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恩重经》与唐代孝文化——兼谈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通儒”与“济俗”现象

《父母恩重经》是唐朝初期出现的一部佛教伪经,在唐朝获得广泛的传播,产生过非常大的历史影响。《父母恩重经》宣扬的子女应该践行孝道、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特别是《孝经》所提倡的孝和孝道伦理是一致的。《父母恩重经》在唐朝的出现,既与唐朝统治者提倡《孝经》和孝道的文化政策有关,也是佛教自觉调和与儒学思想的矛盾、努力融入中国文化的产物。     

菩提一叶

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扎根于中国的沃土，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特色之一，便是重孝道，敬祖宗。这是与印度佛教有明显差别的。表现这种特色的，是《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一类的经典。有学究气的专家常指责这些经是“伪经”。其实，就中国佛教而言，这类经典正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千载、深入人心的真经。中国人自古重孝道，汉代以来，历代王朝几乎均以孝治天下。孝，顺应人心亲情，是天地之间的正道。中国佛教虽跳出三界外，却不违孝道，所以也就不会脱离社会。本篇所引佛经原文，几乎没有一处是难懂的。与其说是译文，例不如说像中国人自己写…     

卷首语

北京法源寺西侧是中国佛学院教学楼,进楼迎面便立一块碑样红木大匾,上刻“知恩报恩”四字。这是依据赵朴初居士流传最广的一幅墨宝所刻,目的是要后学以此四字为座右铭。“知恩报恩”是赵朴老的做人准则,意思自然有两层,一为知恩,一为报恩。佛教有《报恩经》、《父母恩重难报经》等经典阐释     

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之文化融合研究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北宋绢画《报父母恩重经变》,以说法图、经文和连环画相结合的形式表现父母的养育之恩,时刻显示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之间的融合。孝敬父母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它出现在佛教题材中时,便体现了儒释文化的融合,体现出中国人开始从直线型生死观向圆形或环形轮回生死观转变。     

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中见证民族交融:藏文《十王经》初步研究北大核心SSCI

《十王经》是影响最大的中土疑伪经之一,有回鹘文、藏文、西夏文等多语种译本。本文简要介绍四种藏文写本的基本情况,并将其与汉文、西夏文经本进行初步比较。研究表明,藏文本是在综合多个汉文经本的基础上编译而成。四个藏文本中,梵典宫本与西夏本最为接近,应该是西夏本据以翻译的底本系列。中土撰述疑伪经的多语种译本,是佛教中国化和各民族人民以佛教为纽带展开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见证。     

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相传与继承——以慧文、慧思、智顗的相承为中心

正一、五种相承佛教传入中国当为公元一世纪前后,兴于印度的佛教经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其后,中国十分盛行由印度传入的汉译佛教经典。出身于西域龟兹地区的鸠摩罗什(344-413)被迎入长安,先后汉译了天台所依经典《法华经》以及《大般若经》、《阿弥陀经》、《维摩经》等大乘经典。此外,还汉译了《中论》、《大智度论》等中观教派的论著,被誉为伟大的译经家。至今,其译经旧     

从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入藏看藏外佛经的入藏基准

《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被认为是历代汉文大藏经的入藏基准。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不见其中,属藏外佛经,却在日本平安后期(12C.)古写经中得以发现。日本平安后期古写经,可以追溯至奈良时代(8C.)从中国长安带回的写经。日本国家书写一切经事业,就是以《开元·入藏录》为基准,分别抄写了入藏和不入藏佛经。《须摩提经》在北宋开宝藏中的入藏,表明在汉文大藏经形成的初期阶段,《开元·入藏录》的权威性基准地位并未形成,各地域诸寺院仍有各自的入藏取舍标准。开宝藏以降的高丽再雕藏、北方系统契丹藏和江南系统诸藏依据自身编纂方针,对《须摩提经》的入藏作有不同的取舍。流志译《须摩提经》是否入藏的过程,是《开元·入藏录》作为汉文大藏经基准地位确立的验证和典型个案。     

谁的“边地情结”?

本文为对丁一先生《〈药师佛本愿经〉是伪经吗?》一文的回应。文章例举一系列事实,证明中印文化交流并非单行道。指出现存《药师经》并非如丁一先生所说"真伪不存在问题"。文章介绍梵汉《药师经》的年代,并对文本进行考察,指出依据目前的资料,逻辑的结论只能是《药师经》梵本从汉文翻译。文章指出,"丁文"对佛教"中国"与"边地"的把握不正确,从中体现的是丁一先生的"边地情结"。     

一代穆斯林大学者──马坚先生（续）

一代穆斯林大学者──马坚先生（续）张会成三、翻译《古兰经》《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和立法依据,所以马坚先生对翻译《古兰经》十分认真、慎重。马坚先生于１９３９年底,自埃及学成回国,他的老师哈德成阿訇（是当时上海中国回教学会的负责人）得知这一消息后...     

