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困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罗尔斯、辛格、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为中心

全球贫困是全球正义的核心议题。全球正义理论内部有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不同立场,国家主义代表人物罗尔斯主张有限人道主义援助。世界主义理论内部又有两种不同主张:(1)道德世界主义者辛格倡导无限人道主义援助;(2)政治世界主义者博格主张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秉持综合主义全球正义立场,将全球正义与杨的社会正义理论结合起来扩展为全球社会正义理论,推动其从分配范式走向关系范式,主张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秩序重构融合互补,寻求一种以正义为基础,去"宰制和压迫"的伦理型国际关系,力图为全球贫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另一种世界主义:论布洛克对全球分配正义的构想

在当前全球正义问题的论争中,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吉莉安·布洛克提出了一种富有影响力的全球正义观念。其要旨是,全球所有人都应得充足的资源与机会,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以保证过上一种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布洛克这种以"充足"为基础的"弱世界主义"观念旨在挑战过去几十年间流行的"强世界主义"立场。她意在探究,为什么要用"消极的"机会平等替代"强世界主义"主张的"积极的"机会平等;为什么差别原则无法作为全球范围的分配原则;为什么只有"基本需要",而不是"基本权利",才能作为全球正义的价值基础。布洛克的弱世界主义理念的确很有吸引力,但其相关诠释和论证很难站得住脚,其弱世界主义方案并不成功。     

论世界主义伦理观的核心命题

<正>世界主义伦理观是一种规范性概念,是对个体与他者关系的一种认知与定位,涉及到个体与他者关系范畴中的道德界定与价值判断。世界主义相信所有人都有责任改善并丰富人类的总体人性,认为人类是一个种群意义上的整体,是一种原子式的构成,其中的个体皆为世界公民,他们从属于精神与伦理共同体。"世界主义伦理观坚持正义的优先权",这对全球化时代的当今世界独具意义。在复杂的思想理路与理论光谱之中,世界主义伦理观的核心命题应首先得以厘定。     

社群主义的全球正义困境:以戴维·米勒为中心的讨论

戴维·米勒所建构的现实主义的全球正义理念虽然为民族自决和对民族同胞的偏爱情感提供了空间,但其理论仍然面临许多难题:作为其全球正义关怀之终极单元的人的概念(即需要帮助的受动者和具有选择能力的行动者)既缺乏足够的规范内涵,也不具有“自由而平等的世界公民”概念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难以成为全球正义理念的人学基础;综合个人道德与制度伦理双重视角的全球正义进路误解了全球正义的约束对象,把基于自然人格的自然义务与基于法理人格的人为义务混为一谈;强调国内领域与国际领域之截然二分的情境主义的二元论正义观忽视了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低估了人类道德进步的潜能。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全球正义的进路与人道主义关怀

全球正义与全球贫困现象内在关联。全球正义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理想追求,当代全球正义的追求是以最基本的人的需求为对象的正义诉求,在人权清单中,全球正义把生存权看成是最根本的权利。全球正义理论从最基本的人的生存需要出发,提出了当代人类社会的紧迫问题。人道主义援助是解救当代全球贫困的另一进路。首先,人道主义援助的困难在于人们把责任看成是分内应当承担的,而把仁慈捐赠看成是超义务的。其次,从权利与义务的相关性来看,作为人人具有的生存权,需要一定的机构或个人承担相应的义务。然而,仁慈捐赠的义务并非是完善的义务,不具有强制性;最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与民族主义以及同胞偏爱并非完全是一种制约关系。但是,全球正义作为一种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到全球正义:一个错误的跨越

把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扩展至全球范围,这是一种富有道德吸引力的理论尝试。全球正义理论强调富国及其公民们对于全球平等分配的道德责任,但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学说,它没有对国家代表公民们去行动的道德资格提供说明,从而没能证明富国的公民们为自己国家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的条件。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回到国家权力正当化的主题上来,而由于国家权力的双重强制性特征,将其正当化的方式就只能是找到公民们能够同意的原则。从平等的公民身份出发将国家权力正当化,这恰恰是罗尔斯式分配正义的真正理由。当国家权力以这种方式被正当化之后,我们就没有理由将国家边界继续视为一种道德上任意的因素,从而也就无法迈向全球平等分配了。     

论政治伦理的正义主题

本文结合政治学和伦理学有关原理 ,探讨了政治伦理的主题 :正义。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现象 ,同样是一种伦理现象 ,政治的公共权力性质决定了它以实现正义为伦理目标 ;从正义的性质及内容等方面看 ,正义根本上具有政治性 ;正义是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 ,统摄诸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具体政治道德规范 ;政治的正义目标实现要以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为保证     

