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德性

朱熹曾上承二程，认为良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孟子集注·尽心上》）。不系于人而出于天，意昧着赋予良知以超验的性质。与程朱不同，王阳明着重强调了良知系于人这一面，并由此转移出主体的德性与人格，从而使之区别于超越的天理。在如上转换之后，蕴含着德性伦理与理念伦理的某种对峙，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在所谓“德性之后”（A．麦金泰尔语）的当代，依然引人省思。如何在日用常行中为善去恶，是理学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善去恶以分别善恶为前提，而善恶之分则表现为一个知的过程（知善知恶）。道德行为与道德认识的这种关联，…     

“网络社会”道德悖论现象审思——以“人肉搜索”为例

网络社会的虚拟性致使其提供的信息真假难辨,由此主体的道德选择难免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悖论境地,所谓人肉搜索就是典型例证。这种悖论现象的存在,干扰着人们对善与恶的认定,困惑着人们对网络道德行为的选择。把握网络社会的特点,认清网络道德价值演绎的特点,是排解网络社会道德悖论现象的可能路径。     

道德责任的主体必然性与合理性之根据

一道德的基本特性之一在于主体自律性。而主体自律性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在于主体必须具备足够充分的善恶之辨意识。这种意识不仅应当包含主体在思想上对“对‘我’来说做或不做某事在道德上究竟属于善抑或属于恶”的认识,更要包含对“为什么对‘我’来说做或不做某事在道德上属于善抑或属于恶”的认识。前者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做到了前者,才算对做或不做某事有了具体而明确的道德善恶判断,从而才可能为主体的道德行为决断提供必需的明确而具体的取舍标准;后者之所以“更”必不可少,乃因为:道德行为的决断及其践履,往往意味着或者要在某…     

论道德宽容

道德宽容的要义在于包容道德生活中的他者,即包容持有不同道德思想、道德观念、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态度、道德判断或具有不同道德行为表现的个人或群体。道德宽容的客观前提是人类道德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道德分歧。道德宽容之所以值得提倡,是因为它既不是道德武断,也不是道德纵容。道德宽容的限度是勿纵恶或勿跨越善的边界。伦理相对主义是道德宽容的理论基础。     

善与恶的辩证法是哲学-伦理学认识的关键问题

善与恶是最普遍的伦理学范畴,有助于理解伦理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和基本规范问题。现代科学著作对善做了多种解释。或者把善看作道德楷模(道德的最高层次——理想),或者把善看作最一般的道德要求或最一般的道德评价;作为实践规范(即体现为道德经验的要求),善又被当作道德行为中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伦理思想发展史理应对善作出如此广泛和包罗万象的理解,而它在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有时着重于善的范畴的这一方面,有时注     

荀子哲学中"善"之起源一解

一本文中的“善”泛指道德伦理领域中的正面的价值。它与“恶”相对而言,指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显示公平、友爱、正义等表现在概念上的概括。也可以说,善是跟在个人层次上损人利己,在社会层次上的弱肉强食等现象相反的价值取向。大部分人都不否认善和恶的存在。但是在二者的起源上,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关善和恶的起源的理论往往与哲学家们对于人性的看法有联系。一般说来,主张人性善的人需要解释恶的起源。主张人性恶的人则要解释善的起源。在中国,孟子以其性善论而闻名。他认为,人之变恶,是由于失去了本心。在西方,卢梭也主张人性善。他…     

熟人关系的道德审视

我国传统人际关系是以熟人为主的社会关系,这种人际关系是与生产力不发达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家族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具有明显的双重道德特征,在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正促使我国传统熟人关系向生人关系转变,必然要求人们养成平等待人、宽容博爱、理性自觉、公私分明的道德观念和相应的道德行为模式。     

中国传统伦理与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

一道德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发生新的演变。道德是关于善与恶、美与丑、高尚与卑微、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观念、情操以及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的整体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意志、道德准则,也包括道德规范、道德行为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佛教、道教中的伦理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差别,然而在实质内容上,特…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试析行政选择中的伦理妥协及其思想渊源

行政伦理妥协 ,是行政主体处于善善同类性质的两难困境时进行道德选择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现实的政府行政过程中所存在的“最小的恶”、道德中立、道德缄默、伦理放逐等现象 ,只是行政伦理妥协的异化表现形态 ;而性恶论、功利主义和“经济人假设”则对行政伦理妥协的异化现象的产生有着直接的思想影响。本文的结论是 :为了防止行政伦理向恶妥协 ,必须构筑行政伦理底线     

