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简《鲁邦大旱》解义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鲁邦大旱》第三简“子赣曰 :否”应断句 ,下可读为“偕乎子女 ,踵命其与”。第四简“夫山”以下 ,应据《晏子》校正。“或必寺乎”一句中 ,“或”读为“有” ,“寺”读为“祠”。第六简“无如”意为无奈。孔子建议以玉帛祭祀山川 ,是为了安辑民众 ;要求正刑与德 ,则系乘机进谏 ,不需作过多推论     

《三德》的自然理法和神意论——以"天常"、"天礼"和"天神"为中心的考察

上博馆藏楚竹书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再次引出了孔子对宗教祭祀究竟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扩展为孔子到底信不信或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超验性天命和神意的存在。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从“三代”的宗教传统出发,或者相反,立足与这个传统完全断裂的立场,来观察孔子是如何面对宗教的,那就容易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①春秋以降兴起的子学及其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和交涉,既造就了哲学理性昂扬的趋势,亦使宗教得以转化并呈现出多元的局面。上博简第五册的《鬼神之明》和《三德》,②是另外两篇有关宗教和超验力量言论的异常珍贵的文献。《鬼神…     

上博藏楚简《鲁邦大旱》“踵命”试解

楚简《鲁邦大旱》中“踵命”的意思是追寻“山川”之所以称名。子赣对孔子的答辞,即紧扣“踵命”而作据名求实的逻辑分析。对“踵命”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对《鲁邦大旱》全篇主旨以及逻辑结构的不同分析。     

历史失忆与价值选择:孔子“神道设教”思想的生成与退隐

传统说法认为,人道教化是孔子的主流思想,但竹书《鲁邦大旱》、帛书《要》篇等出土文献的发现,表明孔子晚年出现了神道设教的倾向。孔子继承春秋以来的贵族礼文化,以人道教化弟子。但对于传统贵族与小人的失礼行为,诗书礼乐并不能完全起到教化作用,神道与巫术作为人道教化的补充,在孔子晚年被纳入到儒家思想中,就成为孔子思想发展的必然。但《鲁邦大旱》、《要》篇蕴含孔子神道设教思想的简帛文献并没有流传下来,以至于孔子的神道设教思想长期被遮蔽。这种历史失忆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早期儒家价值选择的结果。墨子对儒家虚设神道设教的批评,孟、荀有意回避神道设教,都是导致这些文献失忆的主要原因。     

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

上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章”所记应该是同一件事,但两者在称渭、篇幅、结构、文字方面却差异很大。从这一现象推测,当年孔门七十子后学有记录孔子言行的风气,他们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录孔子言行的素材,今本《论语》就是从七十子后学的笔录素材之中精选出来的,它是孔子语录的“节本”或“精华本”。而在另一方面,七十子后学又在原始笔录素材基础之上进行扩充和阐发,大小戴《礼记》中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文章以及上博简《仲弓》、《子羔》、《鲁邦大旱》等,就是孔子语录的“繁本”或“扩写本”。     

孔子不是有神论者

孔子是无神论者。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一段话中所说的“天”,与《易传》中所表达的“天之道”的含义相一致,指的都是自然。孔子认为人死后无知无鬼。他虽重视祭祀,但并非相信鬼神,只是为了“神道设教”。孔子以后的荀子、王充是较孔子更为彻底的无神论者,然亦重祭祀。他们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并不真信鬼神。孔子之所谓“天命”,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他所谓“命”,是指人的寿命、运命而言。无论在形神关系还是天人关系上,孔子都不是有神论者。     

儒家人文精神的宗教涵义

1　　《论语》的“先进”篇有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敢问死 ?’曰 :‘未知生 ,焉知死 ?’”这段话常被近代学者所引用而且判定为孔子坚持事人而不事鬼 ,知生而不知死的铁证。既然儒家的“创始者”突出人事和生命世界而忽视鬼神与死亡论域 ,儒家价     

试析王充的鬼神妖论

学者们一般都用“无（鬼）神论”来概括王充关于鬼的论述,称赞王充是“后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说王充哲学思想中“最突出”的是“无神论”。①但当翻开《论衡》时,我们却发现王充对鬼神的批判,仅停留在讲“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之《论死篇》;而在后来的《死伪篇》《纪妖篇））（订鬼篇》等中,王充对鬼神乃至妖怪,并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以至称王充是无神论的学者也说：“《论死》的鬼论观点本来十分明确,中间出了一篇《纪妖》,到了《订鬼》观点就动摇模糊了。”（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35页）我认为,要全面…     

