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作者首先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他反对下面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而不能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社会学,最多只是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基础;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包含有哲学方面和社会学方面。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哲学,同时又是社会学。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作为关于社会的哲学科学,才能头一次科学地解决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作为社会学的科学,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哲学问题。作者也谈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他反对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全部问题包括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领域内,而认为它们之间既有深刻的有机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其次,作者论述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他说:具体社会学研究是发展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形式;没有具体社会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有变为由一些凝固的、固定不变的、脱离现实的概念和范畴组成的体系的危险。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伟大的创举》都是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他反对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现象的任何研究都称为具体社会学研究,而主张把社会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区别开,认为具体社会学研究只是社会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再次,他阐述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这样的对象包括:一、社会在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及其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过程;三、劳动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互关系的动向,首先是人的形成过程,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的形成过程;四、家庭和日常生活关系;五、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科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宗教存在的原因和消除的条件,社会主义意识向共产主义意识过渡,等等。最后,他论述了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和原理,是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而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则包括提出假说、进行社会实验、填调查表、直接访问、研究私人文件、进行观察以及模拟、统计和数学方法等等。     

拉克劳的人民概念及其批判——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民粹主义和建构人民的思想是拉克劳理论思考的核心。在拉克劳那里，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的逻辑。民粹主义的两个特征是名字与情感，它在等同和差异逻辑的运作中，建构了人民。拉克劳认为，由于社会的异质性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历史必然性就被偶然性的领导权逻辑所取代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历史主体也不是传统的阶级，而是人民。拉克劳的人民概念看似逻辑严密，实则观念先行；虚空能指是脱离社会历史斗争实际的。他反对阶级斗争而强调领导权斗争，实际上取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虚无化了的人民取代阶级，将阶级和人民对立起来，而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民与阶级的统一性。我们切不可迷失在诸如拉克劳的人民概念的光怪陆离的理论演绎当中。     

論民族民主国家

作者不顾近年来一些民族民主国家中所发生的惨痛教训,美化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把民族民主国家说成好像是当代“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形式,散布关于“和平过渡”的幻想。文章一开头就说,社会主义体系对于民族解放革命本身发展的速度、形式和途径起“决定性的作用”。其次,作者还谈到在反帝、民族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互关系,片面地夸大客观因素的作用,抹煞民族民主国家实行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说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时起,就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又说,任何一国,不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只要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和支持,一般都能不经过资本主义,或者不必通过其所有阶段而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还说,非资本主义道路之所以可能,并非因为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要有了主观条件就已足够,而是因为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足够高的水平对非资本主义发展起着客观条件的作用。作者把世界上的民族民主国家分为两类。他认为:在第一类国家中,资本主义关系已得到一定发展,存在着或多或少发达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共产党。在另一类国家中,或者根本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微弱到还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已经形成的阶级来谈论。因此,在这里,劳动农民、手工业者、萌芽的工人阶级、民主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阶层结成联盟,而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领导这一联盟,领导这一政府。在这类条件下,民族民主国家也将是人民的政权,而且,“人民”这一范畴本身“可能还不具有明显的阶级色彩”。接着,作者断章取义地引证列宁的话:绝不能以关于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成分问题来顶替阶级专政问题;从而得出结论说,在民族民主国家的政府成员中,工人和共产党人不一定占多数,只要在第一阶段主要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保证对这一政府从下面施加充分的压力就行了。作者把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采取“和平方式”的。总之,他力图把民族民主国家说成是当代“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形式,暗示民族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等革命力量不必准备在必要时推翻现存政权并进行武装斗争,实质上是要从思想上解除它们的武装。     

