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生活世界的伦理学变革

转向生活世界的伦理学变革,使当代伦理学研究从对普遍化的道德原理和道德体系的知识论建构转向对以现代性问题为背景的现实生活世界的道德关切.在这种变革中,当代伦理学研究实现着从体系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转变,引发了应用伦理学的勃兴和德性伦理传统的当代复兴,从而使伦理学的人学价值意蕴得以彰显.当代伦理学的发展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面向现实生活世界,实现问题意识与理论意识的互动、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整合、道德共识与差异伦理的和谐.     

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

我国伦理学界近来关于德性(美德)伦理的研究,当然有其社会和伦理学发展的国内背景,但毕竟还得益于来自当代英美伦理学"德性的复兴"之推动,这就提出了"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问题。西方德性伦理学首先是在英美伦理学界实现"复兴"的,其实质是要求道德生活更具体化、更人情化,更重视个人德性及其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其形式可以概括为"行为分析中的德性伦理学"。但是,鉴于现代化的尚未完全实现,对于发展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德性伦理学"更为重要的则是麦金太尔的"现代性批判中的德性伦理学"。     

德性伦理学的特征与维度

在中西伦理思想史上,主导性的规范伦理学都是德性伦理学,即"人是什么"或人"应当成为什么"的问题处于规范伦理学的中心地位.同时,"是什么"包括了"做什么"的问题.对于行为,义务论强调了道德原则的重要性,功利论强调了后果的重要性,德性论则强调对人的判断的重要性.同时,德性伦理学的重点在于对德性的研究,德性指的是人的内在品性的规定性.     

论亚里士多德"自然"德性伦理学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启示

亚氏德性伦理学是以"自然"为基础的,"自然"是本体用意与现象用意的内在统一,统一于"人生"之中.在亚氏德性伦理学语境中,人的生命历程与呈明"自然"的德性之美是内在统一的过程.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缺乏本体论承诺,致使德性伦理学复兴缺乏统一的解释力度.这需要从亚氏"自然"德性伦理学中获得启示.     

从认知逻辑视角看西方伦理学的发展

本文希望从认知伦理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伦理学的发展,以及人类对道德问题认知的过程与人类一般认知的逻辑之间的一致性。人类认知的逻辑是由概念到判断再到推论的过程,伦理学史由德性伦理学到规范伦理学再到话语伦理学、元伦理学和新德性伦理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在道德认知上从概念伦理学到判断伦理学再到推论伦理学最后回归到概念伦理学的过程。     

德性论与伦理学

伦理学中有价值论、规范论或义务论,但没有专门研究德性问题的德性论.德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当代社会的严重问题,而且只有伦理学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系统的回答.因此,应该建立德性论专门研究德性问题.德性论研究什么是德性以及如何形成德性的问题,其主要任务是确立伦理学的德性原则.德性论与价值论、规范论一起分别从人的品质、目的、行为方面解释和回答人生问题,它们是相对独立、相互补充的,共同给人生提供伦理学原则并研究回答人生的伦理学问题.德性伦理学属于德性论的研究,但德性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的一个流派,而不是伦理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     

德性伦理果真遭遇公共化困境吗?——现代社会语境下德性伦理公共化问题的思索与应答

面对日渐公共化的现代社会,占据现代道德理论主流的规范伦理学是否为德性伦理预留空间?德性伦理在现代社会必然将遭遇公共化困境?文章从"德性伦理公共化困境"说法入手,通过梳理、分析当代伦理学界出现的几种化解德性伦理公共化困境之方案,并依据德性与人的生存之间关系论证德性伦理的现代价值。由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德性伦理是否遭遇公共化困境,而是揭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性伦理类型、寻求现代人生存实践活动所需要的多样化德目清单。     

阿奎那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及其对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道德哲学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向:"德性转向",即从现代规范伦理学向传统德性伦理学的转向。托马斯·阿奎那代表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再次引起了学界的瞩目。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学因其"综合性"、"体系性"、"超越性"和"渊博性"等特征被誉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德性伦理的一大典范,又因其鲜明的"理智性"与世俗道德哲学有着更为亲和的关系,也更适于参与到当代道德哲学的新发展和新思潮中,因此,对当代德性伦理复兴和道德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面向生活世界的伦理人类学

