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供给与基层协商民主生长:基于三地实践的考察

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已经进入全国性推进与应用的"操作阶段"。但是,在该种民主形式的生长路径及其主要推动因素的问题上尚缺乏针对性的理论探索。论文选取浙江温岭、四川彭州和云南盐津三地的基层协商民主为考察对象,发现政府主导下的实践与制度供给是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生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这种生长路径又可称为"供给式协商"。政府供给是基层协商民主持续生长的重要保障,但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具有结构性的非均衡特征,因而又给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可持续生长带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必须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体系。     

规范性与经验性的张力及其消解——西方协商民主“第三代”的理论进路及其局限

"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与先前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存在着某种理论的承续性,在更为复杂的背景下对其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代"理论家直面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种族冲突以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在进行民主化求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自觉肯认民主的协商转向并具体辨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另一方面则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有意识地落实于经验世界的制度或实践,力图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因此,如何消解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的总体进路。然而,由于他们对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缺乏一种辩证的历史意识,其消解努力最终是不成功的。     

政策协商原则及实施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理论呈现出一种"协商民主转向"的趋势。从实践和运作的层次看,协商民主可分为宏观层面的政治协商、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商。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世界几乎保持同步,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在国家制度层面、政府政策层面、基层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开展。本文集中论述政策协商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效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旨在明晰政策协商的参与人群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开展和运行的过程和程序、协商的落实和实施环节,说明政策协商的改进应该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政府决策、执行、反馈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建设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清晰、协商程序法定、协商效力切实的政策协商民主机制。本文认为,政策协商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能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产生延展性影响——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的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氛围;在微观层面有助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长,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     

共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伦理诉求

当今中国兴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热,但人们过多地拘泥于"选举"与"协商"的手段之争,忽视了现代社会推动民主化进程所要实现的伦理目标。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是多样的,但无论哪种形式的民主最终是要保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话语建构,必须以实现共同善为基本的规范性导向。     

言语、行动与共识:协商民主的三重面向

协商民主既是西方学术界的新宠,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与未来走向.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转,必须以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论为前提基础.从言语、行动和共识三重规范性层面来看,协商民主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政治意涵:从语言视角来看,协商民主诉诸于语言构建“以言行事”的语言政治:从行动视角来看,协商民主体现了“以对话为中心”的对话(交往)政治,即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讨论、说理论证、相互理解、修正观点等具体的行动步骤,构筑公共协商机制,丰富了民主政治的过程；从社会文化背景视角来看,协商民主是面对社会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差异性的“社会事实”,实现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正当性的宏伟抱负,体现了新的共识政治观.     

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协商民主及其实践困境

美国联邦参议院从建立之日起就追求精英式协商民主的目标,并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从正式制度上说,参议院的规模、参议员的任职资格、选举、任期、独立性、职业化以及参议院的立法程序都有利于协商民主理念的贯彻。而谦恭有礼的政治文化和捍卫参议院荣誉的责任感等非正式的惯例与传统也对协商民主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邦参议院越来越沦为一个党派化的机构,精英式协商民主作为一个制度化的现实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实践困境。     

植根于群众路线的党内协商民主何以可能?——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的探索及启示

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论述和他倡导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会议形式,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协商民主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首先意味着"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党内协商民主应遵循协商前充分酝酿但不"定调"、协商时实行"三不主义"、协商后"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党对协商过程的全面领导的原则。党内协商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结合,核心实质是将民主集中制原则深深植根于群众路线,实现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为今天推进党内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启示。     

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政治价值,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首先,它以其团结、联合的本质和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政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性。其次,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联盟性质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态,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制度基础。第三,统一战线发展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发展空间,使统一战线的政治平台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社会组织协商的内涵、特点和类型

"社会组织协商"是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的一个新提法,目前学界对这一新提法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拟对社会组织协商的内涵和特点进行界定,并在综合考察国内外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初步对社会组织协商进行分类。社会组织协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公共议题协商、内部公共事务协商和参与其他渠道协商。尽管推动社会组织就公共议题开展协商是社会组织协商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在现阶段,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为社会组织参与各渠道协商创造条件,是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当务之急。     

地方性实践知识:城市社区工作者反建制力量的隐蔽领域——基于B市莲花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日益呈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策诉求的拉扯和分立。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断强调社区公共服务和居民自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断强化对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者的重组和控制。这种名不符实的治理策略被人概括为行政吸纳治理。本文通过一个个案分析,挖掘出基层社区工作者如何在地方政府配置的场域空间里,通过地方性实践智慧,来抵抗行政建制力量,发展人情网络,完成治理任务。这种隐蔽的地方实践策略或许会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实事求是地推进居民服务和协商民主,而不是搞名不符实的形式化工作。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内涵——基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考察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标识性概念,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关系紧密。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中国历史实践,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历史逻辑,它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紧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体现在对民主价值的追求过程中,是一种融合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的民主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解决实践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学理上回应了民主与治理,中央与地方,政党、国家和社会间关系的问题。     