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科学概念的相互联系

近三年来,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63年第7、12期,1964年第8、11期,1965年第7期)上陆续发表了八篇文章,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结构和范畴等问题。其中引起讨论的Д·И·契斯诺科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一文已译出,译文见本刊1963年第11期。本文是最近发表的一篇,着重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问题,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但它具有自己的对象、自己的范畴和规律的体系,可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讲授,而不同意那种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开讲授的论点。第二部分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结构是社会关系体系的反映.他认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范畴中固定下了对社会经济领域最一般发展规律的认识成果,而在反映社会精神生活的范畴中则固定了对社会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的一般发展规律的认识成果。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既决定于科学的对象本身,又决定于科学发展的具体条件和革命实践的需要,由前者决定的部分具有稳定性,由后者决定的部分具有可变性,应当善于在教科书中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第三部分分析“第一性社会构成”和“第二性社会构成”的范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基础和上层建筑,客观前提和主观因素等等。他认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对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广泛的概念,反对把这对范畴看成是“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题目的一部分。他认为上层建筑并不直接反映社会的生产技术基础,因此存在着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他认为主观因素一方面是某些现象的客观前提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另方面则反映了群众、阶级、政党以及个别人的意志、愿望和意向。此外,他还分析了社会、社会经济形态、时代、社会进步等范畴。第四部分分析各种社会共同体的范畴:阶级和阶级斗争、部族和民族、集体和个人等等。他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认识社会生活现象的重要手段,反对把“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题目从历史唯物主义教程中排除出去。他区分开“人”和“个人”这两个概念,认为人具有生物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本性,而个人则是表现人的社会本性的范畴,是许多种社会关系的个体体现者。此外,他还分析了利益、劳动、传统、地理环境和人口等范畴。最后,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正在不断发展,产生了许多新范畴,例如:“社会在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社会的同质性”、“威望”、“社会的整体性”等等。     

论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

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许多重要决策的制定都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关。因此,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走出思想误区、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不一定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都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明确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     

是阶级分析,还是唯成分论?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阶级社会里一切事物的根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原理的具体运用。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阶极斗争理论是使我们能在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的一条基本线索。     

摆脫了殖民桎梏的国家的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問題

本文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谈民族民主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问题。作者大谈“不发达国家在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却避而不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国家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首要的革命斗争任务。作者完全混淆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线,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企图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观点,用改良道路代替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者胡说什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亚非民族民主国家里今天“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定职能”,它“在客观上体现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原则”。按照作者的看法,亚非地区的无产阶级可以完全放弃在民族民主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作者企图对亚非人民进行说教:他们完全可以建立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似乎不经过革命斗争,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亚非国家就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的后半部详细叙述了一些亚非国家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过程。作者大谈这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因素”,似乎这些国家里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政党空喊几句“社会主义”的口号,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一些不痛不痒的改良工作,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因此,作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讨论

奥地利议会议员、奥共中央委员费舍尔,不久以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这篇文章原先发表在意共刊物《新生》上,后来转载于奥共刊物《道路与目标》。现在,在这个刊物上正围绕着这篇文章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费舍尔打着反对“僵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幌子,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受时代限制的”,“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他借口“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说什么没有“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他说,“由于居民和工人阶级的结构有了变化,现代工人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赤贫者了”,企图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贵族说成是“新的工人运动核心”。他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就会赢得群众,“逐渐埋葬资本主义”。费舍尔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科学知识”,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他主张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平共处”,胡说什么“不管我们愿望与否,意识形态都在共处着＂,而且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中,有一种思想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让对手纠正自己”。米特艾克尔、格鲁士、菲恩伯克对费舍尔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米特艾克尔认为费舍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倒退到‘永恒正义’上去了,因为费舍尔主张完全离开阶级的属性,而仅仅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事物”。米特莱克尔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正确’和‘错误’只能由阶级立场来决定”。他反对费舍尔关于“新的工人运动核心”的观点,他认为,“大批的工人干部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流砥柱”,转移“阶级斗争的重心就意味着剥夺工人的道义力量”。格鲁士认为“赢得群众要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他指责费舍尔企图“修正”《共产党宣言》。他认为,费舍尔主张“逐渐埋葬资本主义的实力地位”,其结果是与社会民主党相同的。菲恩伯克认为,费舍尔“把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就没有什么共处,而只有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扬弃旧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巴赫纳同意并发挥了费舍尔的观点。他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解放人的哲学,它本身不是什么科学”。他认为思想论战是“不必要的”,“思想共处必须以容忍的态度来进行”。后来费舍尔又写了第二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在这篇文章中他竟然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导工人阶级行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两种提法,是多余的”。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歪曲马克思主义一样,费舍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现代社会发展的辯証法

