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伦理精神

在精神哲学意义上,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遭遇三大问题:道德僭越伦理,理性僭越精神,道德理性僭越伦理精神;相应存在三大病症:无伦理,没精神,道德理性泛滥;必须进行三大回归:伦理回归,精神回归,伦理精神回归。三大回归必须探讨三个前沿性课题:在人的精神发展和精神世界中,到底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伦理道德到底期待理性还是期待精神?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到底是"道德理性"形态还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是人类的家园和"安宅",精神是回归家园的达道。伦理与精神既是中国基因和中国传统,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伦理精神"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之路,它期待两个哲学觉悟或哲学革命:由"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意识向"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意识的革命;由只是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意识论"向主体建构的"精神论"的革命;简言之,"伦理"革命,"精神"革命。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植根中国传统、针对现代问题、追求伦理理想和伦理信念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形态,是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中国精神哲学形态。     

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

中国精神哲学传统一以贯之演绎的是伦理与道德"相濡以沫"的文化正剧,而拒绝向"相忘江湖"的道德自由方向发展。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哲学形态的"中国范式"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如果进行话语转换,与黑格尔"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西方范式"相比,"礼——克己——仁"的"中国范式"最重要的"中国风情"便是"克己"。"中国范式"在现代以文化坚守与问题共识两种方式呈现,一方面表现为对伦理型文化的坚守,以及"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另一方面是在关于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两大问题诊断的高度共识中所表现的伦理忧患意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话语,就是"伦——理——道——德——得"的精神哲学过程和精神哲学体系。     

现代社会伦理的歧出及其形态学方法创制

历史演化当中的每一轮社会变革都会引发伦理道德方面的思考,从而推动社会伦理形态的建构由隐晦逐渐走向清晰。在意识形态冲撞和激越的社会变革中,近代知识分子之建构中国社会伦理现代形态注定就是一桩无法完成的事业,因为只有在现代社会本身充分展开之后作为形态学意义上的社会伦理范型方才显现出来。当前,财富之恶与权力之罪已经最大限度暴露出来,市场原子主义对权力公共性的侵蚀与权力寻租一道制造了现实社会的"伦理空场",致使社会伦理出现扭曲性生长,伦理普遍性无从体现。对此,可以借重法哲学与精神哲学对财富与权力之伦理本性的揭示来检视现实社会伦理之殇,同时通过揭示韦伯"理想类型"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来为建构现代社会伦理形态提供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思考方向。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什么?因何形态以及如何形态?通过历史并关注形态的分析得出三点结论。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重心,通过"报"—"敬"—"畏"的理论构架和"孝"伦理精神及家国一体制,实现了"敬畏"的"老龄"伦理形态。孔孟学说证明了由"敬畏"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实现;近现代转向中的"老龄"伦理形态是基于"理性",呈现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有机构建的"伦"的失却及"老龄"伦理形态的实体虚空。康德"实践理性"、黑格尔"伦理世界"、罗尔斯"正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基于"共生",需要重建价值解构,关注关怀伦理,以善的道德动力相互扶持,倡导传统伦理和关怀伦理之间的普遍"爱",使我们皈依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伦理道德,为何“精神”?

杨国荣、潘小慧、孙春晨三位教授提出的讨论,集中指向一个形上问题:伦理道德,为何"精神"?具体展开为三大关系的哲学追究:马克思、康德、黑格尔三大理论资源、中国与西方两大文明传统的关系;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的关系;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马克思的"社会意识"、康德的"实践理性"、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是关于伦理道德"精神"本性的三大理论资源,必须基于中国传统对它们进行创造性整合与超越。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的三位一体,是伦理道德的精神体系的形上基础,其中"体"是伦理道德的"精神"本性,"一"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统一,是伦理道德的"精神"本性及其精神哲学体系的现实性与历史性。民族—伦理—精神的概念同一性,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冲动形态伦理"的法哲学结构是其现实性和历史性展现的三个哲学维度。     

当前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精神形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及伦理逻辑遭遇解构,国家作为最基本的伦理实体也面临诸多挑战。社会变迁对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影响及其精神形态,关系国家伦理安全和文明精神命脉。调查表明,中国大众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呈现为新的精神形态:以"从实体性出发"的高度伦理觉悟,对涣散国家精神的"贪污腐败"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现象保持严峻的伦理关切,并以"社会公正"的伦理诉求守望国家实体性。个体以匹夫之责、之忧、之力捍卫遭遇多重变迁力量裹挟中的国家实体,这是社会急剧变迁中所迸发的推动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和国家昌盛的深刻伦理力量。     

