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票到协商:政策达成路径的演进

现代社会中的政策过程是按照民主的流程来运作的。先是由选民通过投票选举出选民代表,然后选民代表组成议会达成共识,这一共识就被转化为政策方案。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依靠投票来发挥聚合作用,政策运作体现出的是一种聚合式民主。聚合民主从功利主义那里获得了合理性依据,但投票民主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最终必然走向精英主导下的社会选择,民主陷入危机。为了拯救民主,协商民主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强调通过参与和协商来达成政策,这是一种不同于聚合式民主的模式。但协商民主无法撼动代议制民主运行背后的不平等结构,只是从形式上丰富了政策达成的路径。     

政府供给与基层协商民主生长:基于三地实践的考察

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已经进入全国性推进与应用的"操作阶段"。但是,在该种民主形式的生长路径及其主要推动因素的问题上尚缺乏针对性的理论探索。论文选取浙江温岭、四川彭州和云南盐津三地的基层协商民主为考察对象,发现政府主导下的实践与制度供给是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生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这种生长路径又可称为"供给式协商"。政府供给是基层协商民主持续生长的重要保障,但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具有结构性的非均衡特征,因而又给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可持续生长带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必须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体系。     

言语、行动与共识:协商民主的三重面向

协商民主既是西方学术界的新宠,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与未来走向.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转,必须以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论为前提基础.从言语、行动和共识三重规范性层面来看,协商民主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政治意涵:从语言视角来看,协商民主诉诸于语言构建“以言行事”的语言政治:从行动视角来看,协商民主体现了“以对话为中心”的对话(交往)政治,即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讨论、说理论证、相互理解、修正观点等具体的行动步骤,构筑公共协商机制,丰富了民主政治的过程；从社会文化背景视角来看,协商民主是面对社会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差异性的“社会事实”,实现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正当性的宏伟抱负,体现了新的共识政治观.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对传统协商思想的继承、内化和超越

传统协商思想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对传统协商思想的融合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继承、内化到逐渐超越的渐进过程。其中,借鉴继承方面,主要体现为发掘传统文化中有重要价值的协商思想;内化吸收方面,主要体现为将传统协商思想与现代协商理论相统一;发展超越方面,则主要体现为对传统协商思想从多层面进行丰富和完善。     

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价值导向与对策思考

化解社会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矛盾呈现从隐性走向显性,从单一走向叠加,从温和走向对抗的状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并做到矛盾不累积、不蔓延、不激化是当前社会建设领域的一个关键性任务。而协商民主倡导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主张通过对话、沟通、协商来凝聚共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较好形式。要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价值与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协商机制、创新协商平台,建立完善协商的法治保障,切实提升公民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从而提升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政策协商原则及实施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理论呈现出一种"协商民主转向"的趋势。从实践和运作的层次看,协商民主可分为宏观层面的政治协商、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商。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世界几乎保持同步,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在国家制度层面、政府政策层面、基层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开展。本文集中论述政策协商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效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旨在明晰政策协商的参与人群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开展和运行的过程和程序、协商的落实和实施环节,说明政策协商的改进应该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政府决策、执行、反馈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建设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清晰、协商程序法定、协商效力切实的政策协商民主机制。本文认为,政策协商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能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产生延展性影响——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的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氛围;在微观层面有助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长,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     

重合利益中的工具性:城市基层协商民主的导向研究

协商民主在城市基层得到了大范围的实践,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良的协商样态,影响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既往的研究大多从"功能论"层面解读协商民主的优势,本文尝试引入"利益论"的分析框架,寻求基层政府推行协商实践的动机。在对12个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当前城市的基层协商尽管有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的"重合性动机",但是解决当下治理难题的工具性倾向明显,对把握和落实协商民主价值性的动力则相对缺乏。由此,在城市基层协商结构和过程展现出"领导-服从关系"和全程把控的特征。     

“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论析

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署。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开拓者。毛泽东对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道路的思考及探索，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群众工作与政党政治等四个方面。这是协商民主由(党)内而(党)外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思路，具体化为党内协商民主、军事协商民主、党群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四个实践形态，最终形成“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的深刻认识，对于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定期协商”的制度变迁: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创新。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双周协商座谈会"从"双周座谈会"演变而来,实现了从政党协商到政协协商、从统战平台到参政议政平台、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的转变,并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操作流程。作为咨询型协商,双周协商座谈会具有中立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可以将政党、政府、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调动和整合起来,提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并对公共政策产生良好的影响,有效实现协商与决策的衔接,推动相关政策建议的落实,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     

