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易学转型中的图学批判与汉学复萌

清初图学批判运动与乾嘉汉学复萌之间相隔数十年,两者在批判宋代以先天、河洛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上秉持一致态度,但在对治《易》正途的理解上,前者认为当效法王弼、程颐之易学,以义理研习为务;而后者则高扬“汉学”大旗,力主恢复两汉象数易学的传统。因此,图学批判运动实与“汉学”无涉,清代易学中之“汉学”范畴理当适度缩减,将其起点延后至惠栋。“汉宋之争”说和“两派六宗”说分别将两汉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义理易与象数易相对立,然而两说均无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数易学、义理易学与图书易学的位次及关系。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可以成为对历史上易学类型划分的修正方案。     

中国哲学的至尊范畴——漫评《理》

张立文主编的《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对中国哲学的至尊范畴分十章作出纵贯的优异探索。绪论似推广唐君毅“理”之六义说,释理为九义:由治理引申而成的规律、礼义、名理(逻辑)、无或有(玄理)、空(佛)理、天(实)理、心、气、公理,指出理范畴具备包容性、动态性、多样性,修正了“道动理静”的偏见。“理”,常作动词,如明代潮阳萧与成(宗乐)《萧太史铁峰集·赠邑侯邬前郊先生》以医喻政道:“良医者,岂推攻击之药不敢妄投,虽补助之药不敢多用,惧夫助长之为害也。惟以中和之剂,徐而理之,积累渐渍,以滋养其血气,而潜消夫邪气,使病者以渐而入于安乐之域而不自觉,惟民亦然。”     

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兼论刘宗周、黄宗羲是甘泉后学

湛甘泉与王阳明既是朋友,也是对手。从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可见两家关系之错综复杂。作为浙人的甘泉后学刘宗周和黄宗羲,既受阳明学的影响,也受甘泉学的影响,但学界多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从甘泉学脉来看这一对师生,对他们会有新的定位。针对同门对阳明学的批评,黄宗羲确实经常进行反批评。但我们不能说,甘泉学在晚明已完全与阳明学合流,从而失去独立性。从刘、黄二人以及其他甘门人士的作为,我们不难看出甘泉学在中、晚明的影响。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杨简杂禅辨正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简（1141～1226）,字敬仲,慈溪人,谥文元。曾筑室德润湖上,更名慈湖,学者称慈湖先生①。杨慈湖为象山门下高弟,全祖望说“文元（慈湖）为陆氏功臣”②。四库馆臣也认为,“简则为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门之有黄斡”⑧。黄宗羲评价其学术地位说：“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④。近人钟泰谓：“陆门之有杨慈湖,犹朱门之有蔡西山也”⑤。这都表明,慈湖是象山门下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弟子。甚至“其立言宗旨,已开新会、余姚之派”⑥。其学说在陆王心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慈湖生前身后备受“近禅”、“是禅”之讥,理学史上评鉴慈湖学术,这个指责亦所在多有。因此四库馆臣总结说,“其讲学纯人于禅,先儒论之详矣”⑦。从唐宋开始,儒学视二氏为异端,直至中晚明才有所转变⑧。在儒林或道学中人看来,“近禅”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对心学一系理学家“杂禅”的问题,虽然学界近来有所考辨,一些沿袭之谬得以澄清,但于慈湖尚缺乏全面深入的检讨。而慈湖思想与佛教的关系究竟如何,关涉到其学术的宗趣和定位,确有专门研究的必要。本文从辨析慈湖的态度与行迹和回应“世儒的批评”两方面加以考察,希望使慈湖“杂禅”的问题得以辨正和嫠清。     

黄宗羲伦理思想的近代民主启蒙元素——《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

《明夷待访录》集中表述了黄宗羲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对封建君主专制展开了批判,憧憬着美好未来,对未来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进行了设计,其中最突出的是期待社会变革,由“天下为主,君为客”取代“君为主,天下为客”制度,实现社会民主化,在其伦理思想表示出鲜明的近代民主的启蒙元素.     

晚明至清代前期儒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以顾、黄、王、袁等人为例

晚明至清初,在儒家思想内部酝酿着一股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人,在肯定人性自私及土地私有的新思想前提下,以“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为目标,分别提出了如何分散最高皇权、限制最高皇权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儒家思想的内在活力及其向现代转化的内在可能性。     

王阳明心学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

按照一般的看法,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与王阳明心学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无可争议的鸿沟。因为众所周知,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把批判宋明理学(当然包括陆王心学)作为自己的理论任务,尤其是对泛滥已久的王学末流的猛烈抨击,更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股强大思潮。启蒙学者中。     

明清四种注《孟》著作散论

明清两代 ,有四部以“孟子”为书名前冠的著作 ,作者分别是黄宗羲、戴震、焦循、康有为。他们在《孟子师说》、《孟子字义疏证》、《孟子正义》、《孟子微》中 ,对《孟子》这一经典文本注入了自己有创意的见解。这些独创的观点 ,不仅较好地体现了这四位思想家不同于传统的启蒙风貌与近代意识 ,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规律与特点。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

黄宗羲作为王门后学的一名得力干将,同时也是与王夫之、顾炎武齐名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他集"王门后学"与"明末启蒙思想家"的身份于一身,对明代阳明心学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定位,这一定位即"立心学为圣学"。在尊崇与维护阳明心学的基础上,黄宗羲不仅对阳明心学和释老之学做了区分,而且还努力为"王门四句教"辩难,试图从"心即理"的命题出发,划分儒释之界限;也试图通过重新理解"四句教"的涵义、置疑"四句教"的出处,以剔除"四句教"对阳明心学的负面影响。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不仅充分显示出其本人的学术好尚,同时也反映出其作为一名学术史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明代学术领域中阳明心学、程朱理学和释氏之学的论断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