“中国伦理精神”的建构与发越——樊浩先生伦理学研究之一瞥

樊浩先生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从其所确立的旨趣、铸造的品格到创设的论题皆别具一格,蔚为伦理学领域之一大景观,其中又以"伦理精神"的申述与阐发最为别具匠心。伦理精神不是对伦理精神化或精神伦理化的简单解释,而是以此达成对人类精神终极追求的探寻,即探究伦理精神作为"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之至善究竟对人类文明发展意味着什么;切近而言,即是中国伦理精神对中国现代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意义。对此,樊浩先生不惜运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战略"之深沉笔触、势大力沉的理论思辨和"顶天立地"的担当意识来展开其思考,为此所展开的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冲突"的伦理省思、韦伯创制"理想类型"之伦理范型的方法论超越、黑格尔精神哲学形态方法的批判性借用、生态哲学借以建基的"价值生态"的方法论发越等,都被创造性地融入"伦理精神"主题的卓越运思当中。显然,樊浩先生的伦理思考不是对伦理世界的单纯观照与直观映射,而是通过伦理世界进入到对整个精神世界的哲学反思。他新近指出的人类文明必将以"伦理共和"的方式完成自身多样性体系建构这一观念,再度反映出这一致思取向。     

论和谐伦理精神

和谐伦理精神是和谐伦理的高度凝练,它对伦理关系、伦理行为和制度伦理的和谐程度和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和谐伦理关系是和谐伦理精神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和谐伦理行为是和谐伦理精神的"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是和谐伦理精神在人们行为方式上的体现.和谐的制度伦理不仅对和谐伦理精神的实现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而且是和谐伦理精神转化为现实行为的价值导向和评价体系.     

伦理认同的现代形态及其发展路向

当前,道德冷漠、道德怨恨等社会现象的频繁讨论,使得"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认同问题成为现代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在现代道德哲学家的探究中,认同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于一种现代社会新自我观的形成与盛行。而诸道德哲学家为之提出的解决方案虽异彩纷呈,但归纳起来主要源自两大思想传统即康德与黑格尔。在泰勒、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代表性的现代认同理论形态的辩驳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如何对待形而上学这一问题的态度上的分歧,生发出伦理型认同与道德型认同方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其实质展现出现代性道德难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到底是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尽管辩驳仍在行进,但对于处在现实伦理生活场域中的道德自我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过一种属人的精神生活,那么,对伦理认同问题的未来思考就必须舍弃非此即彼的对立式思维模式,开创一种有关"我们"的全新和解式思维模式,以此来迎接伦理道德发展的新世界。     

"伦理精神"及其"价值生态"——《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再版序言

“伦理精神”是本人伦理学研究中最基本、最有个性特点的核心概念,对它的涵义的理解应在世界道德哲学的语境中,结合“伦理”和“精神”各自的本质及其统一关系来进存。“价值生态”是“自然生态”概念的哲学提升和意义抽象,“伦理精神”和“价值生态”的结合是道德哲学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方法论。消解价值霸权,在“生态觉悟”中追求和达到“伦理学方法的超越”是“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命题和理论所试图探讨和解决的两个现实和学术课题。     

“我们”的世界缺什么

“我们”的世界缺什么?这一问题的真义是:“我”成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缺什么?缺“伦理”,缺“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的伦理!这一缺失历史地根源于对人类文明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的误解和误读,因而必须进行中西方民族精神发展的宏大叙事.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希腊文明的集体记忆,作为一次伦理事件,其深远精神意义使它成为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制礼作乐”的西周维新是中华民族的原初经验,礼崩乐坏是中华民族的童年记忆.带着“伦”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中西方民族开启了各自的精神之旅.20世纪初,中西方哲人以不同的话语形态和问题指向诞生了同一个文明觉悟,这就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学会伦理地思考”的“伦理觉悟”.行至当代,中西方民族、中西人的精神世界“同是天涯沦落人”,面临同一个难题:伦理缺失,伦理家园失落.由此,“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道德追问,便演化为“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寻,最后演变为一场关于人类文明前途的信念危机:“我们能否在一起?”     

论"伦理世界观"

伦理道德作为实践理性,当以“意识—意志”的复合为研究对象,因而现象学意义上的意识和法哲学意义上的意志,就是合理的伦理体系和伦理精神的两个理想要素,由此伦理学的研究必须实现现象学与法哲学的璧合。“伦理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伦理与自然(包括客观自然与主观自然)的关系问题。伦理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在伦理精神中原初的对峙与对立——绝对义务意识对伦理与自然关系的抽象统一——透过伦理行为达致的伦理与自然的现实统一,是伦理世界观的辩证结构,及其生长的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过程。     

伦理生态视阈中的医学伦理精神诠释与建构

基于本体思维的"原子式探讨"不能实现医学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由本体伦理思维到伦理生态思维的道德哲学范式转换为探讨医学伦理精神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和价值资源。伦理生态视阈中的医学伦理精神是一个多维、多层次的张力系统,其建构在于:重建伦理主体的自身精神生态、"医学伦理—卫生经济"政策生态、医学伦理—社会文化生态。     

伦理生态视阈中的医学伦理精神诠释与建构

基于本体思维的"原子式探讨"不能实现医学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由本体伦理思维到伦理生态思维的道德哲学范式转换为探讨医学伦理精神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和价值资源.伦理生态视阈中的医学伦理精神是一个多维、多层次的张力系统,其建构在于:重建伦理主体的自身精神生态、"医学伦理-卫生经济"政策生态、医学伦理-社会文化生态.     