从道德情感走向道德自由

道德情感是人所具有的高级社会性情感,是与人的道德认识相伴而生的,是人产生善的道德行为的力量和源泉。本文在对道德情感进行伦理分析的基础上,对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相通性进行了阐释,并针对今天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情感缺失问题指出,道德自由的境界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和谐统一的境界,人类要走向道德自由的理想王国就必须将道德情感还原于人的生活世界中去,给予道德情感应有的地位。     

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的研究视域

少数民族的道德生活是各少数民族对道德文化和伦理价值的历史认可和现实感知,是少数民族的生活追求和行为方式.它是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层面,其主旨是重视人们的价值评价和道德选择,关涉的是各民族的伦理导向和人们的道德心态,因此道德生活必然涉及少数民族道德观念、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取向、道德评价等方面,以及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对这些方面所造成的各种影响.纵观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其道德生活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渗透并表现在人们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的研究应呈现出多角度、全方面、更立体的视角.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人是道德的主体

人是道德的主体肖雪慧道德起源于人类对良好生活原则的探寻,并以规范的形式把有利于个体和类的保存发展的行为确立下来。它既应为人们满足起码的生存需要提供必要的社会准则,又应为人们满足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提供导向和行为方式。因此,道德在本质上是产生并服务于人的需要的工具。道德的工具本质揭示了人作为道德的主体与道德之间的基本关系：道德是为人而存在,不是人为道德而存在。然而,在道德实际运行中,它的工具本质常常被忘却,出现道德由工具变为目的,人由道德主体变为被道德役使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一切文化规范起作用的特点往往是要由工具上升为目的方可更好地实现其作用。道德必须具有它的神圣性,使人们把它作为值得追求的事,道德规范的作用才由于具备自律的基础而得到保证。不过,这个原因还是潜在的。只有当它与某些社会原因结合在一起时,潜在的原因才会转化为现实。比如,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各社会集团的利益斗争导致社会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峙格局。统治集团的道德作为在全社会占支配地位的道德,一方面或多或少包含一些体现人类社会生活共同要求的因素,但另一方面,这种道德的核心内容却是直接从他们的特殊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因而道德在本质上就成     

为善去恶亦良知--对王阳明良知观念的整体性解读北大核心CSSCISSCI

"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在阳明心学框架内,将其"良知"仅仅理解为知善知恶或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会使行为者的道德行为缺少合理动因。而以一种整体性的解读方式,将王阳明的"良知"理解为一个包含道德主体、道德规范和道德能力三个层面含义在内的整体观念,将使得"良知"观念能够为行为者的为善去恶提供合理依据。     

东西方文化的人性观差异及其对道德认知的影响

人性观,即认为人性究竟是本善的还是本恶的,不仅是哲学思辨的焦点,也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常人理论(lay theory)。对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检视表明,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性恶论人性观,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性善论人性观。研究通过实证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发现中国被试相对于美国被试,对于人性的主观评定更倾向于性善的一端(研究1)。这种人性观差异导致中国被试在道德方面,尤其是规范性道德(行善)方面,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1),并且这种因果关系得到了启动实验的支持(研究2)。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如何塑造了人们对于人性和道德的看法。     

行动、意志与道德悖论——法国伦理学家扬克勒维奇伦理思想简释

扬克勒维奇的伦理思想展现了人在道德现实与道德理想的矛盾冲突中的痛苦体验。他认为,善与恶只是与主体有关系,它们体现在主体的行动中。一切都通过行动而开始和结束,行动才是真正意义上道德的源泉。为了去爱,我应该存在,但是为了真正去爱,我却应该不存在(忘我)。爱是对存在的超越,是对自我的放弃。人一旦存在,就被打上了一个永恒的印记。我们因而生活在"永恒的道德瞬间"。     

论传媒伦理的界定

要科学地界定传媒伦理,首先,不能偏离伦理“致至善”的本性;其次,须从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及应用伦理学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传媒伦理的理论进路。本文认为,传媒伦理首先是对人们媒介行为中善恶选择的系统性探究,它系统地研究道德善的媒体当如何履职、媒体是否符合它的应当以及媒介从业人员在其媒介行为中对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认识与抉择等问题;其次,与人们实际生活相关的是,传媒伦理也试图界定那些构成价值与生活规范的,被作为个体、群体或文化共同体的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原则性的内容。     

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

国际保护责任,以其深刻的伦理意蕴为国际政治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国际保护责任在实践上陷入价值选择的两难情景:为实现一种善而采取的道德行为,必然损害另一种善。这种道德行为的悖论构成了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它在本质上是道德意识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系因国际社会"康德型伦理文化"和"黑格尔型伦理文化"之间的冲突而生成。两种国际伦理文化都植根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国际体系。要消解这一伦理困境,存在两种可能路径:一是渐进路径,即国际伦理文化的涵化;二是激进路径,现有世界秩序的重构。就短时期而言,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