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的思想及其为人

在历史上,管仲和晏婴都以其对齐国政治与社会的杰出贡献和深远影响而著称于世,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们两人,就其所建立的事业与个人的性格来说,却具有很多不同之点。如在事业上,管仲以积极的、进取的、建设性的业绩为多,而晏子,却较多地是消极的、补救性的劝谏。就个人性格说,管仲不拘小节,无所顾忌,而晏子却处处克己自律,终     

晏子研究三题

《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它是稷下先生依据齐国历史档案和民间流传的晏子轶事而编辑成书的,反映了晏子的思想和事功,是晏子研究的重要资料;晏子的思想或日晏子之学是独成一家、自成体系的,其忠谏匡君、爱民恤民是其政治实践和思想的核心内容与精华;晏子对孔子政治主张所认同的是其思想的内核,而要反对和摒弃的是儒者的礼乐形式或外壳。     

论《晏子春秋》的编写及成书过程(上)

一、成书 晏子,名婴,谥平仲,春秋齐国贤相,事齐灵公、庄公及景公三代,《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书八篇,在儒家类. 今传《晏子》书八卷,分《内》、《外》两部分.《内》有《谏》、《问》及《杂》三篇,各分上、下;……     

论晏子的谏君

晏于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一生经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任齐相达几十年之久。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中,谏君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记载晏子言行的《晏于春秋》共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其中专记晏子谏庄公、景公的《内篇·谏》上下两篇有五十章,《外篇》七中确十三章,共计六十三章,占全书近三分之一。此外,在《内篇·问》、     

《晏子使楚》的逻辑力量

晏子名婴,春秋时齐国大夫,以多谋善辩著称于世。《晏子春秋·內篇杂下》第九、第十两章记载的他出使楚国的故事,长期脍灸人口。现在我把这两章文字称之为《晏子使楚》,做点逻辑分析,以说明晏子善辯同运用逻辑推理的关系。《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章: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邪?”晏子对曰:“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     

晏子治国三议

晏子是齐国与管子齐名的贤相,专门有《晏子春秋》一书记载了他治理齐国的政绩和各方面的思想主张。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说此书“世多有之”,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中也有《晏子春秋》,说明这部书在当时颇为流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名臣贤相为数不少,但能够象晏子这样有后学记载其言论事迹自成一书,并且广为流传的却为数     

晏子的外交思想简论

早在晏子以前的政治家管仲就十分重视发挥外交活动的作用,《管子·中匡篇》载:“管仲会国用,三分之二在宾坐,其一在国。”就是说管仲把国家财政中的三分之二的款项用来搞外交活动,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管仲这一重视外交活动的思想被晏子继承和发扬下来。当然,晏子重视外交活动的目的同管仲不完全一样,管仲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扩大齐国的势力和影响,而晏子则不同,由于“晏平仲之在     

试论晏子的“和而不同”

晏子是齐国继管子之后的又一著名贤相,一生事灵、庄、景三朝,虽然没有象管仲相桓公那样使齐国称霸中原,却“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失为大国。(见《晏子春秋·谏》下第五章孔子赞语。下引该书仅注篇名)其本人也“三世显名于诸侯”,以至于司马迁愿为“执鞭”。(见《史记·管晏列传》)其治国思想不仅为时人所钦佩,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尤为突出,值得我们在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方面加以借鉴。     

晏子的治国方略探析

晏子是姜齐后期的一位名相,也是齐国史上唯一可以同管仲齐名的政治家。本文试就晏子的治国方略作以探讨,以为今天的国家建设与治理之借鉴。一、选贤举贤的政治方略晏子十分重视为政问题,认为国家的治理最根本的就在于政治方略,而政治方略中又是以选贤举贤为根本。在晏子看来,国事、民事、天下事,非贤者无以治理,但贤能之士又需要举之、官之。他说“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举贤官能,则民与君矣。”(《晏子春秋·问     