正义、秩序和灵魂——莱布尼兹正义理论剖析

本文从本质形而上学、存在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三个层面对莱布尼兹正义理论进行剖析。就本质形而上学而言,作为本质、理念的正义是一种爱别人的习惯,是心灵钓天赋观念,每个人基于内在、自我圆满之缘由而追求正义;就存在形而上学而言,存在形态的正义体现为自然秩序之有机和谐、人及其共同体秩序之仁爱和谐、宇宙秩序之普遍和谐;就道德形而上学而言,考察正义的前提和根源必然要追溯形式、灵魂与精神之来源,承认形式、灵魂与精神之不死。     

转型中国:伦理基础变迁及其重建

转型中国构造了一个重叠式的社会结构和观念重叠结构,也因此生成了一个问题丛。既有普遍性的与资本的世界化有关的问题,也有与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有关的问题,还有与转型中国自身有关的道德基础问题。最为深刻的伦理基础在于情理结构的解构与建构;就个体而言则是重建一个有理性且无偏见的观察者和演说者,以及具有基本道德理性知识的行动者;从领域看则是从家庭、家族和村社伦理向公民伦理扩展;从社会伦理、组织伦理向政治伦理拓展。     

普世伦理视域中的公平与正义

上世纪末普世伦理以一种平静的启示语调出现于我国,随之争议四起。如今,争论的硝烟依然未尽,但逐渐清晰的情景是,越来越多的人赞同:确实存在一些超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差异的道德内容,即普世伦理,它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普世伦理的道德不是高层次的道德要求,而是底层的或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个人、社群和民族国家都应当倡导普世伦理并努力使之制度化,以改善人类目前的生存状况。本文拟继续探讨的问题是:公平与正义是否也可被纳入普世伦理的视域?如果可以,其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是什么?作为普世伦理的公平与正义有何…     

理性慎思与正义的建构——基于休谟的分析

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     

反思平衡:罗尔斯理论转向的方法论基础

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贯穿于罗尔斯建构正义理论的全过程,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相关的背景理论,通过将它们进行反复比照、不断调整以达至内在的平衡状态,成为检验公平正义学说的合理性标准。但是,由于后来罗尔斯觉察到了自由民主社会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正义观念上产生分歧的现象即合理多元论的事实,并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理性的"判断的负担",因而他不得不使其公平正义学说从最初作为一种合理完备性学说转向一种作为各种合理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之结果的正义的政治哲学,以应对相关背景理论尤其关于人的理论所发生的变化。正因诉诸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罗尔斯实现了其正义理论的政治转向。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社会转型中的道德自我困境及其公民伦理构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以及面临的经济全球化、高科技和网络化背景,引发了中国社会深刻的伦理转型和社会道德难题.社会个体道德自我呈现出道德理想迷茫和道德冷漠、缺乏正义和规则意识、人格分裂和知行分离、职业道德缺失等不良特征.基于社会生活和伦理的现代转型,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以相互性和公共性、人道和良善性、公正和契约性、自主与自律性等理念塑造公民伦理,是道德自我价值转型和精神提升的根本对措和路径选择.     

论亚当·斯密正义伦理的价值错位

亚当·斯密既把正义作为一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又看作是一种美德或德性.但他主要是把正义作为行为规范来运用的.亚当·斯密的正义伦理呈现出一种价值上的错位,这种价值错位首先表现在主要作为行为规范的正义本来只具有底线的或很低级的价值,但亚当·斯密却赋予其德性或美德的性质与价值;其次,亚当·斯密正义伦理的价值错位表现在正义作为德性总是消极的,其德性价值的程度很低,从而与正义的社会作用极不相称.要解决正义伦理的这种价值错位,必须重建立足于人的统一性的新的德性伦理,倡导做一个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经济伦理视阈中的卓越价值观

"追求卓越"是对当代经济活动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伦理价值观.其基本含义是经济主体必须把经济绩效与伦理道德两者统合起来,在优异的经济绩效基础上去谋求优秀的道德表现,强调的是经济主体要具备经济关德,通过市场有规划地做好事.伦理道德并不是经济绩效的绊脚石,而是所有追求优秀业绩的经营者们的必备素质.作为一种经济伦理,卓越包含着人是目的的理念、健全的责任意识、超越法律追求道德的观念、自律意识、服务意识、竞舍意识、可持续发展现等思想,具有功利价值与道义价值统一、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共融、人际伦理与生态伦理并重、普遍伦理与地方智慧结合等特点.     

“关怀”与“正义”优先性的道德反思

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伦理形态在传统上一直由正义理论所主导。弗吉尼亚·海尔德作为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怀伦理从人类伦理生活的实践维度,对正义理论支配人类道德生活的正当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一是揭露正义理论对人所作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虚假性,二是反对正义理论所依赖的普遍道德规则的绝对优先权。关怀伦理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主张人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关系之中并依赖关怀关系。当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与基于普遍道德规则的道德选择相冲突时,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具有优先性,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应被优先考虑。由此,海尔德重新界定了关怀与正义的关系:关怀是比正义更根本的道德价值,关怀关系提供更广的道德框架,正义包含于其中并仅在有限领域具有优先性。为了更清楚地界定两者的关系,海尔德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社会各领域之间关系的模糊性,这也是正义理论仍待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