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流变中的神圣空间——朱子祠堂制度的建构

朱子所处的南宋时代礼制废弛已久,民间佛道盛行,儒家祭祀礼仪难以推行。朱子折中损益诸家观点,打破家庙的身份限制,将祭祖场所定名为"祠堂",并以《司马氏书仪》为蓝本,综合已有的祭祀场所形制,于《家礼》之中首创祠堂制度。《家礼》祠堂制度的核心为"祭及高祖"与"同室异龛"。祠堂是祖先灵魂的安顿之所,是维系宗族的神圣空间,亦是现实社会人伦教化的重要载体。朱子祠堂制度提高了高祖与继高祖之宗子的收族功能和在宗族中的地位,树立了宗族的权威性,将祖先的美德与精神常驻于子孙心中。     

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

"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一般意义上,"全体大用"指"明德",指"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全体"指"心具众理","大用"指"应万事",这是朱子明确写进《大学章句》的晚年定论。朱子"全体大用"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朱子的政治实践之中,也体现在其书院教化、《家礼》实践、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之中。经历了宋元明清的思想交锋和承传与创新,"全体大用"思想也渐渐从注重内在道德的提升不断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走向东亚,成为世界性的儒学资源。     

朱子《家礼》的编撰及现代启示

朱子《家礼》是应宋代礼仪的世俗化和士庶礼仪的需要产生的。《书仪》和《五礼新仪》在推行中受到冷遇,亦是朱子编撰《家礼》的重要原因。相对于《书仪》来说,《家礼》的优势在于没有繁文缛节,亦没有连篇累牍的考证,易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家礼》对宋元明清时期士庶家族和个人的行为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具有的变通精神,可为今人重塑礼仪文明时参考借鉴。     

朱子《家礼》的特质——基于社会教化的视角

本文从三方面概括了朱子《家礼》的特质:第一,《家礼》按照"礼有本有文"的原则,系统地规定了"家日用"之通礼,突出了"纪纲人道之始终"的冠婚丧祭之礼,从而将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广泛贯彻到百姓日用常行之中,最终实现了化民成俗的目标;第二,《家礼》遵循"礼者履也"的基本理念,制定简便易行的家庭(族)礼仪,使之能够普及到社会底层,成为影响至今的民间通用礼;第三,《家礼》借鉴宋儒对家庙以及宗法制度的构想,创造性地改造了原有的"祠堂"概念,通过设定宗子在"家礼"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发挥宗法制度在维护家族秩序中的作用。历史证明,祠堂及其宗法体系在后世的运用中确实发挥了敬宗收族、凝聚家族力量的重大作用。     

理教与经教之间——朱子政治哲学中的帝王、士大夫与庶民

宋代道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重新解释《四书》,发明《四书》义理以启发德性,同时又面对五经中的礼乐思想。从教化的角度看朱子的政治哲学,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帝王方面,朱子的"帝王之学"旨在启发帝王的德性,以复兴致君于尧舜的儒家理想;在教化士大夫方面,朱子重新解释《四书》,探求修德成圣之路,以此塑造一个儒士的知识共同体;在教化庶民方面,朱子并不认为要对每一个人进行德性启蒙,而是通过对五经礼制的损益,设立家礼、乡约,以教化一般百姓。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提取生命美学的“中国样本”——有感于潘知常教授新修订的《中国美学精神》(一)

中国的生命美学是什么?又应该如何建构?潘知常教授新修订的《中国美学精神》对中国生命美学的建构贡献了诸多富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思想,那就是从本体视界的转换、价值取向的选择、心理定位的开掘、感性选择的确立的层面上,启示生命美学的研究应该以"无神的信仰""无神的宗教"背景下的对于美学的终极关怀的追思作为美学的根本追求。     

提取生命美学的“中国样本”——有感于潘知常教授新修订的《中国美学精神》(二)

中国的生命美学是什么?又应该如何建构?潘知常教授新修订的《中国美学精神》对中国生命美学的建构贡献了诸多富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思想,那就是从本体视界的转换、价值取向的选择、心理定位的开掘、感性选择的确立的层面上,启示生命美学的研究应该以"无神的信仰""无神的宗教"背景下的对于美学的终极关怀的追思作为美学的根本追求。     

《〈仪礼经传通解〉研究》

本书立足《仪礼经传通解》整书,结合先秦至清代各类文献,遵从文本文献和历史文献相互参照的原则,研究《仪礼经传通解》各部分之间的异同点,考察朱子学派在礼学文献、礼例、礼图等礼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过程及影响,勾勒出被隐蔽的朱子学派礼学发展史和接受史,对朱子礼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填补价值。     

朱子学的治学方法、精神及其当代意义——以朱子、勉斋《论语精义》之辨为中心

探究理学集大成者朱子的治学方法,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题中之义。朱子的治学方法,集中体现于其最有代表性的四书学中。《论孟精义》作为朱子《论孟集注》的蓝本和阶梯,充分反映了朱子对二程学派思想的传承与吸收,构成了朱子《四书》思想演变的重要一环。而朱子与勉斋就《精义》的讨论,体现了朱子学"虚心熟读而审择"的治学方法、"会看文字"的治学要求、"读书不可不仔细"的治学理念,彰显了朱子学长于分析、善于继承、当仁不让的反思批评精神,显示了朱子学实是"略一绰过"浮浅学风之"天敌"。因此,朱子学对于当前传统儒学之创新与转化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中庸》郑、朱注比义