“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论析

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署。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开拓者。毛泽东对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道路的思考及探索，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群众工作与政党政治等四个方面。这是协商民主由(党)内而(党)外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思路，具体化为党内协商民主、军事协商民主、党群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四个实践形态，最终形成“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的深刻认识，对于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胡塞尔动机引发概念的起源及其意义——一个哲学史的考察

"动机引发"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概念。这一概念起源于胡塞尔对传统用法的继承和发展。从叔本华那里,胡塞尔接受了动机引发可直观性的观念,但是反对他对因果性做心理物理学的解释;从布伦塔诺那里胡塞尔接受了动机引发包含着论证和经验两个指向的观念,但是进一步扩大了动机引发的适用范围;胡塞尔批评了迈农的动机引发不可感知的观点,捍卫了布伦塔诺的观点。在对传统继承的同时,胡塞尔将动机引发的研究扩展到事物感知领域中,在此基础上,动机引发问题对于超越论哲学的基本意图的重要意义就凸显出来。     

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差别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二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植根于大相径庭的思想文化土壤和政治实践基础之中;二者赖以支撑的制度保障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得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多层制度保障,而西方协商民主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制约,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二者的协商主体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具有政党、民族、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公民等多层次主体,而西方协商民主着重强调公民个体的主体地位,缺乏政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有效协商;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协商民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协商体系,而西方协商民主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协商。     

“居站分离”实践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居站分离"意在通过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减负,培育社区自治力。在制度变迁实践中,"居站分离"却出现了两个走向:社区工作站行政工具化和居委会边缘化;以及社区工作站准市场化。形塑"居站分离"实践走向的力量是基层社区参与者之间的主体互动。"居站分离"在实践中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城市基层社区行政化垂直整合所产生的"体制障碍",而如何协调基层社区中两种居民自治组织的利益关系却成为一个全新的议题。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点不在于社会自治能力的行政培育,而在于基层社区行政管理政治体制的改革。     

论效果论及其不足——关于道德判断根据的考察之二

效果论将行为效果视作道德判断的最终根据,其预设是行为效果具有公共性,可以成为公共对象。效果论的初始概念是利益,利益对于不同行为者具有差异性,它可以分为一阶利益和二阶利益。效果论比动机论更具有操作性,也更有利于增进福祉,但其不足之处是道德判断的对象不明确,且偏执于最大幸福。对效果论的修正方案是:凡是增加应事者利益且不损害第三者利益的施事行为,都是道德的。     

中世纪基督教道德的蜕化

早期基督教道德侧重于灵魂的质朴与纯洁。这种强调内在的信心和善意,轻视外在形式和效果的道德观构成了西方伦理思想中的动机论。然而到了中世纪,当基督教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现实社会之上的“上帝之国”时,这种动机论道德观也开始在各种世俗利益的诱惑下发生蜕变,各种外在性的赎罪手段取代了真诚的内在信念,形式化的善功取代了动机性的善良意志。这种注重外在形式的功利态度导致了中世纪基督教道德的普遍虚伪化。     

“定期协商”的制度变迁: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创新。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双周协商座谈会"从"双周座谈会"演变而来,实现了从政党协商到政协协商、从统战平台到参政议政平台、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的转变,并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操作流程。作为咨询型协商,双周协商座谈会具有中立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可以将政党、政府、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调动和整合起来,提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并对公共政策产生良好的影响,有效实现协商与决策的衔接,推动相关政策建议的落实,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     

道义与结果在道德生活中如何统一——经权观与儒家规范伦理思想的性质

"经"和"权"的学说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在道德生活中将具有共识性的道德准则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结合起来的态度和努力。在儒家的经权观中,"经"体现了儒家规范伦理思想的道义论、动机论的特征,"权"则体现了对功利和效果的认同。儒家的经权观反映了其伦理思想以道义论为主、结果论为辅的特征,以及对人事的关怀和在道德准则的普遍性问题上的基本倾向。     

国家安全视角下香港政治的博弈失衡与协商之路

国家安全是陆港博弈的政治底线。在国家安全的审视下,香港政制改革受阻、"港独"意识抬头均是陆港博弈失衡的表现。回归之初相对宽松的对港策略使香港反对派形成策略误判,回归20年政治安全风险不降反增考验着"一国两制"的政治活力。香港政治中存在着法律自治与政治自治落差、特首非党化与政党政治悖论以及协商民主与自由民主理念分野等二律背反的情境。如何推进香港民主政治发展,仰赖于陆港双方寻求妥协与协商的艺术,谋求更为广泛的政治认同、更为灵活的安全立法、更为明确的政治中立以及更为有效的管治联盟,进而推进香港协商政治的实践,不断发展与完善"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