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圣人制礼说”

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的考察,荀子提出了礼的起源问题,并给出了"圣人制礼说"的回答。他认为,自历史发展之初,每个人都有因为无止的欲望而进行争夺的趋恶本性,导致社会生活变得资源短缺、混乱不堪。圣人对此"化性起伪",制作出了能够矫正人性、规范社会的"礼"。在荀子看来,"礼"产生于圣人的后天努力而非人的先天本性;圣人制礼,是实现、发挥自我价值及规范、引导社会的有力举措。     

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性恶论者。他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和道德修养论。荀子肯定了性本恶之人在礼义法度等外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不断弃恶从善、积善成德的可能性。他提出的以追求圣人和君子为人生境界的道德修养理论,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     

君子与小人

正在《论语》中,将"君子"与"小人"对举,粗略数了一下,大约有十三处之多。毫无疑问,孔子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人性中的恶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头脑。我们都知道,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是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性恶"的观点的,而荀子如此大胆的思想,肯定与孔子对人性之恶的深刻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在《论语》中,孔子通过将"君子"和"小人"对举,来系统阐释人性中的各种恶的方面。譬如这样两则:"君子喻于     

荀子的道德治理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道德治理"概念近几年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道德治理的理论资源在荀子那儿就已经非常丰富了。本文试图从人性恶是道德治理的逻辑起点、以礼养欲是道德问题治理的现实基石、隆礼重法是道德治理的两条进路、成为君子是道德治理的价值目标等四个方面发掘荀子的道德治理思想,希望为道德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康德“人性中的根本恶”与荀子“人性恶”之比较

康德认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有“善的秉赋”也有“恶的倾向”,恶源自于质料及经验性杂多对理性的干扰,改恶迁善应当进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将基于理性的道德法则置于基于质料的自爱或幸福法则之上,并以道德(宗教)信仰保证德福一致及道德律的践行.与康德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不同,荀子认为“生而好利”的基于欲望的自然天性决定了人性本恶,后天“化性起伪”的方式着重于以圣人、师长为主导的礼义教化.康德偏重先验分析的自由意志与苟子着重经验教化的方式都有助于人的道德自律的形成.     

荀子所倡导的君子的人格特征探析

“君子”这一概念,是我国古代学者对一种理想的社会人格的写照。儒家哲学在探讨人生问题时极为重视人格、人品等问题。荀子作为儒家集大成者,他心目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如何培养理想的人格,造就完美人格。荀子提出了君子的人格特征,以及描述了君子与小人的差别。     

荀子“性恶”论辨正

荀子所言的"性"和"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含义,"性"是指人的自然生理欲求与反应以及心表现出来的天生的"知"与"能","恶"是指人的行为或社会秩序不符合礼义之道而表现出"偏险悖乱"的状态.在此基础上,荀子认为心生而不具有礼义之道,故不能以礼义作为思虑的标准,因此心的认知常常表现为偏执之蔽,进而在面时情欲时亦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最终做出"偏险悖乱"的行为而成恶了.所以,荀子所谓的"性恶"是指作为"性"之心由于生而不具有礼义,且亦不能认知礼义之道而易导致事实上的非礼义的"偏险悖乱"的状态.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浅探荀子性"恶"伦理观的理论内核

荀子立足于现实的利益关系,挖掘"性"、"伪"关系矛盾展开其伦理思想。于是人性与礼义道德之间构成一对矛盾体:道德总是基于人性并不断验证人性恶的存在;人性总是背离道德又不断服从道德,实现对恶的超越。接着他提出"众人之伪"的道德层次论,实现"性"与"伪"的统一:"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而天下治";并在其中显现"恶"的自我否定性,凸显了其辩证思维和理性批判精神。可以说,这一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是弥足珍贵的。在两千多年之前,没有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致思倾向、概括能力,是无法提出如此深刻的人性思想的。     

君子、理想人格及儒道君子文化的相异互补

君子作为现实生活中积极向上向善的正面人格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成人成己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文化做人标准的人格化体现,是将内在德性外化为具体表现的现实人物。"君子"概念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儒、佛、道文化都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有区别也有联系。理想人格作为道德楷模,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君子则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格,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在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中,儒、道两家的君子文化最具代表性,道家的"天之君子"和儒家的"人之君子"中所展现的思想智慧相异互补,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现实意义而言,提倡每一个人做"君子",在当下社会中也许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     

康德论人性的善恶

康德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建立在他对人之本性的界定上,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人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善恶问题;就人的理性本质而言,人的本性中既有向善的原初禀赋,又有趋恶的倾向,这为人向善或趋恶提供了可能性。康德说人的本性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由此人性的善或恶取决于自由的任意将道德法则作为动机或将违背道德法则的动机纳入准则的自由。按照康德的严峻主义观点,人的本性天生就存在一种根本恶,这种恶败坏了一切准则的根据,造成了心灵的颠倒,但正因为其源于人的自由本性,也为人改恶向善提供了可能性。     

