人"相对于神和物而言,"人本"是普遍的哲学或文化的概念;"民"相对于国家和执政者而言,"民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念的概念.     

善如何可能?圣人如何可能?——韩非子的人性论及内圣外王思想

韩非子的人性论是由"圣人"之聪明睿智之性、虚静无为之心与"众人"之好利之性、欲利之心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人性与人心,是一个好利与向善的综合体。人性好利决定人情好利,但聪明睿智之性、虚静无为之心却能节制自身欲望,向"道"靠拢,并最终"体道"。人性虽不蕴含善性,但却能萌生向善的能力。人能体道,成为"圣人"。人世之善,源自"圣人",而最终源自"道"。韩非子亦有"内圣外王"思想。"内圣"必然要求"外王",欲实现"外王",必须借助君主。王必霸、霸必王,是韩非子王霸观念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