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优先性及其限度——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理论预设的反思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不仅是只在政治的范围内、而且是直接在政治的范围内运作,因而除了主张政治的独立性,它事实上还同时预设了政治的优先性。但由于政治与人性的内在关联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共识,疏离于政治与强调政治的优先性就成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政治的优先性,是要优先考虑政治的背景制度和合理的政治关系,因为由此构成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人们应当共享的、内在的政治之善。但政治的优先性被限制在正义问题的理论建构方法与思维方式上,它并不在实质性的正义原则中对公民课以积极参与政治的责任,这就使得《政治自由主义》在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架构正义实现的桥梁——休谟正义论思想发微

在休谟之前,传统正义论表现为德性正义论、神学正义论和自然正义论三种历史形态.休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为传统正义理论已经失去了整合社会行为的能力.他在批判继承以往学说的基础上,立足于人们的利益需求来诠释正义等观念,主张通过法律来实现正义,进而提出了以人们的共同利益感为基础,以财产权为核心和以法律规则为中介的正义理论,把正义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重要性

这是一篇关于自由主义的论文。我所关注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在现今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的自由主义版本 :在这种自由主义中 ,正义、公平和个人权利的概念具有一种核心地位 ,而其哲学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康德。作为一种断言权利优先于善、并与功利主义概念相对立而加以典型定义的伦理 ,我所了解的这种自由主义最好应描述为“道义论的自由主义”,对于我认为熟悉这一学说的人们来说 ,这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称。“道义论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关于正义的理论 ,尤其是一种关于正义在诸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中具有首要性的理…     

论格拉斯顿的自由主义

“格拉斯顿的自由主义”并非一套有关自由主义的学说或理论 ,而是格拉斯顿所认同的、用以指导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实践的信念与原则。本文初步探讨了格拉斯顿的自由主义的形成及其要旨 ,试图借此展示其政治观念与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运动之间的微妙关系     

《资本论》的正义观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

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正义观的争论表明,马克思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已经跳出现代政治哲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探讨正义问题的理论语境。重新理解《资本论》的正义观成为重新阐发马克思现代政治批判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区分为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正义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正义从一个道德二元抉择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学问题,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性正义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进而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危机的同时,开辟了一条超越现代"道德政治"的思想道路。     

休谟与荀子正义思想比较研究

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和"中国正义论"研究的兴起为我们比较研究休谟和荀子的正义思想提供了可能与基础。休谟和荀子两人在"性恶"理论、正义产生的初始情境、正义产生的逻辑结构及以"分"为核心的正义规则特质方面有着相似的认识。不过,由于对"人为"的含义以及"分"的内容方面理解的差异,使得两者的正义思想最终呈现出对立的特质。荀子和休谟的正义思想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沟通与理解中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休谟对利己论的认识及其道德目的设定

休谟人性理论中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利己主义的态度上:他在道德哲学中拒绝利己主义,但在政治哲学中却将利己作为基本的人性假设;他在政治哲学中强调法治和分权,在道德哲学中则将仁爱和同情作为道德的人性基础。休谟政治哲学的主题是正义,而其道德哲学建构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正义的实现。这一矛盾也可视为实现正义的不同策略。     

论弗兰西斯·哈奇森的情感正义观

在近代英国乃至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弗兰西斯·哈奇森第一次提出了以情感为核心的正义观。自然情感被视为正义的基点,情感秩序被视为正义的目标,为了确保正义得以实现,纯粹情感被视为有效保障。作为苏格兰启蒙学派领军人物,哈奇森情感正义观实现了人类情感的世俗化转向,不仅给斯密、休谟等人的正义观奠定了理论框架,而且给17—18世纪剧烈变革的英国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大卫·休谟论公正

休谟认为 ,公正是一种社会契约 ,是尊重个人财产权的人为美德 ;功利是道德的最后裁判者 ,也是公正规则的唯一来源与基础 ;理想的社会与政府应以落实社会公正为目标 ,反对“平等主义”的社会利益分配。休谟还认为在特殊情况下 ,维护生存权的公正高于维护财产权的公正 ,从而为“剥夺剥夺者”的正当性留下了道德空间。休谟的公正理论虽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但对于当代社会的公正论研究仍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     

罗尔斯“正义论”视野下的财产权

罗尔斯的"正义论"区别了公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和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前者属于基本自由,系第一个正义原则调节的范畴;后者则归属第二个正义原则调节。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不同,罗尔斯将私法上的财产权与政治自由相分离,否定了其自然权利性质,使其回归分配制度建构的本来面目。罗尔斯的财产权理论不仅为"所有权社会化"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私法提示了一种全新的财产权伦理观。     

休谟的经济正义思想

休谟从分析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入手,认为正义是一种社会契约,是尊重个人财产权的人为美德;他提出了正义的三大法则,即财产稳定地占有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履行许诺的法则,并强调政府在落实经济正义三大法则过程中的作用。休谟的经济正义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某些一般特征,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正义问题仍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     

差异政治: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正义之争——I.M.杨的政治哲学研究

在当代西方政治伦理论域中,尽管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正义论辩激烈且影响广泛,但在差异政治的主将艾里斯·杨看来,仍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多样性的支配与压迫的非正义境况,无论是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理想还是社群主义的共同体理想都不同程度地培育了对差异的否认,并进而造成了对某些群体和个体的非正义,因而,为削弱"自我发展和自我决定的制度化限制",杨以结构性社群和间接关系为根基尝试性发展了一种差异政治的正义构想.在明同别异的前提下开展差异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多边互动,既为彼此取益,更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解.     

