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义的本义及其引伸

本文探讨了“格义”的两种含义，即它的基本义和引申义。格义的基本义就是它的文本义，而引申义则是后人对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时引出的一个概念。格义在早期佛教的传播历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揭示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普遍意义，于是它的义蕴得到了引申和发挥，产生了“格义佛教”这个术语。格义的本义是一种概念上的对等，但是后人提到的“格义”如“格义佛教”则是它的引申义，变成了比较哲学中的一个中心概念。     

广、狭“格义”与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

“格义”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中国人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方法，可分为狭义“格义”与广义“格义”两种。就东晋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而言，他针对小乘毗昙学多涉及名相概念的“事数”而采取了狭义“格义”的解经方法，对大乘般若学的“性空假有”思想则采用了广义“格义”的诠解方法。道安通过灵活使用两种不同意义的“格义”方法，促进了小乘毗昙学和大乘般若学在中土的广泛流行，特别是他在研究方法上从狭义“格义”转换到广义“格义”,显示了中国僧人在促进印度佛教中国化和建立中国佛学理论上的努力，这为我们当代中国佛教和宗教学研究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参考。     

格义探微

"格义"乃中土佛教学者诠解融通佛教思想学说之阶段性方法.本文通过"格义"史实与方法之考述探察,认为"格义"包括注经解经之"配说",名相概念之"拟配",性空逍遥之"炉冶".法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之概念比配之格义不足以全当"格义"之名,以之为基础所作"格义"之广狭义或基本义与引申义之区分并不恰切."格义"方法之演进实文化交互之必然.格义方向之正反或顺逆,应于文化交互之历史情景与历史意义上言之.     

对“格义”的再认识——以三教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格义具有广狭二义。本文认为:狭义格义的"事数"多为小乘毗昙学概念,而广义格义则多与汉代阴阳五行、谶纬模式有关,两者都与般若玄学差距很大。上述广、狭二义可以归为北方类型的格义,与汉代儒教谶纬比附的思维方式关系密切;而当时尚有南方类型的格义存在,可以称之为新型格义或"连类",与魏晋玄学的新兴学术思潮关系密切。今人常以为格义是思想史上沟通中外、相互交流的重要方法;但就历史上的格义而言,并无这种自觉。所谓的"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外书,并非特指非佛教的世俗文献(中国本土固有思想),内外之分在当时的语境中,主要是密传与公开的显隐之别。     

四大名山信仰佛教中国化的智慧结晶

一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常问常新的核心课题。如果说宋以前的佛教中国化突出表现为"格义佛教""学派佛教""宗派佛教"等"学理佛教"的话,宋以后则以"民俗佛教"为主,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建立在四大菩萨信仰基础上的四大名山信仰。     

太极图古文字证

太极图古文字证国光红１．汉字除了它所记录的词义（包括本义、引申义,以及假借义）之外,它自身尚有“字形之意”。“字形之意”是尚未进入语言层次的模糊意义,它与字本义相应,是字本义的基础,而与字本义不属于同一层次。“字形之意”这一术语是段玉裁提出来的,《说...     

释道安与魏晋玄学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实事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见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熟悉性对汉语隐喻义与本义加工机制的影响

采用句子违反范式考察汉语隐喻义与本义加工机制的差异及隐喻熟悉性的调节作用。要求被试阅读不同熟悉性的隐喻和本义句子并判断句子正确性,记录其行为与脑电反应。结果显示,熟悉句子隐喻义的加工显著快于本义的加工,而新奇句子则本义的加工更快;脑电水平上,对于熟悉句子,隐喻义违反比本义违反诱发增强的N400和降低的P600效应,而对于新奇句子,隐喻义和本义违反诱发出基本类似的ERP反应。这些结果表明隐喻义和本义加工存在差异,熟悉性显著影响隐喻义的加工,这种影响在较早语义分析和较晚的语义整合阶段均有体现。     

《论语》文义新解六题

文之于义,有本义、引申义、通假义,读古书须通之,方能较少误会古人意。望文生义,难免背离作者立言之本旨。《论语》"小子何述"、"长而无述"、"述而不作"之"述"都用本义"遵循";"有耻且格"之"格"训为"标准"更为准确;"先之劳之"之"劳"是"忧"的意思;"仁者虽告之曰"之"虽"通"唯",训"只"(仅),"虽告之"谓仅告之,无附加信息;"不得中行而与之"之"与"通"举","与之"即举荐(拔用)之;"行中虑"之"虑"通"律",其义为"准则"。     

孔子的“义”概念：适宜权智还是绝对的道德原则或价值？

关于孔子乃至儒家的“义”概念,传统训诂多以“义者宜也”释之,其现代变体则有“情境适宜性”“权变”和“实践智慧”等诸种哲学诠释。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原则或价值理想。     

“体用”“体相用”概念起源再考

《敦煌秘笈》中的“不知题佛经义记”中频出的“体义”一词构成“体用”概念的重要过渡概念。而这一概念之所以被“体用”概念所取代，与“体一义异”的命题不如“体用相即”命题更适合表达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关。“体相用”概念的直接来源虽然是6世纪前半叶问世的《宝性论》和《金刚仙论》,但自5世纪末开始，佛教文献中出现的“体-功-德”“体-用-义”等三字一组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思想界已经力图超出“体用”二元思维的限制，创立一种三元思维的概念框架来更深刻地界定客体的内在属性和动态机制。“体相用”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交涉互动的产物。     

