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治世”“治心”“治天”的逻辑统一

在哲学理论上,王阳明以良知释知行本体,从知行合一走向致良知,同时将万物一体思想的根基诉诸致良知之学,即是说,他用致良知作为其心学思想之核心,通贯知行合一与万物一体。这种理论的架构及推演与王阳明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一体相连、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治天"的关键在于"治心""治世",其中"治世"又可以转化为"治心",由"治心"可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治理。三者之中,"治心"是核心和主导。     

从中国古代的知行学说论及德育的内涵

知行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的一对基本范畴。重行始终是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基本倾向。从一开始儒家即认为,行才是学的最终目的,学、知是为了更好地行,离开了行,学、知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在宋明和明清之际,虽然出现了不同的知行主张,关于知行的先后有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各方无不重行。王夫之等强调知来源于行自然重行;朱熹虽强调知先行后但同样重行;至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矛头直接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更加突出了行的重要。"知行合一"说目的在于纠正知而不行、知行脱节、以知为满足而不肯躬行践履的弊端。在现代教育的大背景下,德育无疑更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复杂问题。德育的症结不在于知,而在于行。解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问题,最重要的是在行的环节上下工夫。     

从道德哲学的视角看陆九渊“心即理”的伦理意蕴

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继承了儒家德性伦理的历史传统,其理路就在于由个体伦理而社会伦理。"心即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不仅在于把握了道德本性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而且解答了伦理的本质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揭示了道德的本质是道德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因此,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道德本性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自愿,它是推动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与践履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种精神力量。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阳明主要的思想观点，二者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产生的。知行合一，强调是“知”和“行”两者不可分离、相互作用的关系，实质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而“知行合一”的补充与扩展即为“致良知”，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郝敬思想述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郝敬思想中理气论、心性论、知行论以及经学诠释等四个方面的探析,呈现郝敬思想的总体特质。此即:依循圣人之道而倡实事、实践。郝敬以气与理原本无二亦无先后为基本观点,认为“性善又岂有二”,“离才情无复有性”,主张天理与人欲、心与身的相互依存、统一。又在继承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倡导“先行后知”说,凸显行的价值和地位。其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亦可谓是这种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有鉴于此,郝敬本人不仅在实际上充当了晚明思想的批判者角色,亦充当了明末清初返虚入实的努力者的角色。     

朱子思想中的内在困境——由朱子哲学向阳明哲学衍化的可能性分析

朱子思想原本有着对于生活境域、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活境的深刻感受。然而，朱子终不能抵挡思想史上常有的现成化倾向，最终造成思想与生活、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割裂。王阳明思想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克服朱子思想中这种内在的不协调之处。     

程颐性理说新诠——兼对牟宗三之程颐研究的省察

程颐的理学思想一直是宋明理学研究的重点,不过对于程颐理学的关键问题(如理、性、心等)的理解与定位,学界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相关的研究中,牟宗三先生对于程颐的解读备受瞩目.文章通过展示程颐理学中“理的境域性”、“心的三向度”、“性的生成性”三方面内容,提供与牟先生观点不同的新思考.     

朱熹与王守仁的知行观

知行观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朱熹知行观强调知难行易、知先行后,与传统知行观形成鲜明对比。明代王守仁首先在理论上反对传统知行观中对知行分先后轻重,而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     

"伦理"话语体系及其中国密码

"伦理"是中国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基本话语之一,既不能与"道德"循环互释,也不能与"ethic"直接对话,否则将导致意义肢解甚至文化殖民,必须在话语体系及其辩证运动中才能倾听到其文化脉动."伦理"话语是由"伦"—"理"—居"伦"由"理"—伦理世界四要素构成的话语体系."伦"是"国—家"文明的特殊话语,是具有终极关怀意义、世俗而超越的伦理实体."理"是"伦"之"理",它不是西方式的认知理性,而是中国式的良知理性;在文化形态上,它不是理性主义,也不是情感主义,而是中国式的情理主义."居'伦'由'理'"是"伦"—"理"关系的文化原理和文化规律,其要义是从"伦"的家园出发,行"理"之达道."伦理世界"既是由"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所创造的一种特殊世界观即"伦理世界观",也是其追求的终极理想."伦理"话语及其体系,携带特殊的中国文化密码,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气质,也具有特殊的文明史地位.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孙子兵法》的知行观

本文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结合孙子利用知行合一的观点指导军事实践的实例,对《孙子兵法》中的知行观即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对于研究《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以退溪辨斥为主北大核心CSSCISSCI

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著名朱子学者,被称为"朝鲜的朱子"、"东方百世之士"。他是严正而系统地辨斥阳明学的第一个朱子学者,拉开了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本文首先分析《传习录论辩》中的"至善"论辩和"知行合一"论辩,检讨李退溪辨斥阳明学的具体内容。然后采用"庄敬本体"和"悦乐本体"的图式,说明李退溪排斥阳明学的原因。退溪认为,根据朱子学,可以实现他所想的为圣之学,故反对阳明违背朱子的格物说而建立"心即理"。尤其是,退溪以庄敬心体反对阳明的悦乐心体以为放荡,"类禅"。这样,阳明学被退溪学激烈批判,在韩国迟迟不振,几乎没有机会给韩国儒学添加悦乐本体的传统。     

《周易》与阳明心学

<周易>思想是阳明心学的思想渊源之一.其知行合一说与致良知说都运用了<周易>的思想资源,将"内求于心"的道德内求思想发挥到极致,完善地表达了关于本体、工夫一致的思想,最终的目的则是成就一种光明俊伟的人格,使人的自然生命和道德生命在本质上获得圆融一致的和谐.     