费多谢耶夫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五年《苏联科学院通报》第九期上,这是他在今年四月全苏唯物辩证法讨论会(有六百多人参加)所做的报告的压缩。费多谢耶夫这篇文章是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只不过在论证问题时耍了一套更狡猾更虚伪的手段而已。根据《哲学问题》杂志今年第十期有关唯物辩证法问题讨论会的长篇报道,他这个报告共分五部分:(1)辩证法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发展;(2)过渡时代的辩证法;(3)现代历史过程的不平衡性和国际关系的辩证法;(4)发展的上升路线与下降路线;(5)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费多谢耶夫在本篇文章中把那篇报告的第一、第二部分合在一起(第一部分有删节),这样便只有四部分了。原报告的第五部分,费多谢耶夫把它加以扩充,单独写成一文,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十四期上,这篇文章的译文排作这一组文章的第二篇。我们在译本文时,把原报告第五部分(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略掉。作者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里,除了重弹苏共关于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等老调之外,还提出一个“新”论点,即“就世界发展的范围而言,时代的基本矛盾则是内部矛盾”,这个矛盾对个别国家来说是“外部矛盾”,其间的辩证法是:“时代的主要矛盾决定时代的基本特点的发展和变化、世界发展的方向”,“决定两种对立体系竞赛和斗争的进程和结局”。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大肆宣传热核战争恐怖,说什么“如果说热核战争将会废除资本主义,那末它不但不会提前反而会大大推迟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甚至“可能提出人类本身存在的问题”;说什么“社会主义不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也能够得到胜利,在和平条件下也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他并且再次荒谬地宣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和平形式的革命飞跃”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第三部分谈到社会发展的上升路线(社会主义)和下降路线(资本主义)之间的所谓“辩证法”。这里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说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基本矛盾的运动”。他给“非资本主义发展”下了一个定义:“这是从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绕过资本主义阶段,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和形成的过程”,这一过渡是“或多或少和平地”实现的。作者在这里实质上是在宣传外因决定论,企图麻痹资本主义国家中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力量,束缚他们的手脚,反对他们进行反帝的斗争,从而让苏美两大国来主宰世界人民的命运。     

再论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性质

一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现象只有历史地、具体地加以考察,才能认识其发展的内在必然联系和规律性。列宁在“给尹耐斯·阿尔曼德的信”中曾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对每一种情况(一)只是历史地;(二)只是联系着其他情况;(三)只是联系着具体的历史经验去加以考察。”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尽管有经济、政治、思想和军事斗争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经济斗争必然导致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的本质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当旧的     

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心理学问题

作者认为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界线是很不明确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之一。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有片面性,但带来了研究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的整套技术。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在研究态度和意见时,利用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成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发展这个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条件。作者认为马克思提到的“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涉及社会心理学问题的一个例子。在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的著作中,则把社会心理学提得更明显。所以不能认为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很少研究社会心理学这一事实,应归咎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恰恰相反,这种疏忽正是由于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产生的。然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只建议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它不想去研究那些使一个制度变为另一个制度的基本冲突的规律性,所以有其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利用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成就时,必须抛弃这一学科把心理研究看作几乎是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这种观点,要克服它在主题方面的局限性;不要只强调经验性研究,而要对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传统理论进行研究。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的言论专号》编者说明

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为了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从历史上搬来人道主义、人性论作为理论斗争的武器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但是,没落的资产阶级在同革命的无产阶级进行决战时期所使用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理论武器,和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标榜的人道主义有其不同的特点。它一方面以人道主义的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以人道主义的个人自由主义与“个人尊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苏联社会的社会结构

这是一篇竭力掩盖目前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文章,全文分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承认苏联国内存在着几种社会阶级差别:一、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二、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差别;三、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和文化生活差别;四、工人阶级、集体农民、知识分子、职员以及其他城乡劳动者内部的社会差别。但是,作者不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只字不提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存在。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企图用许多统计数字说明苏联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差别已得到很大克服。他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正在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在提高,公积金日金增加,集体农庄所有制正在向全民所有制接近。但是,作者避而不谈苏联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在第三部分中,作者企图用一些统计数字说明在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内部的差别,即它们内部的阶层和集团在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和工资等方面的差别。他说:从低、中、高各级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来看,集体农民内部的差别比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别要大得多,显著得多;从各个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上看,农民的阶级成分根本不同于城市居民的阶级结构。在第四部分中,作者企图论证苏联社会的所谓“社会同质性”。他想用一些具体事例证明,苏联的高级技术工人日益接近技师、工程师的水平,他们之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农业工人和城市工人的社会差别也在缩小,纯粹的脑力劳动者和服务性的半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差别也在缩小等等,于是形成新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集体,并日益走向无阶级的社会。作者根本不提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矛盾,而妄图在分析阶级结构的幌子下宣扬阶级调和论。     