一、在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论争的背后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的论争是当代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学术现象。规范伦理学以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为代表,德性伦理学以麦金太尔为代表,形成了观点相互对立的两大伦理学阵营。规范伦理学以哲学思辨的方法研究伦理问题,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伦理的价值或道德的应然,期望     

基于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融合的人权观念探析

人权是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在当今德性伦理对规范伦理批判的背景下,人权作为规范伦理学的重要观点也遭到了质疑。以往那种从规范伦理学体系建构的人权既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德性伦理视角则从人的关系性的本质以及生存境遇等方面对重新理解人权有所启发。人权既需要普遍性和规范性的道德建构,同时也需要从情景本身出发考察人的道德能力以及对人权的具体运用。     

伦理学不需要生物学

美国学者托马斯·内格尔曾在他的《人的问题》这本书中根据生物学和伦理学的不同学科性质和发展进程指出伦理学和生物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用生物学代替伦理学或用生物学的观点去分析伦理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一个响亮的结论:"伦理学不需要生物学"。[1](P154)在这里我们借用这种说法,来阐明从生物学的观点或人的生物性来认识包括道德责任在内的伦理问题的合理性限度。从生物学出发解释道德问题势必会造成"是"对"应当"的僭越、"自然"对"意义"的遮蔽和"物"对"人"的消解。     

回到“道德生活”:当代伦理学研究的主题变奏

当代伦理学研究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经验趋向,这一趋向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回到"道德生活",以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为理论建构的基石。它肇始于美德伦理学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兴盛于后现代伦理学,并在当代多元社会现实中继续深化,逐渐形成崭新的研究范式。回到"道德生活"将给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伦理学提供参与当代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的主体机遇,推动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全球化。同时也需要对这一趋向进行反思,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将研究提升到本体论层面上继续探讨。     

伦理学的对象问题审思

学界一直基于"伦理就是道德"的认识将伦理学的对象仅归于道德,致使伦理学学科体系一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缺陷。实际上,伦理与道德是两个有着内在逻辑关联的不同概念,关涉两个不同的社会精神领域,伦理属于社会关系范畴,道德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道德的功能和价值在于维护伦理和谐,促使人们"心灵有序",维护和优化适应社会和人发展进步之客观要求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伦理学应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为此,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丰富和发展伦理学的基本原理,这是当代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与建设的一个重要学术话题。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当代伦理学的"生活世界转向"及其形态特质

作为起点和终点,生活世界始终从根本上诠释着伦理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现代性伦理学不仅将有机的生活世界硬性分裂为两个抽象领域,而且试图在一种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理性与非理性的两极演进中探求伦理学的普遍价值标准,结果使自身陷入"无根"的困境之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现代性问题的全方位凸显,伦理学开始向生活世界原点复归,并由此呈现出了融理论伦理与实践伦理、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于一体的形态特质.     

建构应用伦理学体系的切入点——应用什么和应用于什么

建构应用伦理学体系必须弄清两个根本问题 :“应用什么”和“应用于什么”。前者可归纳为德性论、义务论、价值论三种道德理念 ;后者可归纳为人生伦理、社群伦理、自然伦理、信仰伦理四个生活层面。这两个根本问题也构成应用伦理学的方法、对象和切入点 ,并且规定着应用伦理学不同于广义伦理学和基础伦理学的特征。     

西方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变迁

西方近代正义论伦理学形态在诠释"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的过程中,主要历经了从德性正义论到功利正义论再到公平正义论的价值变迁。以善良意志与道德法则为基本内核的德性正义论所追求的"目的王国"由于仅仅具有朴素的伦理精神气质,所以必然被以幸福与功利原理为核心要素的功利正义论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所扬弃,以公平与正义原则为标志的公平正义论尽管难以祛除"集合并列"的理性胎记,但在伦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否定之否定,实现了德性正义论与功利正义论的整合与超越,成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康德伦理学中的恶与抑恶的伦理

在康德伦理学中把恶作为一种隐匿的、对立的存在,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误读。同时,忽视恶的存在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善与恶共同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康德伦理学体系细致分析了恶的来源、形态层次以及作用功能。抑恶的伦理并不能用来概括康德伦理学,但对于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善的培育和生成是在恶的土壤中,要在感性世界中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根据不在此的恶,需要道德信念的坚定、道德偏好的纠正更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彰显人的德性光辉。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