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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历来有两种解法:一种以"德"分君子、小人,宋儒多如此解;另一种以"位"分君子、小人,秦汉儒者多如此解。以"德"分君子、小人,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宣说的是一条道德原则;以"位"分,则可视为一条政治原则。作为道德原则来讲,以义利之辨分君子、小人,可视为一种修己之学,然修己本身不足以平天下。作为政治原则来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有两层内涵:一是有"位"之"君子"不当与民争利;二是有"位"之"君子"当以"义"化民,此不仅合孔孟先富后教之义,且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亦得以充分体现。就此而言,以"位"分君子、小人,似更合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的本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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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动态》2020,(2)
君子小人之辨在明末臻至顶峰。身为明末遗老,王夫之要求君子不用权术、避免与小人进入对立,即君子秉持正道以容纳、接触和控制小人,不能以权术对待之。一旦君子不能控制小人或局势,王夫之则斥之为"识暗而力柔",但是王夫之没有认识到,他欣赏的"识胜"而"力定"本身就是一种权术。王夫之及其同辈在小人面前的束手无策提醒我们,"喻于义""喻于利"的动机鉴别并不适合于政治和社会管理,儒家的礼义教化和包容也不能有效制止小人的肆意妄为。反倒是制度的建立、法令的约束是超越君子小人之辨、约束小人妄为的良策。因此,应将道德修身与政治管理适当分离,而不是用君子小人之辨来混淆个体修身与政治管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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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2016,(1)
重建道德中国,推动移风易俗,必须造就大批新时代的君子去参与去带领。君子文化曾长期被冷落,而今又逐渐升温,其顽强生命力来源于:一是合情合理,二是文明需要。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滋养着君子群体。君子与小人的主要差别,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又是动态的可以转化的。梁启超有《论君子》之作。今日新的君子之论把君子道德人格概括为"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们要突破"君子不器"的局限,改曰"君子能器",呼唤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君子出来肩负重任。全国道德模范的不断涌现,山东威海倡导"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成绩,都增强了我们重建礼义之邦的信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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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易传》对《周易·解卦》的解读来看,春秋时期及之前,人们对于"君子"与"小人",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位"的区别——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理解《论语》中孔子的君子小人说,具有重要启示。《论语》中以"君子"小人"同时对举者,除明确指向地位差异和道德差异的之外,其他纠缠不清者,可以划分为地位所带来的眼界差异、能力差异、修养差异等三种情形。在当今把"君子小人"固定为"德"的区别的话语背景下,笔者重新提出《论语》"君子小人"说的纠结问题,目的在于恢复历史原貌,使今人更准确地把握孔子学说的真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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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小人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中汲取营养,激活和焕发人们内心由传统文化长期熏陶而形成的价值理念,是确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修课。既然如此,在当代,界定和培育君子人格就是"使中国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的重要抓手;是让中国传统文化换发出新的生命力,为解决当下中国人安身立命问题提供思想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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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范畴最早出现在《尚书》里,以社会地位为其核心取向。商周更替的社会变革引发权力观念的重构,如何守住权力成为关键话题,经历了"有位"——"以德配位"——"有德"的转变过程后,"位致君子"的先天法则被"德致君子"的后天法则所取代,"君子"的内涵由地位指向转变为道德指向,并在《论语》中实现其范畴在仁义、智勇、礼和、忠信、中庸这五大领域内的固定。受《尚书》所提出的三条"进德"之道——好学精进、躬行实践、自省自警的影响,《论语》提出成为君子的三条路径,即学为君子、行为君子、省为君子。《论语》在继承《尚书》中"君子"范畴的同时予以升华,开创其纯粹的道德境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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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古代学者一般从自然观、政治观、伦理观方面来讨论"和同"问题,现代学者则从文化观方面来讨论。从自然观上说,世界最根本的特点是差异性,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是"和而不同"。因此,承认世界是万有不齐的差异性的和谐统一,是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君主应善于用"和而不同"的观点,吸取不同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取长补短,集思广益,以做出万全之策。在伦理观上,人们可以从"和同"观上来区别"君子"与"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文化观方面,"和而不同"命题可以作为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对待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与文化,人们应采用世界有识之士所共同倡导的"文明对话论",而非"文明冲突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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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所谓春秋时期,是因为《春秋》这部书记载了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至于这种编年史书为何称作"春秋",古今又有许多说法。