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现代政治

"自由个体如何共存"是马克思和现代政治解放理论共同关注的主题。启蒙试图仅仅从道德、法律和政治层面解决这个难题,陷入了形式平等与社会民主的张力之中。马克思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个人所有制和真正民主制思想,扬弃现代政治解放的矛盾,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出发,阐释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性。他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放弃自由、平等、正义、民主、道德、伦理、法律这些一般概念,而是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为基础,在否定阶级政治暴力和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内涵。     

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政治-伦理冲突与精神转向的当代性阐释

1905年革命锻造了俄国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强烈自我意识,20世纪初俄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沙皇俄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复杂历史境遇以及改革过程,使知识阶层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产生犹疑摇摆与精神转向,并尝试通过现实策略或理论建构的政治实践超越"左"与"右"的二元对立、探索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知识阶层从政治-伦理构成俄国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精神根基与道德体认出发,反对无批判地依循西方"政治的真理",洞见到抽象的普遍原则对于个体精神生活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内在瓦解与摧毁。时至21世纪,对特定民族国家精神传统与"历史的真理"的回溯及当代性阐释,成为理解俄罗斯现代政治生活的必要思想进路。     

孔子之"信"的层次与适用领域及其与当代诚信思想的沟通

孔子之"信"可从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两方面来理解.个人生活中的"信"的总的特点可概括为"直",它既是对于社会交往的一种基本要求,适用于非血缘的、身份大体平等的关系类型.也是一种个体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的"信"由低到高大致可分为"言必信,行必果"、"忠信"和"信义"三个层次.政治生活中的"信", 既是要求政府应通过合理的政策以取信于民,也是要求为政者须具备"信"德.要将孔子的"信"沟通到当代的诚信研究,既要求变革学术界流行的源自西方启蒙哲学的阐释规范,也应分清孔子之"信"的适用领域与层次,并恰当理解经济活动者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角色.     

《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评介

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是依据社会和个体的关系作出的一种道德分类。社会道德也称群体道德 ,指社会实际的道德状况。个体道德也称个人道德 ,指个人实际所具有的道德或品行。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既相互区别 ,又相互联系 ;既相互对立 ,又相互统一 ;同时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社会道德是由每个人的个体道德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没有不包含个人、与个人道德不相关联的社会道德。个体道德是社会道德有机体中的一分子 ,没有脱离社会、与社会道德毫不相关的个体道德。现实生活中 ,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许多问题 ,既有历史留给我们需要进一步解读的问题 ,…     

对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的多维检视

自鸦片战争开始,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开始萌芽和生成,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四次转变.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具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救亡道德与启蒙道德的同时并举;二是改良道德与革命道德的交替进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伦理既具有优秀成分,也具有消极意叉.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所长期面临的各种威胁,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政治体制;重新选择和配置各种现代性公共政治伦理元素,走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冲突的传统困境;正确处理中国国内民族问题,避免因民族冲突引发社会动乱,是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当代转型的基本路径.     

从“为自己而活”到“利他个体主义”——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理论中的一种道德可能

社会团结是个体化理论关心的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中,利他个体主义是显示出团结迹象的伦理要素。有鉴于国内学界的相关讨论尚不多见,同时考虑到个体主义在中国语境内遭遇的意识形态曲解与文化误读,本文梳理并分析了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作为一种突破利他与利己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新伦理,利他个体主义所蕴含的"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的原则为现代个体参与社会提供了积极的伦理环境,进而为个体化社会的团结指出了一种可能方向。强调公民自组织的亚政治是实践利他个体主义的空间及条件,由此表明了将个体道德与制度道德并置思考的重要性。贝克关于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及其社会条件的讨论,对于思考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中国个体如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为自己而活”到“利他个体主义”——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理论中的一种道德可能

社会团结是个体化理论关心的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中,利他个体主义是显示出团结迹象的伦理要素。有鉴于国内学界的相关讨论尚不多见,同时考虑到个体主义在中国语境内遭遇的意识形态曲解与文化误读,本文梳理并分析了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作为一种突破利他与利己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新伦理,利他个体主义所蕴含的"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的原则为现代个体参与社会提供了积极的伦理环境,进而为个体化社会的团结指出了一种可能方向。强调公民自组织的亚政治是实践利他个体主义的空间及条件,由此表明了将个体道德与制度道德并置思考的重要性。贝克关于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及其社会条件的讨论,对于思考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中国个体如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道德定力的科学内涵、现实价值与培育路径