政治学、宗教和公善——罗尔斯访谈录

约翰·罗尔斯被公认为 2 0世纪中叶以来最重要的美国政治哲学家。他的《正义论》② 重新定义了这门学科 ,并在各个领域引起争议。有人批评他说 ,除了被他忽略掉的“个人”以外 ,他的所有自由主义思想都在根本上与宗教存在着连带关系。他后期所写的文章和《政治自由主义》③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批评的回应。在这些作品中 ,他转向对“自由宪政民主体制下的多元理论”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诸如美国 (罗尔斯讨论的重点 )这样的社会中 ,人们对正义所持的异议已超出日常的范围 ,从而涉及到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诸如 ,堕胎、在医生帮助下通过医…     

政治的,抑或道德的——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关键悖论的解读

政治自由主义试图将其正义观念塑造为纯粹"政治的"观念,而不能是完备性的"道德的"观念。但任何规范性的正义观念似乎都不能不是道德的,这就形成了政治自由主义所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悖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自由主义要克服这一悖论,必须寻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规范性政治概念。此外,政治自由主义把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当作理论前提,同时强调道德化的公民美德,这两个因素都加深了这一悖论。通过解释和分析这两种因素所带来的理论难题及其原因,文章认为,"政治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抹去"道德的"面纱,其根源在于政治在自由主义价值系统中的处境。     

英国美学五十年

同现代英国生活中许多别的东西一样,英国现代美学的形成期也在19世纪。无论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实践及其力量给英国思想的其它方面带来什么影响,在美学领域它的直接影响就是打断了标志着18世纪结束的哲学对艺术及美的本质的思考,这种思考的余波19世纪头几年还有。美学中那一发展的思维传统就此打住了,被维多利亚时代崇尚宗教教旨而鄙视哲学所取代。在18世纪的伯克(Burke)、休谟及沙夫茨伯里伯爵之后,美学变成了一个看来与当时极待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干的和学术兴味很淡的论题。更为消极的看法是,有人认为它是异国欧洲大陆学者的趣味所在,对哲学家及整     

Ю.П.米哈连柯:《休谟哲学——二十世纪英国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于去年出版了哲学研究所Ю.П.米哈连柯的《休谟哲学——二十世纪英国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一书。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本书不是全面地研究休谟的世界观或者现代实证主义者的观点,而是只打算阐述休谟哲学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作用,特别是对现代英国分析哲学的影响。本书除导言外共分三章。在第一章《休     

印象与观念在社会构成中的涵义:休谟对契约论的批评

18世纪,英国大众政治发展起来。抽象的意见之争影响了英格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休谟对契约论的批评,是他对整个人心和社会秩序的重新认识。社会的法则不是建立在任何先天观念推演之上,而是存在于大众日常的想象和情感的常规性上。理解俗人大众日常的动机、情感和意见,才是理解社会构成的基础。本研究从印象与观念在社会构成中的涵义出发,考察休谟学说的实验科学转向的社会寓意。这不仅有助于在新的层面上理解启蒙,也有助于澄清英国经验科学传统的形成,以及19世纪功利主义学派和斯宾塞社会学说的兴起。     

政治建构主义何以提供客观性？

政治建构主义通常面临的批评是它无力为正义观念提供足够的客观性,从而整个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观念的界定不牢靠。但是,这种批评建基于一种将理论真理照搬适用到实践世界范畴中的教条主义,而实践哲学中蕴含着根植于各理性行动者对于各具体范畴实践必然践行的实践客观性。实践客观性与理论真理的差异在于它的实践性,而实践性包含了各具体实践范畴中的理性主体对该实践必然的实际践行。因此,政治建构主义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实践客观性,因其在根本上来自于反映了实践理性观念的自由平等公民对其所处社会政治实践的必然践行,即对正义的重要性和合理多元主义的接受。与此同时,实践客观性的解释力仍需限定在局部建构主义的范畴中。     

从“破坏”到“建设”——西方学术界对休谟政治哲学“印象”的转变

近年来,休谟政治哲学研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成为热点。究其原因,除了中国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之外,也受到西方学术界关于休谟政治哲学研究强劲复兴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学术界一般将休谟看成是一个契约论的著名破坏者,认为其破坏有余,建设不足。[1]但此后,在一系列学     

自由主义权利政治观的颠覆与重构——从查尔斯·泰勒到艾利斯·杨

当代世界政治道德实践的显著特征在于文明的差异所表现出的文化与价值的多元共存及其冲突,由此造成了人类政治生活呈现出多元性与共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某种辩证相关性并始终贯穿着普遍主义政治与差异承认政治之间的联系及其悖论逻辑。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查尔斯·泰勒颠覆了以往的被自由主义程序性正义所压抑的善与认同之理念,重构了以认同观念的本质性理论为核心的构成性的善与承认的政治权利理论。而艾利斯.杨通过对查尔斯.泰勒权利政治理论的批判继承,发展了一种以差异的关联性理论为核心的差异政治权利理论。他们以差异承认的正义构想颠覆与重构自由主义权利政治观,为社会正义的实现寻求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