阶级斗争属于社会存在吗?

哲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阶级斗争属于社会存在。如关锋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则是对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阶级对立及其斗争事实的概括”(《春秋哲学史论集》,第106页)。这就是说,关锋认为阶级斗争属于社会存在。这种提法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关于苏联的生产关系

保尔·斯威兹(Paul Sweezy)在他最近一篇文章中阐发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一)剥削在苏联是一种主要现象;(二)苏联的领导阶层是一个剥削阶级;(三)把这个阶级称作资本主义的阶级同把苏联标志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差不了多少。保尔·斯威兹指出,他宁愿“根据我们当前的认识水平”来说明苏联的剥削的社会和正在发展中的阶级的确切性质。我们认为,认识苏联的剥削和苏联领导阶层剥削阶级的特点,具有头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列宁的辩证法和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一书结束语

当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尖锐而又十分明确地表达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明快简练的观点时,这些观点决不只是(甚至可以说不是)作为他重新批判性地研究黑格尔著作的结论加以表述的,而是(甚至首先是)他在哲学领域中多年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是他为反对马赫主义者、“主观社会学”的拥护者、“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等倾向而不得不进行的。这些倾向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中间(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及其学生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社会史和历史哲学

〔译者说明〕这是法国历史学家维拉尔1964年2月在“法国知识界天主教中心”所组织的学术会议上的一个报告。他以历史家的资格,自称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历史的客观性,同时批判法国人格主义哲学家保罗·里苟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学术界在历史观点上的一些争论情况。作者认为马克思是哲学家,但不是历史哲学家。他说马克思是“第一个提出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的学者”,但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不是历史哲学,而是受到或将受到经验检验的一套假设。他说马克思根据过去的思想家的遗产,提供了一系列社会史的基本概念,所以是历史社会学的第一个理论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观点,应用在历史研究上,就是要同当前的斗争相结合,不要只研究过去。作者主要阐述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他从理论上解释了几个问题:生产力概念,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适应规律”。第二,他阐述了“作为批判工具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方法表述成达样一条规则:“对于决定历史家的主观性的那些客观因素的认识,应当通过历史家的专业操作,给历史家提供一种本领,使他能够看透过去的人们的主观性,从而得出关于客观和主观的关系的一个客观的看法,这就是科学和哲学相结合的最高阶段”。第三,他阐述了“作为辩证法工具的马克思主义”,他又把它叫做“建设性的辩证法”。他提出观察一切历史现象的三种连续的方法:第一步把历史现象看作“征兆”而进行论证和分析,第二步是向后看而把它作为“结果”来考察,第三步则向前看而把它作为“原因”来考察。他说这种方法可以在归纳和演绎之间、分析和总体化之间、循环的证明和确实的前进一步之间实现必然的联系。作者虽然自己说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力求妥协,例如他虽然对里苟进行争论,却又对里苟的一些观点表示赞成;他虽然说萨特尔“信口开河”,但又采用了萨特尔的一些术语,如“总体化”、“实践的-惰性的”存在物等,来解释问题。他虽然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战斗的政治立场和科学态度的一致,但是在解释上都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观点。     