影响较大的是杜预的说法,认为古人"错举"一年四季中的两季,以"春秋"代表一年,进而《春秋》就成了编年史书的代称了。但是从甲骨文材料来看,直到殷商时代虽然可能已经有了四时的时序观念,但还没有明显的春夏秋冬四季概念,当时只有春秋两季。商代的春季相当于殷历的十月到三月,即夏历的二月到七月;秋季相当于殷历的四月到九月,即夏历的八月到一月。当时的岁首交接时在种黍和收麦之月,相当于夏历的五月。到了西周末期、春秋初期,才逐渐出现了春夏秋冬四季。也就是说,原来的"春秋"二字不是截取"春夏秋冬"而来,对一年四季的概括,其本身就足以标志完整的一年了。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四季,但人们把按年代编写的历史,叫做"春秋",当是对商周历史的继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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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2013,(5)
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矇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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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君子观念,主要可从四个方面入手加以考察和把握:一是通过对"君子"与"学""道""命"(天命)相连的辨析,可知"君子"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如孔子那样立志于学天道、知天命的人。二是通过对"君子"与"仁""义""礼""智"相连的辨析,可知"君子"是达"天德"的人,即"己心"与落入具体事物中的"天心"(仁义礼智)合一的人。三是通过对"君子"与"小人"对比起来的辨析,可知他们之间的区别不但表现为道德上的善与恶和社会地位上的高与低,更表现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的迥然不同,只有那种进行整体思维而又处在永恒觉悟过程中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四是通过对"君子"与"儒"相连的辨析,可知"君子儒"就是具有大思维、大觉悟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被"分别识"和各种妄念牵着鼻子走,才能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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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建"文化"研究的中国特色话语范式,凸显"文化"研究的中国主体性,就必须对"文化"这个核心概念的中国意义有个明确的理解。考察"文化"概念在中国的古典意义生成路径,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文"的文化意义,"化"的文化意义,"文化"的完整意义。通过对"文化"的词源学考察:"文"从自然形式进于精神道德内容,"化"由自然造化进于精神道德感化,可以清晰地认识"文化"概念在中国的古典意义:它是与"武力""武功"相对,以道德教化、道德感化为中心的文治教化、人文教化、人文化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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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难养”。这是我国民间文化中道德审判原则的古老命题。 所谓“小人”,是指那些行为猥琐、心理阴暗,惯于用卑鄙伎俩坑人、害人、整人,而且脸皮厚、心胸窄、手段毒辣的庸俗之辈。这种人的存在,有一个参照物,那就是一切正直而善良的人,其中包括许多为人们所称道的圣贤和君子;但这种存在,每每造成数不尽的灾难,使无数的平民百姓遭殃,使许多君子受不尽的委屈,更有甚者,能让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遭受巨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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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德"共出现40例,这40例"德"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德"的主体方面设置个人与群体、君子与小人两组观察维度,从"德"的具体所指方面设置秉性与行为的区别,从"德"的作用方面设置治民与化民的不同,以此来分析《论语》中"德"的含义,联系今天的社会现实,可以发现《论语》中关于"德"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教育、道德评价以及个人的修身进德都很有启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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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化"是人类学分析和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学术概念,文化"内卷化"是不同于文化"革命"和文化"进化"的一种变迁路径,它表征着文化变迁和发展的复杂性,显现了某一文化模式内部的复杂化和精细化的演变过程。当代中国乡村伦理所呈现出的"内卷化"图景,展示了乡村社会道德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精细性,连接着中国人道德生活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记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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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2019,(3)
王阳明晚年的良知学在"知行"问题上区分开了"良知"和"良能"两个概念,并通过"知行本体"的内涵变化赋予"良能"概念以"好恶"的新含义,这一含义在其心学思想的理论建构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本体论上,"良能"的"好恶"含义:一是阐明良知的爱敬感受与是非善恶的道德认识之间意识关系的桥梁,二是蕴含着并昭示出天理的全体内涵,三是解决"无善无恶"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在工夫论上,"良能"的"好恶"含义不仅是道德认识的先天根据而且也是道德行动的先天根据,因而成为道德实践的价值方向和内在动力的共同基础。可见"良能"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哲学阐释力甚至不亚于"良知"概念。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