中国佛教圆融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佛教运用判教的方式圆融了佛教经典的各种教理,形成了天台、华严两大教理思想体系。中国佛教认为各种修行方法都不过是安心、明心、开悟的方便,从而实现了修行方法上的圆融。中国佛教用“格义”、“比附”、“会通”的办法,与儒道两家相互圆融,在中华文化结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不敬王者”到“礼拜君亲”,从“乞食分卫”到“农禅并重”,佛教终于融入了中土世俗社会生活之中,取得了僧俗之间的圆融和谐。当代人间佛教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以圆融的智慧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积极契合当代众生的根性。     

佛教与中国民间文学

佛教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它使民间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导致了说唱艺术——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从而也使佛教各种观念和教义深入到民间,扩大了佛教在华夏的影响,这是佛教得以在中国持续发展而绵延不断的基础所在。佛教的文体有三种:一种是散文,直说义理;一种是重颂,重述义理的诗;一种是偈颂,直叙事义的诗歌。一般佛教经典是三种文体兼用,由于重颂和偈颂能用梵音歌唱,而译成汉文则不能歌唱,所以产生了“梵呗”、“转读”:“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音,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     

佛教的同一律

根据印欧语系“是”具有是、有、在之义,重新解读了《薄伽梵歌》第二章第十六颂前半,认为它表述了同一律。借助英文名词须加前缀的语法特征,推测古梵文也许也存在着这一语法特征,并利用这一语法特征解读了《金刚经》的三段论,认为它是同一律的扩展形式,佛教的许多哲学概念正是由三段论加以规范,因而《金刚经》成为了佛教的哲学词典。同一律在行动上的应用则是悟。     

都市里的一方净土

作为“八零后”,在我心中,佛教似乎是一种很遥远的东西,以前也总认为它是出家人的“专利”,与现代人的生活格格不入。然而读罢杂志第三期中《繁华都市中的心灵驿站》一文,才恍然觉得,佛教其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离我们很近。     

唯识之意趣

本文从西洋哲学和宗教概念入手，以古典悉昙学和现代梵文学的知识体系为依托，通过对印度佛教的精要梳理，着重考察“唯识”一词的内在演变以及作为这一演变之来源的佛教定慧修行方法的内在转变，从学理与体验的双重视角，深入探讨和阐释了“唯识学”的核心问题，为在更高层面透视“唯识”本义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路径。     

"白黑之争"及其对"缘起性空"说的误解

"白黑之争"是南朝刘宋时代儒家与佛教在哲学领域中的一次重要争论,其代表作是慧琳的<白黑论>.从有关争论来看,无论是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说的一方还是支持佛教的一方,对于佛教般若学中的"有谛"和"无谛"的本意都未能透彻地了解,这说明了印度大乘空宗哲学这种异质文化因子在当时还处在"格义"的阶段,多有误解.虽然在东晋十六国时代的僧肇已经比较准确地把握和阐释了般若"空"的本义,但佛教般若学那种"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的思辩逻辑对于中土来说毕竟是陌生的,也是难以接受的.     

劝善戒恶 弘扬正气

善恶问题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尽管不同社会 ,不同时代对善恶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但抑恶扬善 ,劝善戒恶一直是各个社会对人们行为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 ,做一个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而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同样需要一种精神 ,“劝善戒恶 ,弘扬正气”正是一种精神的体现。中国自古就是崇尚正义的国家 ,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义”占了极大的比重。所谓“义” ,《吕氏春秋》中说 :“义者百事之始也 ,万利之本也”。墨子说 :“天下有义则生 ,无义则死 ,有义则富 ,无义则贫 ,有义则治 ,无义则乱”。正由于义的存在及其存在价值 ,才出现了…     

汉地佛教的论义——以敦煌遗书为中心

《高僧传.道安传》中"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一语,表明论义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有过重要影响。敦煌遗书中新辨识出的论义文,帮助我们解决了以往论义研究存世资料有限的困难。本文以敦煌遗书中论义文的释读为基础,结合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论义的记载,从论义与论端、论义程序、论义失误、举行论义的时间和论义文五个方面,率先对汉地佛教论义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中西哲学术语的双向格义--以《论语》为例

“格义”原本是魏晋时期流行的解释佛经的方法 :“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 ,为生解之例 ,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对于这句话 ,《哲学大辞典》的解释是 ,“将佛经中名相与中国固有的哲学概念和辞汇进行比附和解释 ,认为可以量度 (格 )经文正义”。冯友兰说 :格义“就是用类比来解释”。① 既然是类比 ,当然不会确切 ,据说 ,“格义”之法被鸠摩罗什更加确切的翻译法所取代。但我很怀疑确切的翻译能够离开两种语言之间的类比 ,比如 ,汉语佛经中“有”和“无”、“空”等术语的意义 ,是否能够离开与道家思想的类比呢 ?“格义”在佛经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