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上博简研究综述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简帛讲读班,在2000年9月2日、9月16日、10月19日、11月11日、11月25日、12月8日、12月29日、2002年1月5日的第10、11、12、13、14、19、20、21次研讨会上,就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内容进行了多次讨论。仅提交的正式论文就有20篇,它们是李学勤的《子夏传<诗>说》、《<诗论>简“隐”字说》、《续说<诗论>简<葛覃>》、《释<诗论>简“兔”及从“兔”之字》、《再说“卜子”合文》、《卜子与子羔》、《孔子、卜子与<诗论>简》、《<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诗论>分章释文》,廖名春的《上海简<性自命出>篇探原》、《上海简<诗论>篇管窥》、《上海简<鲁邦大旱>札记》、《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彭林的《<卜子诗论>释文讨论稿》,李天虹的《<葛覃>考》,李锐的《<卜子论诗>“怀而明德”考》庆<孔子诗论>简序调整刍议》,刘乐贤的《读上博简札记》,丁原植的《竹书性情说柬释（一）》,王志平的《<诗论>札记（简本）》。现将历次讨论情况概述如下:     

从上博简《诗论》对于《诗·兔爰》的评析看孔子的天命观

上博简《诗论》第25简评析《诗.兔爰》篇“不奉时”之语,不应当理解为此诗表现的是生不逢时之叹,而应当理解为是对于此诗不遵奉“天命(时命)”的批评。由此我们可以加深对于孔子天命观的认识。孔子从恭敬的角度指出人们应当顺从天命,但他更强调在天命时遇面前要自强不息,积极奋斗,《兔爰》篇所显露的那种冷漠对待社会、只求一己之福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孔子“晚而喜易”与其晚年思想的变化

<正>孔子与《易经》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司马迁提出孔子"晚而喜易"后,孔子作《易传》之说流行了近千年,"先儒更无异论"(孔颖达《周易正义序》)。然而,欧阳修《易童子问》的     

孔子与鲁乐本及《诗经》

孔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密切。本文认为《诗经》是孔子以鲁国乐本为底本,在授徒过程中经过逐渐编选,最终成为《诗三百》的。     

《周易》与中国文化

本文立足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视野,探讨了易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问题,提出应该按照中国文化本身的结构、途径和方法来看易学带给它的作用,由之进一步地论述了易学对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接着通过对简帛文献的分析,有力地说明了孔子对易学的开创性贡献.     

上博简孔子《诗论》“仲氏”与《诗·仲氏》篇探论——兼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载的“中氏”即今传本《诗·仲氏》。孔子时代的《仲氏》一诗 ,在流传的过程中 ,因错简而被误入它诗 ,它的原貌至少包括了《燕燕》诗的末章和《何人斯》的第七章。经复原后的《仲氏》一诗 ,体现了儒家孝悌精神。上博简《诗论》载孔子以“君子”评《仲氏》一诗 ,其主导思想即在于对“孝弟”原则的肯定。《仲氏》一诗透露的内容与共伯兄弟的情况十分吻合 ,且其简被编入《邶风》 ,此皆可以推测此诗为共伯余之作。《诗·仲氏》对于了解“共和行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相当可贵的资料     

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

1973年定州汉墓出土竹简《论语》是现今所见最早的《论语》抄本,通过统计对照简文避讳用字,我们认为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当属汉高祖刘邦时期抄本。因为《古论》是汉武帝时期才出现,而《鲁论》与《齐论》的产生年代又晚于《古论》,所以竹简《论语》已经超出了传统已知汉代三论的范围,属汉初今文隶书《论语》。     

上博馆藏楚竹书《周易》初析

本文是最近面世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的初步研究成果.本文认为:1.从"数图形卦"分析楚竹书<周易>的卦符,由于这卦符纯以一与八这两数来表达,体现了与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周易>同类的历史、人文水平,而稍晚于阜阳简本<周易>;2.楚竹书<周易>所以有"经"无"传",是因为尊"经"贬"传"的缘故;3.楚竹书<周易>的"同卦同类符号"即首符、尾符相同的文本现象,并不能证明"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符号匚也不是楚竹书<周易>具有"上、下部分"的证明.本文对以上见解进行了有据有理的分析.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早期儒家与易学

孔子老而好易,思想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子思受孔子晚年之教,他的思想中也有受易学影响的痕迹.郭店楚基竹简中的儒家著作,学界一般认为是子思学派的著作,这批竹简中也有深受易学影响的痕迹.从这些事实来看,<史记>所载孔子与<易>关系的事迹是可信的.     

“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辨

“大同小康”之论是否出于孔子之口 ,古往今来经历了一个始信终疑的曲折过程。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包括朱熹在内的宋代学者 ,元代的陈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 :“大同小康之说 ,则非夫子之言也。”2 0世纪三四十年代 ,围绕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的关系问题 ,学界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学术论战 ,但是最终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大同小康”之论不是出于孔子之口 ,因为孔子仕鲁期间 ,他不可能向童稚之年的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 ;周游列国返鲁之后 ,他不可能“与于蜡宾” ,从而也不可能在蜡祭事毕讲论“大同小康”之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大同小康”之论明显带有杂糅众家思想的特征 ,存在着历史知识的错误 ,表露的是一种历史倒退论的观点 ,它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