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自然”向“法”治转变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黄帝四经》“理”的意义浅析

对什么是好的政治统治这一问题,《老子》主张遵循"道"的原则实行无为而治,但未对如何无为而治进行详细说明。《黄帝四经》通过阐发"理"的概念,丰富和完善了《老子》"无为—自然"的政治主张:将"理"视作"道"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体现,同时又是物的本性的体现,用以说明"道治"即是圣人以客观的"理"为准则以制定"圣法"进行统治。"法治"的正当性来源于道的客观性、公共性,同时也来源于物的"本性",在政治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君主因循人情,公正严明地制定和执行法度,以"刑德相养"为手段,建立和维护政治秩序。《黄帝四经》强调以"法度"为依据进行政治治理方式,使得政治的统治尽可能摆脱"人治"的弊端,为人们提供了有别于儒家的古代政治哲学理论。     

严遵《老子指归》的“无为”“自然”概念及其政治哲学

严遵继承了老子"无为""自然"的概念,对其注入了新的内涵和解释。他认为"无为"是"道之身体而天地之始",是"治之元""政教之元""成功之主"。他又认为"自然"是"性命之理",在实质的意义上提出了"性分"概念和"自然之验"的说法。严遵还特别重视阴阳刑德理论和啬道,认为它们是"无为""自然"概念在政治方法上的落实。他以"文武""赏罚"等推演了"刑德"概念,提出了"名实为纪,赏罚为纲"的口号,具有综合名、法的思想特征。他又提出了"治国之道,生民之本,啬为祖宗"的观点,将啬道看作是保护政治主体(人主)之形神生命的重要手段。同时,严遵还吸纳了许多儒家元素,建立了政治人格系统和皇、帝、王、伯(霸)的历史观念,无疑具有综合、折中的特点。     

论韩非的“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的本义是指无所不备、无所不在的"古之道术",其后起义是指"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学问。若"接着讲",韩非之学亦是"内圣外王"。道体沿着两条途径向下落实为"内圣"与"外王":一是道体内化为人的精神,精神积聚而成"德",而"德"的最高层次是心中主道而虚静,是为"内圣";二是道体落实为事物的内在法则,形成了"理","理"又落实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法"和"术",是为"外王"。"内圣"与"外王"是并列统一关系。在理想政治中,圣人兼备"内圣"与"外王";而在现实政治中,韩非所论偏重于"外王"。道家、儒家、法家均有"内圣外王"思想,故"内圣外王"应是先秦学术的共性,而非某家之专利。     

从“德性”到“德能”——马基雅维利对“四主德”的解构与重构

《君主论》第15章所开列的德目表尽管令人困惑,却并非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它对传统"四主德"的回避也不能说明马基雅维利对相关议题的忽略。事实上,马基雅维利不动声色地对经过西塞罗扩充和改造后的"四主德"做了深刻的解构与重构;这项工作连同他在虔敬(信仰)、慷慨、仁慈和信义等问题上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利对古典的、中世纪的和人文主义的德性论的全面背离与颠覆,实现了从"德性"到"德能"的转化。"德性的政治化"与"德性的去道德化"表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重在"破旧"而非"立新",建立一种新的现代伦理观与社会-政治理论的工作尚未完成。     

印度部派佛教“无为法”之争与《般若经》中“实相”相关概念的成立

在印度部派佛教中,说一切有部毗婆沙师、经量部等反对将"缘起"列为"无为法",而他们理解的"无为法"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大众部等则依据《杂阿含经》中的《缘经》,认为"缘起"与"涅槃"并属为"无为法",且"无为法"是"有为法"构成的经验世界之基础。这也使得"法性""如"等与"缘起"有关的概念,及"实际"等与"涅槃"有关的概念,逐渐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小品般若经》中"缘起"被重新理解为"空性",但只是消极意义的"无自性";而由《小品般若经》扩充而来的《大品般若经》中则出现了与大众部等相似的"无为法"之分类,相应地,代表"空性"的"如""法性""实际"等概念在《大智度论》里被看作"实相"。后来,这些概念逐渐发展为大乘佛教中的本体论范畴。     

《文子·自然》研究——兼论对“道法自然”的理解

《文子》的《自然》篇详论"道""无为""因循",而略于"自然",但篇名却为"自然",说明"自然"必以"道"之"无为"为前提,通过"因循"的方法,然后才能导出。实现了"自然","天下大治"便易如反掌。这种政治场景下的自然观是对《老子》类型自然观的传承与发挥。《自然》篇即便成书不在战国中晚期、秦汉之际,其主要内涵也是那个时期黄老思潮的生动写照。《自然》篇的内容还为"道法自然"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路。河上公的注释和王弼的注释其实包含着两种类型自然观,一种服务于"道性自然",一种服务于从"无为"到"自然"。     

