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现代转型的“引桥”——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再认识

儒学的现代转型,根本上是从传统儒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思想趋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即一方面它是前现代的帝制儒学,但另一方面,它自发地孕育了现代性的根本观念——个体观念,因此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一座"引桥"。按其逻辑推进,宋明儒学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步深入地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前段,周敦颐提出"立人极",为个体价值的确立作了最初的理论铺垫;中段,程朱理学以"格物穷理"高扬了个人的经验认知,在客观上启发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后段,陆王心学提出"心即理",从理论上打开了个体价值消融天理权威的通道。当前,深入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基于现代生活批判地发展宋明儒学中所孕育的主体自觉意识,实现儒家主体观念的自我超越。     

论牟宗三哲学中的“实践”观念

牟宗三将"实践"观念作为其对传统儒学诠释和阐发的核心内容,不仅着重揭示了"实践"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将这一观念作为儒学超越康德哲学的重要标志。在牟氏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道德实践"赋予"本心"活动性内涵,确证了"智的直觉"必然呈现。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牟宗三哲学继承并发挥了传统儒家思想中道德实践观念的"超越向度",而对"现实向度"重视不足,因此造成了其实践观念的思辨化倾向。从儒学学术形态的现代演进来看,牟宗三哲学的理论旨趣、思想资源和话语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儒学,这种对于"实践"观念思辨化的理解方式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古代儒学精神及其发展

从逻辑发展和中西哲学观念比较的角度考察古代儒学,阐明了传统儒学精神的实质和特征。西方哲学把人的主体意识理智化,导致抽象分析的思维方法及哲学精神与宗教精神的对立。儒学则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存在。因而儒学是人学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统摄理论理性,在对人的整体理解中确立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念、直觉整体思维方式,把宗教建立人存在根据的功能内在地包容于哲学,并提升为哲学精神,这是儒学人学体系的总体特征。儒学体系的逻辑内容主要是“性与天道”。这两个方面在儒释道合流过程中逐步得到明确和澄清,宋明儒学对它作了系统发挥。宋明儒学的理论贡献是:把“气化”观念引入本体论,揭示了道作为道德形上学本体的整体性、创造性、超越性的意义;把气质观念引入人性论,确立了心、性为一的人性整体的概念。     

儒学的近代分化

本文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中讨论儒学的分化或分裂过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艰难地适应着现代化的过程。新经世致用和洋务运动中 ,儒学分为两派 ,在戊戌变法中 ,儒学分为三派。纵然试图适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改变自身 ,在辛亥革命以后 ,儒学依然受到抛弃 ,这是因为儒学强调的价值与现代的基本精神不相容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儒家经济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孔门理财学》为中心

近代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与现代化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不适应之处。陈焕章为建立儒学与现代性的关联,在《孔门理财学》中,他重新诠释了儒家传统的义利关系,阐发了新的四民观,使儒家经济思想变得切实可用,并能够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陈焕章对儒家经济思想做的现代诠释,一方面是想要达到保存儒学、昌明孔教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在试图用儒学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希望以儒学的经济思想限制或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体现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追求保存儒学和走向现代化问题上的双赢所做的努力。     

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自 ７０年代迄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儒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视儒学为一种宗教性、精神性传统的新趋向,该趋向固然与西方晚近兴起的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理论有关,但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影响。现代儒学的发展,是传统儒学被全面解构过程中对儒学的重建,这种重建使得儒学所蕴涵的各个层面得以厘清,尤其使儒学益发将自身界划为一种具有超越品格的宗教性传统。而儒学若要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融入生活世界,恰恰需要以确立其宗教性或超越的品格为前提。在２１世纪,儒学会有多方面的开展,但将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教性传统发挥作用;并且由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尤其是“波士顿儒学”的现象可见,虽然在西方仍非显学,但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如今已开始进入全球意识。     

“超凡入圣”与“即凡而圣”——儒家“圣人”观念的历史考察与现代反思

"圣人"观念在现代社会看似已不合时宜,但在传统儒学中却不可或缺。儒学本身是一套以希圣、成圣为精神追求的完整学问。在儒学的发展中,圣人观念有治统化和心性化两个层面的偏向,而治统化的圣人观逐渐淡化,转以心性的成就作为对圣人的主要规定。儒家的圣人观念大体上可以说是人伦与天道的统一,人性与圣性的统一,循理与自由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个体与全体的统一。其在历史中呈现出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通俗的趋向,圣人之德从殊德转为总德,从绝德变为通德。儒家圣人观蕴含了儒家式的古典平等、自由观念,对人生和世俗社会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引导功能。圣人之旧德蕴含了沟通现代新德的可能,且别具优越的特质,对现代社会和人生可有其价值理想方面的贡献。     