道教思想及民间信仰对佛教疑伪经的影响

道教对中国民众的影响至深且远,它对中国化过程中的佛教疑伪经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部分佛教疑伪经中融摄了道教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中国佛教疑伪经经典.此外,有的疑伪经还吸收了一些民间信仰的思想,演变成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新的信仰内容,这些融合有中国道教、民间信仰的疑伪经经典为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圆瑛法师《楞严经讲义》的如来藏思想——以解经学史为视域

<正>《楞严经》被称为“宗教司南,性相总要,一代法门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1],是影响中国佛教极深的一部经典。《楞严经》被圆瑛法师归纳为“指心示定”。其中,心即如来藏心,表明如来藏思想是《楞严经》的核心主旨。相比于《起信论》,《楞严经》的一大特色是更应机地展开如来藏与诸法的关系,标志着如来藏思想体系的最终确立。圆瑛法师（1878-1953）自24岁学《楞严经》,     

唐代僧人神楷生平与主要活动考论——以《宋高僧传·神楷传》为中心

<正>神楷,是玄奘（602-664）的再传弟子。神楷活动的主要年代,是在唐高宗朝入武周朝之际。其主要的贡献是翻译大乘佛教经典,并予以注疏、经义校订和考论等。神楷的译作、注疏等,流传至今的主要的是《维摩经疏》。但北宋赞宁为其立传时,同时采用了多个来源的材料,且未表明对这些不同材料的取舍态度。这造成了《宋高僧传·周京兆崇福寺神楷传十五（明恂）》（以下简称《传》）对神楷生平、     

浅谈"伪经"与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在流传中不断发展、变化,与观音有关的大乘显密经典,多达80种,其中最重要的经典计有: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东晋竺难提译《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简称《请观世音经》)、北周耶舍崛多译《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北宋昙无忏译《悲华经》、唐玄奘译《心经》、唐般剌密帝译《楞严经》、刘宋昙无竭译《观世音菩萨授记经》、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菩提流支译《不空索经》、宋天息灾译《大乘庄严宝王经》及《法华经》等。随着观音信仰的普遍流行,中国内地也出现了一大批佛教列为“伪经”的有关观…     

印顺法师谈如来藏思想

印顺法师谈如来藏思想再说真常唯心系，这是依如来藏———如来界、众生界、自性清净心等为本依的。如《如来藏》、《胜》、《楞伽》等经，《宝性》、《起信》等论说。在印度及中国，这一系的宏扬，是比般若经论迟一些。中观者依彻底的我法无自性（无我）说，缘起是如幻...     

理雅各与儒家经典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著述、讲座和教学,基本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本文就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体例、翻译及出版过程以及从1876年起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之后所公开举行的讲座及教学内容诸方面,对理雅各长达30多年的汉学生涯,尤其是儒家经典翻译研究教学生涯进行了介绍说明,并对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体例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给予了肯定评价。     

教相判释:空海对唐密日本化的贡献

一、空海:唐密日本化的第一推手空海(774-835),俗姓佐伯,日本赞岐国多度郡(今香川县善通寺市)人,父亲佐伯直田公,母亲阿刀氏。15岁时,跟随舅舅学《论语》、《孝经》等。18岁时,入平安京(今京都市)大学明经科,学习《书经》、《诗经》、《左传》等儒家经典,与此同时,偶然遇到一位沙门,教他读善无畏翻译的《虚空藏菩萨     

略谈五逆

五逆与忤逆,读音虽同而意思迥异。忤逆在汉地讲法中指不孝顺父母,比如《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弃德背恩多忤逆,惟行不孝从痴咍。”俗世用这个词也挺频繁,如《水浒传》卷二二:“(宋江)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 而五逆,又叫五无间业,佛教则用以称五种招致堕无间地狱报应的恶业大罪。罪恶之大。     

一位老人和一部佛经法贴

《佛遗教经》是佛经的一种,内容讲的是释迹牟尼佛即将辞世时留下的遗嘱。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486年,到现在已有2482年左右的历史了。佛祖80岁时在拘尸那城附近的婆罗双树下入灭。他的徒弟便将这份遗嘱记录、整理,流传为一部佛经。后经中国南北朝时后奏高僧鸠摩罗什翻译过来,又经唐代书法家孙过庭手写。法帖原件藏于历代王朝秘府,清代中期始有石刻本。以法帖中附录的清三人题记为证。但因原刻石不知为何在清代中后期丢失,原石拓后来流落到日本,所以我们国内很少流传和著录,《佛遗教经｝）的秦译原文也因此未能普遍流传了。古代书法家…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瑶族道教《血湖经》研究北大核心SSCI

在道教经典中,有一类以“血湖”命名或包含有“血湖”信仰的经典,涉及道经、忏悔、符咒、图篆等内容,诸如《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正统道藏》第2册）、《太一救苦天尊说拔度血湖宝忏》（《道藏》第9册）、（《上清灵宝大法》（《道藏》第31册）和（《血湖六幕集》（《藏外道书》第14册）等等,这些血湖类经典共同构成了道教思想、信仰和仪式实践的重要经典文献,对后世道教乃至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

本辑的三篇文章,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经典?”学术研讨会（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中山大学哲学系,2001年12月15-16日）（1）的论文。以“什么是经典?”为题,其实不是拘泥于关于经典的定义,而是想引发出对与之相关的思想学术文化问题的广泛讨论。选在这里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深化对中国文化中“经典”意义的探讨。黄俊杰教授的论文《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以中日儒者释经的观点为据,揭示儒家经典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形上学与心性论三个重要内涵。这一思路着重的是经典本身所隐涵的内在价值。王中江教授的《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典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上。论文分若干层面描述了儒家“六经”形成经典的历史轨迹,强调了教化之典与政治之典同制度结构的关联。陈立胜教授的《儒学经传的怀疑与否定中的论说方式》,则通过对《大学》公案的研究,从“论说方式”入手揭示儒门之争背后的思想预设,从而展开对经与传、经与经、经与道以及经与解之间多重意义关系的结构分析。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以儒家经典当作中国经典的标准形态来研究,反映了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不过,这一专辑的选目并非暗示现代的经典解释学（姑且用这一说法）完全等同于传统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