试谈道教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清静经》说:“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这种体现“道性”的自然、无形、无情、无名,以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利而不害”的无为精神,谓之“无为之德”。大力弘扬无为之     

有无之辨和对老子道的偏斜——从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天下之物生于有/无”章谈起

关于《老子》讲的道,历来有两种解释倾向。一种是水平域的,强调道的"有无相生";一种是垂直的,强调"有生于无",道就是无。从战国直到现在,垂直的解释占了上风。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却将通行本40章的垂直表述变为了水平表述,让人看到《老子》道论的更古朴也更内在一致的结构。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打量"无"的含义,它与"有"之间为何会是那样一种"对生"关系,并让我们反省自黄老学、韩非、王弼以来对于老子之道的解释的问题乃至误解。其中的要害处在于,黄老学和法家出于政治目的,为了赋予君主以一个绝对超越和控制臣民的地位,提出"道生法"、"循名责实",要以"道无"来统辖"法有",但实际上又做不到"心术"要求的虚无因应,于是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肯定"无"的更高级的实体地位,以保证形名之学统一于道。郭店《老子》与流行本《老子》在40章中的差异,可能就出自这样的思想需求。之后,才有了魏晋的"以无为本",乃至现代人将道看作高于万理的总道理,或比万物更普遍和抽象的本体的观点。     

《吕氏春秋》“君德”思想简论

《吕氏春秋》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治世理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君德思想。治世的主体是君主,而君主的主要面向是臣和民,因此,君德主要体现于君主自身的修养、君臣道德、君民道德等三个方面,本文对此进行了逐一的阐释。     

王弼《周易注》“无”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

王弼在《周易注》中阐发"以无为本"并非为了形而上学建构,其根本目的是要塑造一种理想的君主人格,这种人格以"无"为最高境界,但对政治不形成颠覆;能"感通天下",但却持守"以寡统众"的政治原则。而在此人格基础上,王弼引入"无为"思想,并据此对儒家政治伦理进行改造,从而最终形成了一套关于"无"的政治哲学。     

《庄子》内七篇与惠施考论

庄惠之交是了解庄子的一个视角,历来为学者所注意。《庄子》内七篇均与惠施有一定渊源:从《齐物论》《逍遥游》看,惠施于"齐物"有所得,庄子有所取鉴,但惠施所论不醇,"齐物"而不能"逍遥",遂与庄子之学分道扬镳;《人间世》论士人进退存身"形就心和"之道,思想背景与惠施一类纵横策士有关;《养生主》论"无用"之"保身",亦发端于《逍遥游》庄惠辩"无用";《德充符》论"不与物迁、命物之化"之"德",与惠施"弱于德""逐万物而不反"形成鲜明对比;《大宗师》论生死哲学甚精,是庄惠围绕"鼓盆而歌"论生死的延展与深化;《应帝王》走向对政治的完全厌弃,汲汲于政治的惠施是一个主要参照点。但庄子创作七篇非因惠施,惠施亦只是庄子笔下众多"质"中之一员。     

《古典正义论:柏拉图〈王制〉讲疏》出版

<正>程志敏著《古典正义论:柏拉图〈王制〉讲疏》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该书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柏拉图的《王制》(又译《理想国》)这一西方政治哲学的第一经典。作者认为:"正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正义"是"四主德"之一,是最为古希腊人所看重的理念;而广义的"正义"则指万物合序、万事顺遂、万音谐和、万民幸福的状态,堪称天地大法。与现代"正义论"不同,古希腊的"正义"主要不是"论",而是"法"和"行",其余诸如德性、法律(如惩罚)、政治(如权利、敌友)、技艺、利他、幸福等范畴,都可以在正义的框架下讨论,也     

非对象化之道:再读《老子》第一章

《老子》第一章的重心是"常道",疑难问题是"常道"为何不可说。本文在回应郭永秉与曹峰二位先生的基础上,对第一章进行全面解读,指出"常道"有四个特点:动而无死、生而无名、妙而可观、虚而可法。这四个特点可用现代哲学词汇表述为"非对象化"(non-objectification)。"常道"是主客二分之前的非对象化存在,而言说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对象化行为,所以"常道"不可说。"不可说"指无法用一般性的名言概念去说。《老子》中的对象化的道是由非对象化的"常道"派生而来,即正反相成的"规律之道"、以柔克刚的"处事之道"与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之道",分别代表老子在认识论、人生论与政治论上的主要观点。     

论《易》《老》义理架构与思想主旨一致性

《老子》立"道"之本体,下贯为"德"之妙用,其运行之规律为"反",我们应以"无为而无不为"来彻贯其体用,以"慈"来对待战争,此为《老子》之哲学体系;《易经》立"太极"之本体,下贯为"元亨利贞"之妙用,其运行之规律为"阴阳",我们应以"无思、无为"来感通其体用,以"贞正"来对待战争,此为《易经》之哲学体系。两者虽遣词不同,然旨趣同归。在"本体论""辩证法""贵德论""无为论"和"战争论"五方面,均有具体之表现。     

