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论析

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署。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开拓者。毛泽东对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道路的思考及探索，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群众工作与政党政治等四个方面。这是协商民主由(党)内而(党)外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思路，具体化为党内协商民主、军事协商民主、党群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四个实践形态，最终形成“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的深刻认识，对于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土地革命时期初期中共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论争

土地革命时期初期,党在批判陈独秀的"家长制"中提出了党内民主的课题。随着党内民主发展,党开展了反对任意否定领导机关与决议错误倾向的斗争,与陈独秀的自由批评论进行了交锋,在朱毛红四军党内,则发生了围绕党的决议是民主集中还是群众议决的争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关于党内民主的论争中,提高了对党内民主的认识。论争催生了党的集中指导民主原则的产生,使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以发展完善。     

规范性与经验性的张力及其消解——西方协商民主“第三代”的理论进路及其局限

"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与先前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存在着某种理论的承续性,在更为复杂的背景下对其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代"理论家直面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种族冲突以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在进行民主化求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自觉肯认民主的协商转向并具体辨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另一方面则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有意识地落实于经验世界的制度或实践,力图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因此,如何消解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的总体进路。然而,由于他们对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缺乏一种辩证的历史意识,其消解努力最终是不成功的。     

政府供给与基层协商民主生长:基于三地实践的考察

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已经进入全国性推进与应用的"操作阶段"。但是,在该种民主形式的生长路径及其主要推动因素的问题上尚缺乏针对性的理论探索。论文选取浙江温岭、四川彭州和云南盐津三地的基层协商民主为考察对象,发现政府主导下的实践与制度供给是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生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这种生长路径又可称为"供给式协商"。政府供给是基层协商民主持续生长的重要保障,但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具有结构性的非均衡特征,因而又给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可持续生长带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必须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体系。     

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图与效能——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构思和推进,充分展现了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图和效能。在理念上,人民民主体现了"做事能力"的原初民主意涵;在意图上,人民民主着重于限制"利益博弈"的良性治理思路;在效能上,人民民主有益于推行"政治教育"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方式,其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这是保证这一民主追求具有可行性的政治前提,也是保证这一民主追求具有正确方向的历史前提。     

共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伦理诉求

当今中国兴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热,但人们过多地拘泥于"选举"与"协商"的手段之争,忽视了现代社会推动民主化进程所要实现的伦理目标。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是多样的,但无论哪种形式的民主最终是要保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话语建构,必须以实现共同善为基本的规范性导向。     

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的“双重互构”逻辑——毛泽东“民主新路”探索及其新时代启示

建国后毛泽东对"民主新路"的战略探索是连续而系统的,展现了独特的理论逻辑。依据毛泽东关于"民主新路"的话语表达和历史实践,这一理论逻辑可作如下概括: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本质上属于"双重互构"的关系,一方面,人民民主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由此才能避免把民主当作各种利益集团获取政治领导权的博弈过程;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民主,由此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社会主义的应有价值。从这一理论逻辑去理解毛泽东的"民主新路"战略探索,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策协商原则及实施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理论呈现出一种"协商民主转向"的趋势。从实践和运作的层次看,协商民主可分为宏观层面的政治协商、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商。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世界几乎保持同步,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在国家制度层面、政府政策层面、基层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开展。本文集中论述政策协商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效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旨在明晰政策协商的参与人群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开展和运行的过程和程序、协商的落实和实施环节,说明政策协商的改进应该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政府决策、执行、反馈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建设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清晰、协商程序法定、协商效力切实的政策协商民主机制。本文认为,政策协商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能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产生延展性影响——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的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氛围;在微观层面有助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长,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     

社会管理创新与民主参与的法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扩大民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实现路径.扩大民主参与以协商民主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民主管理为施政方式,以规范有序为基本原则,以理性自律为行动保障,以协商沟通为实现机制,以程序规范为制度前提.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民主参与,应当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将公民参政议政和民主参与纳入法治轨道,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议事法》.     