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差别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二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植根于大相径庭的思想文化土壤和政治实践基础之中;二者赖以支撑的制度保障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得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多层制度保障,而西方协商民主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制约,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二者的协商主体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具有政党、民族、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公民等多层次主体,而西方协商民主着重强调公民个体的主体地位,缺乏政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有效协商;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协商民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协商体系,而西方协商民主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协商。     

规范性与经验性的张力及其消解——西方协商民主“第三代”的理论进路及其局限

"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与先前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存在着某种理论的承续性,在更为复杂的背景下对其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代"理论家直面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种族冲突以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在进行民主化求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自觉肯认民主的协商转向并具体辨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另一方面则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有意识地落实于经验世界的制度或实践,力图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因此,如何消解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的总体进路。然而,由于他们对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缺乏一种辩证的历史意识,其消解努力最终是不成功的。     

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政治价值,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首先,它以其团结、联合的本质和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政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性。其次,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联盟性质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态,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制度基础。第三,统一战线发展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发展空间,使统一战线的政治平台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植根于群众路线的党内协商民主何以可能?——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的探索及启示

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论述和他倡导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会议形式,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协商民主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首先意味着"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党内协商民主应遵循协商前充分酝酿但不"定调"、协商时实行"三不主义"、协商后"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党对协商过程的全面领导的原则。党内协商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结合,核心实质是将民主集中制原则深深植根于群众路线,实现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为今天推进党内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启示。     

社会管理创新与民主参与的法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扩大民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实现路径.扩大民主参与以协商民主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民主管理为施政方式,以规范有序为基本原则,以理性自律为行动保障,以协商沟通为实现机制,以程序规范为制度前提.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民主参与,应当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将公民参政议政和民主参与纳入法治轨道,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议事法》.     

论协商民主的内在价值意蕴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协商民主,通过广泛的公民参与、公正的协商程序和公开的审议过程以达成促进公共利益的理性共识,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搭建了广阔的制度平台,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协商民主有其内在的价值意蕴,平等是这一价值体系的逻辑前提;广泛的政治参与激发了公民对独立人格和主体地位的清晰认知;借助于法治的力量来建构协商的规范化标准、捍卫协商民主的权威;在协调文化分歧和价值冲突的过程中蕴含着宽容贵和的公民品格;对公共利益的价值认同推动了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协商合作,揭示了协商民主的本质和价值归宿。     

协商民主影响公共政策的若干思考

制定公共政策需要发扬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在于可以优化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完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以及促进公众参与和诉求表达,最终形成政策共识。创新协商民主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必须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议题提出和形成的民主协商;努力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兼顾协商民主各种诉求表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强化公共政策制定中协商过程的公开性和协商意见的透明化;树立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型协商的理念。     

论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德性之维

自由主义强调私人的自主权利,主张通过公民选举精英的民主模式来治理国家。在对个人自由的看护上,它寄希望于精英们的德性。相反,共和主义把民主视为一种整合社会的政治性组织,这种组织以全体公民的道德和伦理自觉为基础。哈贝马斯指出,自由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太弱,而共和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则太强,不具有事实上的生命力。据此,他提出了商谈民主概念。商谈民主是一种中立性的民主,它既对自由主义的私人自主权利保持开放,同时也积极吸纳共和主义的公民道德和伦理主张。这种中立的德性姿态,使商谈民主有效地调和了存在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民主中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     

政治妥协的伦理价值如何实现

政治妥协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也是政治文明程度检验的重要表征。它是以公共理性为前提,政治正义为基础,协商民主为关键的伦理价值实现。政治妥协是一种理性策略,这种策略是和平政治秩序的价值保障,公共理性蕴含政治妥协的伦理前提,同时也散发政治妥协的伦理智慧。政治正义不仅能为政治妥协提供良好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奠定了合理性、公正性、道义性的基础。而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妥协的达成,政治妥协贯穿整个民主协商的过程。协商民主为政治妥协的实现营造和平的氛围和环境,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促使"适度"平衡达成。     

论政治现象学视野下的公民教育的目的和实践

政治现象学把政治看作人存在的一种基本样式,倡导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政治,一种协商民主的政治.这对理解公民教育很有启发意义.从政治现象学的角度看,公民教育意味着通过协商民主的教育生活,培养具有参与、享受和推进社会民主能力及品德的现代公民.     

共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伦理诉求

当今中国兴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热,但人们过多地拘泥于"选举"与"协商"的手段之争,忽视了现代社会推动民主化进程所要实现的伦理目标。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是多样的,但无论哪种形式的民主最终是要保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话语建构,必须以实现共同善为基本的规范性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