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和对它的批判——以美国社会学为中心

本文主要介绍和批判了美国现代社会学。在“前言”中说明美国社会学在现在社会学中有很大影响。作者指出美国社会学的反动性是,一面不断地改头换面,一面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提供掠夺人民和掩盖阶级矛盾的伎俩。在第一节中批判了马顿等人的调查主义。作者指出他们所说的调查是资产阶级式的经验主义的调查,不是与实践相结合的调查。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代之以“理论”与“调查”的统一,主张“理论”不仅由“调查”来检验,而且“调查”还可以形成“理论”。虽然在美国社会学内部也有人对这种调查主义提出批评,但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着调查主义所必然陷入的琐碎主义提出的,并不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立场提出的。所以他们仍然不能彻底地批判这种调查主义的反动性。在第二节中批判了帕森斯等人的“社会体系”论和“社会阶层”论。作者指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论,主张唯心主义的“社会体系”论,“把整体分解成各种比较简单的因素和变量”,否定观念过程依赖于物质过程这种唯物主义观点,而提出社会行为被观念和价值所规定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还用“社会阶层”概念代替阶级概念,否定阶级的客观实在性。同样地,虽然在美国社会学内部有人批评了帕森斯等人的这种“理论”,但“批评者”是力图把现代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在第三节中批判了美国社会学自我吹嘘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作者指出表现这种倾向的,一是“从人的关系方面来处理问题”,另一是地区研究、地区调查、地区开发等。前者是为了实行“合理化”政策而欺骗工人的反动伎俩,后者是支持新殖民主义的武器。所以美国社会学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实际上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御用科学、政策科学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在第四节中批判了帕森斯等人的权力论。作者指出帕森斯等人认为权力问题不在于它“为哪一个集团的利益服务”,而在于它“为怎样的共同体的利益服务”,他们把资产阶级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说成好像是以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意为基础的统治,即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的统治,从而掩饰了资产阶级专政和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具体社会学研究在其中的地位

近几年来,苏联和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界有不少人在大谈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具体社会学研究问题。苏联建立了全苏社会学协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社会学研究组,许多高等学校成立了社会学实验室,许多大城市建立了具体社会学研究中心,举行了许多次有关具体社会学研究的讨论会,在许多工厂和农庄进行了大量的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仅在1960-62年就发表了三千种专著、小册子和论文,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去参加西方资产阶级的国际社会学会议。在东欧某些社会全义国家中也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波兰还出版了专门的《社会学研究》杂志。苏联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对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作了很高的评价。苏共中央书记、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П.伊利切夫说:“具体社会学研究不仅对于从哲学上去理解现实是必需的,它还是认识现实的极重要的方法;这种认识对党、企业、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实践活动是必需的……虽然在社会研究的领域内,这一工作才刚刚开始,但现在已经不仅取得了理论的成就,而且取得了实际的成绩。”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П.Н.费多谢耶夫说:“具体社会学研究不是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不是一门特殊的科学,而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必然要求。在任何一个社会科学领域中……,都需要进行具体研究。对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的广泛社会学概括,也需要进行其体研究。”对于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具体社会学研究,近几年来苏联哲学界一直在进行争论。其中主要争论问题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全义社会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关系;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等等。为了反映这一争论的情况,我俩这一期选译了苏联近一、二年内发麦的六篇文章。由于篇幅限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这一争论的文章都没有选入。本期附有苏联和波、德、捷、匈、保、罗哲学杂志1962-63年社会学论文要目,以供查考。     

批判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

在章罗联盟中,以费孝通为首的一批右派知识分子,为了执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公开叫嚣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因此,费孝通约集了陈达、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成立了“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并且计划着要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高等学校成立“社会学系”。他们妄想以中央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部学校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他们还计划着搜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学界同人”,成立“中国社会学会”,扩大他们的队伍。费孝通等这一切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其目的是企图用腐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步夺取学术思想界的领导权,第二步夺取全国的领导权,来实现章罗联盟的反动的政治纲领,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费孝通等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阴谋,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次座谈会上,已由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根据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尽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我这篇文章,主要地是检查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科学?它为什么阶级服务?它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危害性? 在以前,我不曾看过费孝通所写的社会学著作,最近看到他把资产阶级社会学夸张比历史唯物主义还要高明,我这才搜集他在解放前后所写的几本主要著作,如“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重访江村”和几篇论文以及报端所揭载的关于他的某些著作摘要等,拿来研究了一番。我所得的结论是:费孝通的社会学是另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流派,是中国的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费孝通的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学虽然带有中国味,但它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并且还继承了它的先裴的衣钵。因此,在批判费孝通的社会学之前,有追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源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