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与范式转换

理论自觉不仅直接关乎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构建,也直接关乎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持续发展和现实功能的发挥。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包括对学科关系、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自觉等四个基本维度;其问题域或基本理论结构包括本体论层面的基本问题、对象问题和范畴问题,认识论层面的视角和向度问题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发展取向、价值追求和学者的价值选择问题。范式意识的自觉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的方法论标志。当前,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范式应该实现从西方范式向马克思主义范式、从个体论或整体论向个体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范式、从职业伦理或实践伦理向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相结合的范式转换。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伦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生态伦理学以生态道德为其研究对象。生态道德就是人们在同自然的交往过程中规范和评价自身行为的准则体系。从生态道德的构成要素来看,可以将它分解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规范评价自身行为的准则体系。这两个系列。因而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便具有系列性。一是生态学系列的研究方法,一是伦理学系列的研究方法。两个系列又各有层次性。 生态学系列的第一个层次,是生态学方法。所谓生态学方法,是指生命现象领域的科学认识的生态学途径,或科学的生态学思维。例如如何认识生态学出现的必然性这个问题,就必须借助生态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生态伦理学正是生态学方法向伦理学渗透的结果。 生态学系列的第二层次是系统方法。生态道德之所以可能主要在于人和自然之间具有系统性。科学的生态伦理学既不以人为中心而排斥自然,也不以自然为中心而排斥人,而是在人和自然的系统性中来把握的。 生态学系列的第三层次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无论从生态伦理出现的必然性或可能性来说,都必须深入研究人类劳动的内在要     

论生命伦理学的自主性原则

自主性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首要原则,其本质在于个人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主分为思想自主、意愿自主和行动自主.自主性原则的思想前提是道义论与后果论.在生命伦理学中,尊重、知情同意、保密和隐私权是自主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医疗实践中,自主权的行使必须与具体的情境相结合,其价值才能充分实现.     

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述评

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述评杨克俭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建构生态伦理学,既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７０多年以来（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法国哲学家施韦兹提出生态伦理观至今）东西方伦理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在旷日持久的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应把“人类中心论”作为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是自然界万物进化的最终目的;只有人类才是衡量生命和非生命实体能否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尺度。生态伦理学只有建立在此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类生存的既得利益。据此,他们提出了发展经济第一,保护生态环境第二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生产模式和道德评价标准。第二种观点极力主张把“生态中心论”作为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认为自然界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人只不过是它的忠顺奴仆,人类只有听从自然的摆布,尊重自然的权利和价值,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生态伦理学只有奠定在此基础上,生态道德才具有现实的绝对意义,才能让人类真正避免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的困扰,并由此提出了保护生态第一,发展经济第二的“回归自然”或“抑制增长”的生产方式和伦理原则。第三种观点是“生态和谐论”。它认为,片面强调以人类     

自然价值与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涉及自然价值问题,是针对自然价值严重透支而提出的:一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高度消耗,产生资源全面短缺问题;二是环境质量高度透支,破坏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衡.这是当前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它要求经济转变,主要是生产方式转变和生活方式转变.环境伦理学的自然价值论是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它对低碳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问题主要是由于否认自然价值引起的;第二,问题的解决要求确立自然价值观念,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经济政策.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价值观转变,确立自然价值概念;需要思维方式转变,从还原论线性非循环思维转向整体论非线性循环思维,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态科学技术的支持.     

灾疫伦理学:当代应用伦理研究新领域

灾疫伦理学诞生并构成应用伦理新领域,既因为当代灾疫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因为灾害学、灾害伦理学、生态学、环境哲学、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等新学科迅速发展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学科背景和肥沃的学科土壤,还在于生态理性哲学为其提供了本体论思想和认知论方法。灾疫伦理学的最高使命是为创建生态文明架通实践理性桥梁;其基本目标是引导人类进行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其首要任务是围绕"自然、生命、人"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而引导人类重建存在信念和生存方式;其基本工作有二:一是构建其承载和表达如上三者的学科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二是探索灾疫防治的国际行动方案和国家平台,从宏观与微观维度展开灾疫防治伦理方案及实施措施的设计。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理论特质

本文结合后现代生态思想,阐述了农业文明时代中国生态思想在宇宙生成论、有机整体论、生命价值论和天人合一论几个层面的基本理论特质。笔者认为中国的生态思想传统虽然存在着时代局限性,但是它的基本观点与后现代生态思想是一致的。中国生态思想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与西方后现代生态思想中的科学理性的互补,可能确立人类未来的生态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的自然价值论

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提出既区别于西方基督教神创论,又区别西方进化论的自然创造论;中国古代自然价值论是存在论与价值论统一、科学与道德统一的理论.它是我国宝贵的思想资源,对现代自然价值论和生态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儒佛道三教的生态思想及其异辙同归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的思想智慧。儒家仁爱为本的生态思想,以成人成己、中正和谐、天人合一为追求的目标,"天地人一体同仁"充分体现出儒家"仁民而爱物"的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相融的人文精神。道家道教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提倡"因天地之自然",以实现"人与天合","神与道合"。"天地人一体同道"表达了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和追求,形成了与儒家从人伦推及人与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与生态文化特色。中国佛教圆融慈悲的生态精神,以缘起论阐发了心与物、理与事、天地与人之间的圆融互具、相即相融的整体关系,提倡对万物众生的慈爱和悲悯,丰富发展了佛教的生态思想和哲学智慧。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儒佛道分别从人的本性、道法自然、缘起净心出发,异辙同归地指向了天地人的同体与和谐共存。三家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既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也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