道德定力是个体面对不良道德风气和诱惑时,表现出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道德认知、道德认同、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能力,包含道德判断力、道德自觉力、道德意志力、道德捍卫力和道德引领力等构成要素,体现社会道德要求向道德主体内心的自觉转化,属于支撑个体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力量。就其现实价值而言,道德定力表征了个体坚信道德价值、坚守道德要求的内在信念,是个体崇尚道德、维护道德与践行道德的动力之源,有助于推动个体道德由外在规制转向内在自觉、支撑个体道德适应现代社会生存新境遇、筑牢个体道德失范的双重预防屏障以及细化道德建设的目标体系与阐释框架。就其培育路径而言,当下道德定力培育路径主要包括树立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念以涵养道德定力的思想根基、激发修身自律与公共意识以强化道德定力的内在规约、增强氛围营造和舆论引导以优化道德定力的形成环境、深化制度建设和协同治理以构筑道德定力的监督体系。     

先秦儒家的社会契约意识

历史上的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契约社会,也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契约意识在古代中国早已存在。先秦时期,统治者和民众、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通过"礼"与"信"的长期影响,形成了某种以公正为原则的契约关系,从而对统治者的行政和民众的义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它有两个特点:首先,这种规定是不成文的,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其次,这种规定是约定俗成的,代表着个体和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往往具有舆论和道德层面的力量。在《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中,这种道德层面的契约关系并不鲜见,深刻反映着中国早期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     

《资本论》的正义观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

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正义观的争论表明,马克思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已经跳出现代政治哲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探讨正义问题的理论语境。重新理解《资本论》的正义观成为重新阐发马克思现代政治批判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区分为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正义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正义从一个道德二元抉择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学问题,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性正义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进而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危机的同时,开辟了一条超越现代"道德政治"的思想道路。     

人为德性与文明社会的秩序构建——对休谟正义理论的辩护性阐释

休谟的正义理论是克服现代个体自爱与社会性之间系统张力的重要理论努力,但这一理论一直面临一项质疑:正义作为人为德性,其"德性"面相与"人为"面相存在内在矛盾.针对道德心理机制和人为秩序构建过程的细致分析表明,一方面,休谟的德性理论重视行动后果,主张对行动后果的同情是道德评价的出发点,能够为服务于功利后果的人为制作赋予道德尊严;另一方面,休谟的人为秩序构建理论强调动态过程,在小型社会到大型文明社会的演化中,开明自利的自然动机和正义感的道德动机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德性论"与"人为论"彼此支持,共同奠定了大型文明社会的正义秩序.     

在"互镜"中寻求"合作"——现代性视域中的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之争

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道德危机,尤其是在解决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生存论问题上,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亟待从理论层面加以澄明。对之把握,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抽象思维,立足现代道德生活的完满诠释与理解。现代道德生活既追求社会秩序,又崇尚道德理想,希冀幸福生活。由此,现代道德生活既需要能够守住道德底线的规范伦理学,也需要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热烈追求的德性伦理学。不管是规范伦理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还是德性伦理从主体内在阐发的幸福期待,都旨在回应现代人道德生活的重大问题。     

美德与人的存在

现代社会是日趋理性化、普世化的公共社会,在这样一个以公域为主的时代,规范伦理成为了现代道德的主导形态,个体美德似乎只能退回私人生活领域.然而,当我们对道德本身进行追问时,总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美德何以必要?从人之本体论存在视阈看,美德既是人的存在方式,同时又参与了人之存在本身的实现和完善,这种实现和完善是通过人的实践获得的.因此,美德与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社会调查”的内与外:思考早期社会研究的两种思路