论王阳明与陆象山的学术承继关系

王阳明与陆象山的学术承继关系曲折复杂,"龙场悟道"是阳明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历练不自觉地走上了象山的"向内求理"路径,其后他对长久以来蒙受"禅学"之冤的象山学加以肯定,认为象山继承了儒学正统,并以替象山辩诬、褒扬象山学为己任,澄清了把"向内求理"等同于"尊德性"的错误认识。他对他的"知行合一说"与象山的"知先行后说"所存在的分歧进行了疏解,认为二者只是在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并不妨碍最终在心体的实质工夫上达成一致,但象山在"致知"、"格物"的理解上仍然沿袭了历来儒者的旧说,这是他把工夫讲得不够切近、显得有些粗的地方。     

理心合一:从崇仁心学到阳明心学

有明一代,心学特盛。学界对于白沙、甘泉心学与阳明心学的契合上颇有佳作,但对于康斋、敬斋二人的心学与阳明学的相似处似乎未引起重视。事实上,康斋、敬斋的心学与阳明学存在不少相似处。康斋的理在心中、心具此理思想为白沙、阳明心学的大明提供了思想资源。吴康斋"理在心中"思想通过门人娄一斋、胡敬斋与陈白沙等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一种崭新的心学思潮。吴康斋门人弟子的"本心即理"说与"理心本一"论为王阳明"心即理"说的兴起提供了知识上的可能。吴康斋心性学诸多范畴也与阳明心学概念一致。吴康斋由工夫而证本体的理契于心的感悟与王阳明"心即理"功夫进路有相似性。所以,吴康斋等人的理心合一观已入精微。吴康斋确实开启明代心学,是明代理学的开山人物。阳明心学风行天下,崇仁心学的知识论背景不可或缺。     

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

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是以人性论的建构为基础的。先秦儒家思孟学派以人的内在德性为人性,并且希望建立人性的超越源头。但人性的超越性依据如何建立?此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有何内在关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此作了出色的回答。朱熹的"性即理"从宇宙本体论推演出人性论,肯定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宇宙本体;"心统性情"把人的理性和情感纳入心的统御之下,凸显了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内在关联。     

中国传统儒家责任心理思想探究

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建构的责任心理观不同,传统儒家以“天人合契”思想为主旨,强调在关系伦理的价值体系中探求责任心理的现实定位,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朴素的血缘亲情为基础,以“孝悌”为核心,外推“礼义”以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心理观。它视“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敬德保民”的王道信念、“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为核心内容,主张以个人为起点,经由“诚”“敬”的主观修养、“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并辅以外在刑罚约戒,达致“克己让人”的为他责任人格。责任心理思想是传统儒家学说“上本天道、下理人情”,融贯道德理想于人伦日用的中心环节     

来知德易象说及其意义

论文从易学起源、易学本质、象辞关系、象理关系论述了来知德以易象为核心的易学思想.来知德易学提出易起源于象、舍象不可以言易、立象系辞、假象寓理,确立了易象在易学研究中的地位,批判了王弼和宋明儒者重理不重象的倾向.来氏的"假象寓理",不仅有以象为本、无象则无理的意义,也内涵以象为工具、以彰显理为易学归宿的意蕴."主宰者理",是言理主宰世界一切,易象只是理解和解释义理的工具而已,以此克服了汉儒将易学研究局限在易象层面的倾向.来知德从无象则无易到假象寓理、主宰者理,完成由象数到义理、由天道到人道的论证,阐发了以太极或理为本体、贯通天人的义理之学,从而与宋代程朱易学和明代以阐发程朱易学为宗旨的官学易学区别开来.来氏虽提出了许多不同于程朱易学的观点,但在许多方面仍未超越程朱易学.同时,来氏错综理论以至其整个易学,也吸收了汉儒互体之说、京房八宫说、虞翻卦变与旁通说、孔颖达非覆即变说等象数思想.     

李二曲“心体”论诸说——从对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融摄说起

"心体"系宋明理学一重要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它直接肯定道德主体与道德法则之同一性。在李二曲哲学中,对"心体"问题的辨析是其建立道德形而上和道德主体论的拱心石,也是二曲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切入点。其"心体"之意大致指心的本然性质、面貌、状态;心之"体"即性之理。二曲"心体"论即像朱子那样重视其认知之义涵,强调心体之"虚明",又继承王阳明重视"心体"作为道德本体之传统,强调心体之"至善"。李二曲"心体"论体系所涉及概念较多,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蕴含着主体意识、道德本体、修养工夫等内容。其"心体"论逻辑终点为"人心",它有可善、可恶之可能性,当人心与世运发生冲突之时,李二曲主张"明心"与"体理",使"心体"能明善复初,葆有其性。     

觉即复——易学视野下王申子工夫论探析

元代巴蜀易学学者王申子,其思想具有折中调和、兼容并包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儒道融通、朱陆合流的学术趋势。他一方面认同即物穷理,另一方面提出"觉即复"的观点,主张一念发动当下返善,强调"发明本心",具有较强的心学意味。王申子还提出"几学"来解释"觉即复",在"几学"视野下可见从《易传》到程朱再到王阳明的知行观之间存在较为明晰的逻辑线索。在"几学"背景之下,王申子提出"本无"的本体论和"诚敬"的工夫论。可以看出宋元儒家吸纳佛道来完善自身话语系统,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向先秦儒学复归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