荀子化性说解论

以对人性的二元理解为基础,荀子把确定性的情欲作为人性的代表,于是"人之性恶"的观点得以提出。情欲之化和心知之化是化性的两个内容,后者尤其重要。荀子化性说的实践方式是起伪。在此过程中,他过分夸大圣人的心知之性,把善的起源仅仅寄托于世间少有的圣人。在强调圣人制礼、以礼化性的前提下,善、恶力量对比悬殊,法治等暴力工具不得不进入化性的理论。荀子政治主张的法家色彩由此而生。     

论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

荀子从人性趋恶角度构建了自己的德性教化理论.恶在礼仪法度的制约下不仅可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经过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德性教化实乃"化性起伪",而伪是针对情的,只有对情进行矫正,才能对人性教化,情为教化之基;礼为教化之则,道德教化是个人遵守礼仪规范及人自身德性的自我迁化的过程,以心对礼以治情,从而以人的智识促进德性的提升;养为教化之方,以礼乐养情,陶冶、涵养人之德性,促进人的道德自觉.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荀子》“性朴”“性恶”续辨

《荀子》的人性观是"性朴"抑或"性恶",此二者关系为何,是《荀子》人性观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基础问题。学界对《荀子》是"性朴"说还是"性恶"说的论争,是因现存《荀子》文本中有内在的矛盾。《礼论》主张人性"本始材朴",提出"非道德"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无固定的道德方向;《性恶》则试图论证人性为"不道德"的。这两种人性观的背后,善恶评判方式亦截然相异。《礼论》之性朴说背后的善恶评判,将人类行为分为善的、恶的、善恶之外的三类;《性恶》的人性说则建立在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评判上。评判方式的不同亦可通过《性恶》与《礼论》的修辞印证。     

荀子政治人格释析

荀子关于政治人格（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称谓,可以说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我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有近二十种之多:君人、王、天子、人主、先王、三王、君、圣人、人上、仁人、君子、百王、后王、圣王、人君、大君子、主、上、帝王。若将这些称谓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人主、人上、主、上;第二类:王、三王、百王、先王、后王、帝王、天子;第三类:君、君子、君人、人君、大君子;第四类:圣人、仁人、圣王。下面对各类称谓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和分析。     

康德论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

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一方面指出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是普遍的,是人生而具有的,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认为这种趋恶倾向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因而可以被归咎于人。问题在于,如果人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普遍的趋恶倾向,它如何可能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呢?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康德的人性论和他的自由概念而得到回答。人的双重本性是康德论述人性善恶的基础,感性和理性是人性的两重维度,它们体现了人性中的张力。人的意志必然受到感性本性的影响,这是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的根源。然而,如果没有人对自由的应用,任何颠倒都不会造成,有的将仅仅是理性与感性的并存,没有孰先孰后,也就无所谓善恶。因此,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既是普遍的,又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论科学的人性观及其在教育实践中的意义

一、人性论争何时休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以及许许多多的科学都涉及人和人的发展。因此,人们常常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人性。但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强调人性天赋。而对这种天赋的人性,有人主张“人性本善”。例如战国时的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恻(忄急)、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它们是四个“善端”。在后天环境中,只要将这四个“善端”加以扩充。就会形成美好的道德;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四端泯灭,那么人就失去了天性而趋向邪恶。另一些思想家则相反。主张“人性本恶”。例如,稍后于孟子的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追求利、欲、声、色和恶劳的本性。而人之为善,是后天习得的。这些后天习得的东西,苟子称为“伪”。他的基本思想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因此,教化的任务就是改造本性,去恶为善,即“化性起伪”。还有一些思想家认为,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它像大     

君子人格的诠释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小人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中汲取营养,激活和焕发人们内心由传统文化长期熏陶而形成的价值理念,是确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修课。既然如此,在当代,界定和培育君子人格就是"使中国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的重要抓手;是让中国传统文化换发出新的生命力,为解决当下中国人安身立命问题提供思想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     

差等、度量分界与权利——荀子义概念中的正义观

荀子"义"概念的一项主要意涵是"上下有差"。礼义建构并维持了此种差等社会,也确定了社会成员的"分义",亦即他们的位阶、角色和职业等及其义务与相应之权利。荀子虽然认为"上下有差"乃天下通义,但上下位阶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流通升降,其原则在于礼义、道德、贤能等,而这是每个人凭其天赋之人性能力与后天之修为皆能成就的。这实际上是对宗法制的革命性颠覆,使得公职向所有人开放成为可能,也使得依系于这些公职的社会资源得以较为公正地被分配。荀子的礼义差等社会实际上蕴含有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     

荀子总万物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

承继《易传》《中庸》圣人参天地的观点,荀子进一步提出君子可以总万物,从而丰富了儒家人与天地关系的理论内涵。在荀子看来,君子有仁义、知通统类,从而能够总括、调理天地万物。君子总括万物的思想,涵摄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友爱的平等关系,从而可以兼容人与自然适度平衡、和谐发展,以达到彼此共生的人类理想。荀子的这一思想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生态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