“色”与“礼”的关系——《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较

《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均有关于“色”和“礼”的论述。《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两者相同,有讨论“色”(情、欲)和“礼”(外在规范)关系的问题意识,也有“礼”来自于情欲,是对情欲之调节或引导的表述,《孟子.告子下》则不讨论这些问题。对情欲和礼之关系的认识,《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的思想倾向更接近《荀子》。用诗来改变人的情性之观念,《孔子诗论》和《毛诗序》一脉相承。     

《管子》学说的历史价值

管仲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孔子曾称赞管仲为仁者。《管子》一书不可能是管仲自己撰写的,我认为是战国时代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的著作的汇集。当时管仲在齐国的声望非常高,孟轲讥讽他的弟子公孙丑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足证齐国推崇管仲的人很多。近年以来,有些学者认为《管子》一书是齐国稷下学者著作的总汇。事实     

《晏子春秋》中晏婴的廉政实践及意义

晏子是一个实践型的政治家、实干家,他的思想观点往往在其实际政治活动中因人因事而发。在廉政观上,晏子躬行节俭,认为"尚俭"是为政之本,为此他菲食粗服、弊车陋室、辞谢女色。晏子的"尚俭"就个人来说是出于修养身心的要求,就政治而言是为齐景公做出榜样。他力谏君奢,廉政为民,成为继管仲之后的齐国又一位贤相。晏子的廉政实践成为我国廉政文化的宝贵财富,给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廉政文化建设以借鉴和启示。     

关于孔子“诗可以兴”的理解

<正> 《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     

《论语》论《诗》与孔门“损益之道”

《论语》中孔门引《诗》表达了孔子对周礼的"损益观":文质并行、经权并重。损益之事,在鲜活的情境化色彩背后有其昭然铿锵的原則性。如以"素"喻"礼",意在礼要综合内在美质与外在规范。而对《雅》、《颂》的稱引又体现了坚持"文""质"统一的基础上,可对礼的某些具体节文因时因地地"减损";但直接反映礼核心精神的仪节则不仅不可妥协,还要在君子内心"增益"其根基。帛书《要》则做出"损益之道"的哲学总结和创新:道在时空中损益,至"穷"而新生("产"),"时"是道在新的时空下重建的依据,万物、人事都在其中得到系统地安放。     

晏子伦理思想略论

晏子伦理思想略论黄宝先晏子是姜齐末年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想体现了一种伦理精神。他的伦理思想对儒家学派的早期思想家们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的许多观点成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本文试就其伦理思想中的礼、义、忠、孝等的基本观点作一简要探讨...     

《晏子春秋》中晏子形象琐谈

晏子及《晏子春秋》古来多有评说。虽然臧否不一,爱恶有异,但总起来是誉多毁少,多所肯定。孔子与晏子并非志同道合,交相毁亦交相誉。孔子曾数赞晏子是“达于礼”、“合于义”的“君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并表示“以兄事之,而加爱敬” (见《论语》及《孔子家语》)。司马迁则大动感情地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其后论者蜂起,或以儒者赞之,或以墨者称之,或谓非儒非     

对《晏子春秋》的再认识——兼谈古书的形成与发展

一《晏子春秋》是记录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言行的一部著作。最早记载该书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他在《管晏列传》中云:“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确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史记正义》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未著录撰书人姓名。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晏子》八篇”,仍在     

舜《韶》与齐《韶》内容新解

众所周知,舜《韶》是产生于虞舜时期的一个古代乐舞,当它传承至齐国之后,就变成了齐《韶》。这两代乐舞的内容是否相同,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笔者通过考证认为:舜《韶》是宣扬自黄帝至虞舜、夏启九世之功德;而齐《韶》则是在舜《韶》基础上,遵循着"礼与变俱,乐与时化"的规律,更新变化了的乐舞,其内容更加贴近了齐国的实际,明显地突出了对齐国强盛和历代齐君功德的歌颂。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