圜道观与中国思维

圜道即循环之道。圜道观,或曰循环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万物都永恒地循着周而复始的环周运动:发生、发展、消亡。圜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形态之一,它的展开论述始见于《吕氏春秋·圜道篇》,但圜道意识则可溯源远古。反映夏代科学水平和社会生活的《夏小正》,记述了季候、物候、天象和农事活动的许多周期性变化,已包含圜道思想。这种圜道思想《周易》则首次颇为系统地表述出来,自此之后便广为传播。从哲学玄想到艺术创作,从科学研究到宗教信仰,从时空意识到社会历史、人生价值,从宇宙理论到农     

王弼注《老子》之思想资源——从先秦到汉魏思想发展进程来看

学术界探讨王弼哲学的思想资源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老子》文本、家学渊源、荆州学风与汉魏时期的社会思潮。而从先秦到汉魏思想发展进程这一视角来探讨王弼的哲学思想资源,则被忽视。《吕氏春秋》、《淮南子》、《老子指归》等著作的"道"论思想展现了由宇宙本源论向本体论转化的思想脉络,王弼的"以无为本"承接了这一思想资源;先秦以来的崇道重儒传统是王弼提出"崇本举末"主张的思想基础;王弼的圣人观体现了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从“君道无为”到“上下无为”——君臣关系视域下《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

《韩非子》诸多篇章受到《老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不仅体现为其对《老子》语句的直接引用或化用，也体现为《韩非子》诸篇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对《老子》的文本给予例证和诠释，从而使得《老子》所阐述的抽象原理下贯于现实政治层面。在道物结构方面，《韩非子》否定了万物先天和谐的“自然”状态，由此，它否认了统治者的普遍贤能，洞察到“臣”的政治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韩非子》强调“臣道”应“顺上之所为”,从而将“下必有为为天下用”的“臣道有为”思想诠释为“臣道无为”。在《韩非子》中，作为“臣道无为”标准的“法”与“术”,一方面脱离了《老子》的“智”的范畴，成为了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又与“无为”关联，成为君主“无不为”的治理手段。《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不仅体现了法家哲学对“臣道”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臣道”观念在战国中晚期的凸显。     

从自然到本末:《老子道德经注》中的德性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老子道德经注》所谓的"自然"包括两种含义:广义上的"自然"是指人类本性当中所固有的天地之性、"知"和好恶取舍之情等多种能力;狭义上的"自然"用来称谓实现"无"或整体性存在的能力。通过自愿地运用"无"或"以无为用",人类不仅可以成就"上德"和德性,而且也能消除"下德"和仁、义、礼的弊端。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提出,只有以"上德"与德性为"本",人类才能有效地驾驭"下德"与道德规范所代表的"末"。     

道教南宗白玉蟾“道心论”考述

"道心论"是指在唐宋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道教南宗的创立者白玉蟾在阐释"道心"关系时所形成的一种修道证道理论,其核心是以心解道、以心释丹。"道心论"是道教南宗理论的基石,南宗关于性、神、炁、精的理论阐发皆受制于此。其理论创建集中体现在白玉蟾《蟾仙解老》中,主要有三个思想内涵:"道即心,心即道",道心不二论;"道由心生、心由道有",道心互化论;"道者,心之体;心者,道之用",道心体用论。道心论涉及道心关系、身心关系和性命关系诸层次问题,其中,不二论与体用论主要是解决修道根基问题,互化论则是针对修道实践问题。通过"心"为中介,将形上之道论与形下之丹法整合起来,构建了极富特色的"道—心—丹"丹道理论模型,成为宋代道教丹法思想演进中极重要的一环。     

“自生”观念的发生与演变:以《恒先》为契机

《恒先》中有一段很奇特的话,那就是,"气是自生,恒莫生气"、"气是自生自作",这段话必须放在道家"自生"思想史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恒先》上半部分的宇宙生成论是为下半部分人间政治哲学服务的,论述宇宙生成论中的"气是自生",目的在于为统治者的"无为"、为百姓的"自为"提供合理性依据。在道家哲学中,"自生"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传世文献中相关资料虽然很多,但过去没有好好整理,通过《恒先》,我们了解到,"自生"思想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这个观念和《老子》、《庄子》的"自然"思想有密切关系,后来被严遵、王充、郑玄、《列子》等接续和发挥,一直影响到郭象,从以"道"为前提的"自生"理论变成了不以"道"为前提的"自生"理论。《恒先》为"自生"思想史研究,为道家多元宇宙生成论研究,提供了极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