古典儒学宗教性的不同解读

杜维明与安乐哲对古典儒学宗教性的诠释 ,分别强调儒学中的超越性和共同创造性 ,代表了诉诸超越和非超越话语两种诠释方向。成中英从比较神学的角度对古代中国神性观念的讨论则突显了儒学中的神性问题。本文选取杜维明、安乐哲与成中英三者为研究个案 ,来看他们对儒学宗教性的理解以及在他们的理解中儒学的宗教思想有何特质。论文第一部分以杜维明对儒学宗教性的研究为主 ,阐述分析“内在超越”理论 ;第二部分介绍分析安乐哲对古典儒学宗教性的诠释 ,重点阐述“共同创造”观念和“礼”的宗教维度 ;第三部分介绍成中英“无神学的神性”观念 ,展开古典儒家对神性的理解。这些研究表明 ,在扩展了的宗教观念的基础上来认识儒学时 ,可以肯定儒学具有宗教性。有争议的仍然是儒学的“超越性” ,而这对一部分学者来说 ,仍是儒学宗教性的问题。     

现代新儒学对唯科学主义之应对及其伦理态度

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潮将科学理性作为启蒙的目标之一。然而,唯科学主义将科学的意义无限扩大,根本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价值,毁伤了中国文化之根。为此,三代现代新儒家在调和儒学与科学关系的探索中,既开启了传统儒学价值体系的现代转折,又在道统上薪火相传。他们于民族危机中坚守着文化本位,于唯科学主义的浪潮中坚守着道德本位,既有着一致的伦理态度,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展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还是基础主义的?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 2 0世纪 ,儒学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与严峻的挑战 ,也面临着重建与复兴的历史机遇。百年儒学演进及儒学研究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在“古今中西之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潮中 ,儒学并没有“博物馆化” ,儒学的命运大致经历了受到怀疑、批判、解构、重新诠释后成为现代思想学术形态 ,或获得创造性转换 ,以至汇入多元的世界文化大流之中的历程。 2 0世纪与 2 1世纪之交 ,儒学不仅是“文化中国”、“全球伦理”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也是“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 ,对 2 0世纪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既是历史性的课题 ,也是一项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的课题。     

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学与东亚现代化--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研究中心

在“文化全球化”和“后现代”话语时代的今天,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老调重弹而又值得旧话重提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文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理论,特别是儒学在东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不同作用的梳理、厘定和分析,认为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儒学与现代化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儒学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大体是随着东亚现代化的启动、发展而由现代化的阻碍力量发展成积极的推动力量。既使在东亚现代化之初,儒学传统也不曾完全地退出历史舞台,儒学在东亚国家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广泛的互动交往、交流、对话,儒学将在面对更多挑战的同时,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因而,儒学在东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东亚社会转型、文化现代转换中积极创新,走向世界。     

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

魏晋时期,经学化的儒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首先面临着与儒学的碰撞与融合问题。佛教僧团、信徒的膨胀对儒家推崇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无形解构,佛教构建的"方外"世界的宗教秩序对儒家推崇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的无形解构,构成了儒释的尖锐冲突。然而,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努力追求与本土文化的视界融合——接受儒家话语方式,寻求与儒学表达范式上的贯通;完善佛教戒律,寻求与儒学名教秩序上的贯通;深化佛教理论,寻求与儒学思想体系上的贯通,则使儒释由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从重新评价到互动对话——台湾对大陆近20年儒学研究的评价

儒学研究是大陆近20年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由于1949年以后,港台形成并活跃着现代新儒家,而现代新儒家注重阐发孔孟和宋明理学;在1980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家又成为大陆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台湾学术界最关注大陆的孔孟、理学和新儒学的研究。同时,在一般层面的儒学研究上,港台新儒家着意阐发儒学的宗教意蕴和现代意义,因而对大陆有关儒教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传统的争论也有所论述。     

最后的坚守——后人类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儒学立场

面对研判人类将以人工进化代替自然进化,将有更高智力、体力和更长生命周期等主要观念为内涵的"后人类"文化理论思潮,儒学可以发掘自己的思想资源,形成坚守伦理底线、道德优先、社会公平的理论立场,作出与现代人类道德良知保持一致的回应.从一个具体的,然而也是重要的关于人类未来的方向上显示儒学所葆有的能够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儒学、孔教与现代社会——以康有为思想为中心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应该包含儒学宗教性与儒学宗教化两个问题。康有为对孔教的建构即是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尝试,亦是康有为思想中的一条轨迹。其孔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其孔子观念,他终其一生致力于赋予孔子教主的地位。康有为主张政教分离,现实中却经常与政治相纠葛,这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康有为的视域中,孔教具有独立的运行轨迹,即庶民信仰主体性的逐渐建立。儒学若要在现代社会获得发展,必须重视个体信仰的主体性。     

填补空白 新见迭出——读陈代湘《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两个热点。在现代新儒家中,“新程朱”派的理论来源与朱子的关系自不待言;即使是“新陆王”派,也因朱子“注遍群经,讲遍各家”,从而“不能不以之为中心(焦点)”。以往学术界在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两方面的研究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国内外尚未有全面研究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关系的专著,2 0 0 3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代湘博士的新著《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现代新儒家既是朱子学的研究者,又是朱子学的传承和改造者。他们对朱子学所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