性善论的精神哲学意义

社会的急剧转型、伦理方式的根本转向解构了中国伦理认同的精神基础:"性善论"。"性善论"作为真理亟需获得新阐释使本身已是合理的内容获得合理的形式。以精神的方式把握"性善论",使之成为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精神资源。为此,本文以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为理论资源,呈现性善论中"四心"与伦理客观化自身的环节之对应、同一与同构关系,表明"性善论"内蕴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伦理向道德自然转承的精神逻辑。性善论预设了个体获得自由的伦理能力,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建构伦理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的精神前提。     

伦理病灶的癌变：“贱民”问题

从道德哲学与精神哲学角度考察马家爵事件以来的校园恶性事件,可以看出,它们既是社会事件,更是精神事件,其根源是伦理病灶的癌变,解释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性概念是"贱民"."贱民"哲学地内在于"伦理世界-生活世界-道德世界"的精神发展过程中,其癌变的精神哲学轨迹是:卑贱意识-贫民-贱民-暴民.由"卑贱意识"到"贱民"的异化,是伦理及其精神链断裂的结果;由"贱民"到"暴民"的恶变,是"伦理出局"的结果.必须在消灭极端贫困的基础上,透过"伦理安全"体系的建构和"精神援助"的实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贱民"以及由"贱民"向"暴民"恶变的精神土壤.     

伦理文明观：“非常伦理”的“最后觉悟”

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根本上是文明观的冲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宣示人类世界从诸文化实体的关系、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全景式地进入“非常时代”,遭遇“非常风险”,期待“非常伦理”。“非常伦理”有“非常伦理智慧”“非常伦理形态”“非常伦理觉悟”三个层次。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个体生命发育史表明,伦理是人类文明的原色和理想,但在现代性文明中已然迷失。面对“非常时代”关乎“种族的绵亘”的“非常”挑战,亟待推进“非常伦理觉悟”,进行文明观的伦理革命,其要义是使人类和人类文明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实现伦理文明观的回归与重建。伦理文明观是文明内部诸要素关系的价值生态的文明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国家关系以及诸文化实体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伦理文明观的“非常伦理觉悟”,具有“最后觉悟”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道德,何种精神哲学形态?何种“中国气派”?

伦理道德的本性是"精神","精神"是伦理型文化与宗教型文化的共同话语,由此可以建立起文明对话的话语平台。"‘精’—‘神’"的二元构造使其概念地内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民族性相矛盾,于是建立一种关于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寻找其"中国气派"便必须而必然。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是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与法哲学的统一。黑格尔所建立的"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伦理道德的"精神现象学",揭示了伦理道德的形上真理,然而它只是西方精神史的历史哲学表达,并在法哲学层面"头足倒置"。伦理世界中的中国话语是"国—家"伦理实体,"中国气派"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精神哲学规律所造就的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或"教化世界"的中国话语是"内圣外王"的权力伦理与"义利合一"的财富伦理,"中国气派"是对国家权力"为政以德"的道德诉求和对财富"为富不仁"的伦理批判,呈现为对生活世界的道德警惕和伦理紧张;道德世界的话语体系是"义利—理欲—公私","中国气派"是"求诸己"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超越。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的警惕与紧张、道德世界的超越,三者构成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就是:伦理乐观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及其伦理支撑

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在不断应对时代难题与挑战的过程中凝结而成的特殊力量,有着独特的历史传承和历史积淀,并以特殊的样态或姿态呈现于世,也必将以坚实的力量支撑和引领中国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之产生新使命、新矛盾、新挑战,特别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新问题呼唤新精神。中国精神日益增添着新的时代内涵包括根因内涵、本真内涵、标识内涵、灵魂内涵、目标内涵和动力内涵等。时代使命越艰巨,精神构筑的需要就越迫切。应对时代呼唤,更好构筑中国精神,就需要把握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探寻其背后的伦理支撑。     

“国粹”与“国魂”——弘扬中华伦理价值 重铸民族精神

在中华民族文化出现复兴曙光之际,我们在当代文化建设中一定要努力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它崇尚道德的精神,这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国粹"。当前文化建设的核心是重新反思我们近百年来受到的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着力弘扬中华文化的群体和他人价值导向、义以为上的道义追求、义务为本的责任意识、等差礼让的人际伦理、人心自律的主体精神,只有重新弘扬中华文化的这些核心价值观,才会为民族唤回灵魂,才会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凝聚力,才会为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粘合剂和调和液,真正重塑起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