郑玄所注《礼记-中庸》和朱子《中庸章句》,无疑是关于《中庸》最为重要的两个诠释文本。二者在文本形态、文字训诂、理论体系、立说旨趣诸方面存在区别和联系。而这些方面,实则隐含《中庸》从礼学文献上升为理学经典文本的内在变化。朱子通过建构文本体系,参酌吸取郑注之训诂,同时消解郑注经学体系和礼学色彩,使得《中庸》从前代经学系统中...     

朱子《祭礼》纂修经过与内容辑考

本文根据朱子与同道的往来书信、语录,恢复了朱子佚著《祭礼》一书的纂修经过以及三个稿本的主体内容。这部著作以程颐的祖先祭祀观念为蓝本,采取以义起例、缘情制礼、化俗为礼的礼学方法,建构出一个经礼和俗礼、正祭和小祭相结合的祭祀体系,规定了具体的祭祀名目、仪节、祝文,完善了家庙、神主制度。《祭礼》完整体现了新兴庶民社会的祖先祭祀需求,并通过整体纳入《家礼》的方式,成为传统礼治社会的主要祭祀规范。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     

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礼乐论是孟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以礼为四端、五行之基本要素。在礼乐本原问题上,孟子从性情论角度抉发礼乐制度的内在生命根源,认为礼发生于宾主之际,本于恭敬之心,而以辞让为其行为法则。在礼乐践行论方面,孟子重点阐明礼与仁、义、智诸德之相互支持关系,认为仁、礼之爱人、敬人两原则相互补充,礼、义二者则相互发明,智主要体现于礼之权变中,代表了礼学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以复兴礼乐为王道政治的终极归宿,强调与民同乐的音乐政教精神。孟子礼乐论的性情化、内在化特征代表儒家礼学的重要方向。     

从“亨通嘉会”到“知礼成性”——《易传》对礼的哲学思考

《周易》源出上古礼乐政教传统,其礼学思考构成早期儒家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以礼为君子四德之一。《系辞》提出"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前者追求形上之道的理解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后者突出谦卑、谨细的礼仪生活方式和躬行践履。《易传》礼学拓展了儒家礼学的形上维度,通过礼使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相互贯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     

《朱子家礼》真伪考的历史回顾与探索

纵观《家礼》真伪学术争论史,伪本论最关键人物是王懋竑、最焦点的文献是《家礼考》;真本论者惟有翻越王氏及其《家礼考》,才可能确立"《家礼》乃朱子书"之言。本文在邱濬、夏炘等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反驳王氏观点,并提出一些新证,如手书《家礼序》笔迹对照、《家礼》核心内容并不悖逆《仪礼》主旨、无"深衣之续袵钩边""丧服辟领""妇人不杖"等常识错误等。这些新证将指向"《家礼》乃朱熹早年草创之作"。     

朱子“实理”思想的四个层次——兼论朱子“实理”视域下的辟老与辟佛

朱子的"实理"概念,立足于佛道两家虚空之理的对立面,以"实"来重点强调"理"原本所具有、但又隐含着虚化危险的伦理价值规定。从万物存在之终极根据与意义的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一至善的德性;从万物存在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具体的人伦规范与道德原则;从禀受于天而得之在人的性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从"实其实理"的修养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于日用常行间着实做工夫的道德践履。朱子从"实理"概念出发,对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先秦儒家礼学“内向化”的三次转向

先秦儒家以礼乐著称于世。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崩坏的只是原有的制度层面,礼乐的思想层面却在这场大动荡中不断得到反思和继承。礼学也由此实现了从强调外在伦理规范到注重内在生命信仰的转向,即礼由最初关注自然天命的神、鬼的祭祀,转而关注人世、人心;进而在礼学的思想层面挖掘了"仁———情———心"作为内在源泉和动力,具有深刻的生命意识与浓郁的道德追求,这种变化可称为"内向化"。藉由郭店简、上博简等新出文献的面世,孔子("克己复礼")、子思("礼形于内")、孟子("辞让之心")这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礼学"内向化"发展进程中贡献最大。     

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

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別。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上博竹书《天子建州》“礼者义之兄”章的礼学阐释

东周时期,针对礼文的形式化弊病,儒家苦心孤诣,力图匡救时弊,强调礼的根本在于内在精神。儒家礼学思想,从"礼物"上表现为一种"尚朴贵质"论,此即《天子建州》"豊(礼)之于宗庙也,不腈(精)为腈(精),不美为美"所蕴含的礼学观;就"礼仪"而言,则体现为"重情",重视人的诚敬之心与内在德性的取向,此即《天子建州》"义(仪)反之,腈(精)为不腈(精),美为不美"所体现的礼学观。儒家力求在历史发展中,礼乐能够质文统一、情文俱尽,简文"礼者,义之兄"即体现出这种礼文质兼善、和谐相济的礼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