本文讨论了西方早期社会调查的"内在"和"外在"状况,阐释了这两条线索背后的理论史的问题。本文认为,从西方社会调查的政治与社会处境的研究来看,将早期社会调查仅仅视为对社会失序的批判性回应,忽略了早期社会调查与国家理性以及与早期社会科学的复杂的关联。从西方社会调查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来看,将早期社会调查视为通向专业化学科知识的一环,既忽视了所谓专业化的历史节点,也忽视了现代社会科学追求规范秩序的意涵,同时简化了社会科学形成过程中的知识生态的复杂性。本文最后简述了这两个思路如何可能与反思中国早期社会研究的工作结合起来。     

“后习俗社会”道德规范有效性的证成——从学习机制到道德商谈

"后习俗"是哈贝马斯论述现代社会采用的一个关键概念。在后习俗社会中,道德规范的有效性需要进行论证和辩护,由此形成的有效性规范不仅彰显了个体的反思性能力,也因其表达了行动者普遍意欲的善而具有社会整合能力。哈贝马斯将个体反思的来源归之于心理学基础上的学习机制。通过对皮亚杰、科尔伯格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的吸收与重构,并引入交往行动者的道德商谈这一参数,哈贝马斯发展出后习俗阶段基于商谈的道德规范结构。由此,个体的道德进化历程同时也是基于学习的交往历程,基于此形成的道德规范同时表现出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们保证个体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规范结构的进化。但道德商谈仍旧是基于"弱"先验力量下的理想预设,道德行动的执行需要法律系统的建制化来进行补充,如此才能在复杂性程度较高的社会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     

论结构的历史与情势的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线索及其哲学遗产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延续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主题: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两场革命之间的斗争性;另一方面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一定是完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所开启的历史进程之中,1848年革命体现了这种独特的历史情境。《雾月十八日》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有关阶级斗争与国家理论的政治哲学问题,也是回答普遍历史与具体历史情境之间不协调性的历史哲学问题。本文从"结构的历史"与"情势的历史"视角,重新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关系:"结构的历史"肯定了经济基础在长时段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避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倾向;"情势的历史"突出了特殊历史条件的断裂性情势,在策略性层面上回答了革命政治的方向与速率问题。《雾月十八日》既呈现了唯物史观的宏观结构,也透露了唯物史观的微观机制。     

道德主客体与"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一项指导社会政治实践的道德活动,是道德主体以一定的目的改造道德客体的特殊社会行为,不仅道德活动的主客体之间是相互作用的,道德主体本身也是不断生成、不断发展的.本文拟从道德活动本身和"以德治国"两个层面,遵循逻辑与历史一致原则,阐明道德主体的内涵、要求及其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自爱与兼爱——墨子伦理思想的内在困境与出路探析

墨子认为人一开始都是心理利己主义者,但他同时又要求每个人去追求兼爱的道德理想,然而这种兼爱并不是人们在动机上所具有的,所以墨子为兼爱提供的根据与保证都是外在性的,同时,墨子的伦理思想也存在着将兼爱还原为自爱的危险。儒家所讲的"亲亲之爱"是解决墨子伦理思想内在困境的一种可能路径。     

从传统道德观的认知失误看“为个体道德”生成的艰难性

道德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为人性”是道德的本质属性。由于人有类、群体、个体三种存在样态,故道德也就应当有“为类的道德”、“为群体的道德”和“为个体的道德”三种类型。但在传统道德观看来,一种行为要具有道德性,就必须是为了类特别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为了个体的利益则是不具有道德性的。在市场经济和人的个体化发展不断深入的今天,“为个体道德”的缺失导致了“为个体行为”的“道德无根”状态,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考察这方面所存在的三种认知失误,以便促进“为个体道德”的正常生成,化解相关的社会问题。一、用“…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伦理学基本问题及其范例

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伦理学基本问题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在前人所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个人生存于社会,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同样,没有社会,也就没有现实意义的个人。个人有着自己的生存权利与利益,同样,社会也有着自己的结构与利益。个人与社会从来就是伦理思考的两极。相对于个人,社会又可区分为他者与社会整体这样两个层次。儒家和基督教伦理,是从他者的角度,从仁爱或爱人来达到社会或人类之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从社会共同体维度进行论证,强调社会整体正义或社会共同体的善的至上性。霍布斯与曼德维尔则从个人维度为个人的存在与幸福进行论证。卢梭则将自爱与博爱和人类之爱贯通起来思考,提出自爱为前提,而同情心是从自爱到博爱(仁爱)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