试论毛泽东领导思想的涵义及其特点

毛泽东领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领导的理论原则和领导经验的抽象与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集体智慧、整体领导素质和能力的结晶,是研究共产党领导活动的结构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它的独具特点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人的因素第一,科学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历史辩证法

"三三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政权建设的竞争中创造的、从政权层面有效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制度模式。它是对清末新政以来各种化妆专制主义政权的否定,也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实行一党专政的否定,更是毛泽东领导中共在政权层面践行民主价值观的继往开来。它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符合"重权威,求民主"的复杂政治国情,实现了对民主价值观的制度化践行,因而能获得空前的认同。"三三制"开创了中国特色民主的历史先河,可为今天从国家层面践行民主价值观提供有益启示。     

“定期协商”的制度变迁: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创新。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双周协商座谈会"从"双周座谈会"演变而来,实现了从政党协商到政协协商、从统战平台到参政议政平台、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的转变,并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操作流程。作为咨询型协商,双周协商座谈会具有中立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可以将政党、政府、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调动和整合起来,提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并对公共政策产生良好的影响,有效实现协商与决策的衔接,推动相关政策建议的落实,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     

重合利益中的工具性:城市基层协商民主的导向研究

协商民主在城市基层得到了大范围的实践,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良的协商样态,影响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既往的研究大多从"功能论"层面解读协商民主的优势,本文尝试引入"利益论"的分析框架,寻求基层政府推行协商实践的动机。在对12个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当前城市的基层协商尽管有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的"重合性动机",但是解决当下治理难题的工具性倾向明显,对把握和落实协商民主价值性的动力则相对缺乏。由此,在城市基层协商结构和过程展现出"领导-服从关系"和全程把控的特征。     

中国式民主如何可能——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探索与启示

延安时期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民主以及如何建设民主。这是毛泽东“中国化”思维方式在民主问题上的自觉。它给当前中国如何实现民主的中国化,进而推动中国式民主的生成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民主建设的逻辑、次序与策略: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考与实践

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大众民主（人民民主）的建设目标,并对于这种民主建设的逻辑、次序和策略等相关问题做出了努力的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边区民主建设是中国本土的一次民主操练,对于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关系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社会组织协商的内涵、特点和类型

"社会组织协商"是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的一个新提法,目前学界对这一新提法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拟对社会组织协商的内涵和特点进行界定,并在综合考察国内外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初步对社会组织协商进行分类。社会组织协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公共议题协商、内部公共事务协商和参与其他渠道协商。尽管推动社会组织就公共议题开展协商是社会组织协商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在现阶段,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为社会组织参与各渠道协商创造条件,是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当务之急。     

言语、行动与共识:协商民主的三重面向

协商民主既是西方学术界的新宠,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与未来走向.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转,必须以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论为前提基础.从言语、行动和共识三重规范性层面来看,协商民主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政治意涵:从语言视角来看,协商民主诉诸于语言构建“以言行事”的语言政治:从行动视角来看,协商民主体现了“以对话为中心”的对话(交往)政治,即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讨论、说理论证、相互理解、修正观点等具体的行动步骤,构筑公共协商机制,丰富了民主政治的过程；从社会文化背景视角来看,协商民主是面对社会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差异性的“社会事实”,实现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正当性的宏伟抱负,体现了新的共识政治观.     

党内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引擎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体制外和体制内、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 ,但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能够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 ,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党的改革和建设开始 ,党的改革关键在于党内民主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建设 ,是适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发展战略     

论毛泽东民主的宪政观

民主的宪政观是毛泽东宪政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毛泽东将宪政视为民主的产物、立宪的原则和目的,在国家宪政制度架构中贯彻民主精神,在宪法中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毛泽东的宪政观对我国宪政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将宪政视同民主政治,导致宪政的重要内容--限政、法治受到忽视,宪政工具主义导致当民主与宪政发生冲突时为了民主而抛弃宪政.影响毛泽东民主的宪政观的因素主要有人民主体论、工具主义宪政观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冷战格局下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立.     

论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周思来的党内和谐思想是在处理党内矛盾、纠纷和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其形成和发展大约经历四个阶段:1927-1935是形成时期,已经提出了他的党内和谐思想,即思想和谐是党内和谐的关键,民主是党内和谐的前提和基础.1935-1945年成熟时期,他已经阐释他的党内和谐的内涵:思想一致、组织统一.并且认识到实现党内和谐,关键是要实现思想和谐.1945-1957年进一步发展时期,提出了"求同存异".隶同存异是包含差别性的统一.1958-1976年曲折发展时期,"大跃进"后大声疾呼要发扬民主,重塑党的团结与和谐.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巨大的"中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