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文明史观”探论

十七世纪的中国哲学家王夫之已经有了初步的现代文明史观。他的史学著作中出现的“文明”概念,已经具备了现代文明学的基本要素,即具有文化发展的进步意义、制度文明等内容,而且特别阐发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类型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王夫之的文明史观中,制度文明的观念十分清晰。他高度肯定中国传统社会郡县制自身所具有的文明意义,以及郡县制对于维护人类文明生活方式的积极意义。而郡县制的文明特质在于三大要素,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华夷之别。由于王夫之身处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他特别重视文野之分意义上的“华夷之别”,体现了王夫之文明史观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关于“大同小康”之论错简问题的探讨——从宋代以降学者的相关质疑说起

在宋元明诸多学者对"大同小康"之论提出各种质疑的背景下,清初王夫之明确指出"大同小康"之论存在错简。其后,清代学者任启运、姜兆锡、李绂、孙希旦、黄式三、邵懿辰等,现当代学者钱基博、任铭善、徐仁甫等,围绕错简问题亦各有阐发,只是缘于视角的不同,提出的见解彼此不尽一致。不过,将各位学者的"纠错"主张代入"大同小康"之论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更常见的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说明,"大同小康"之论"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问题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归咎于错简却不恰当。事实上,在"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表象背后,"以注为经"当是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注释与原文区别开来,"大同小康"之论逻辑不通、文气不顺的问题也便不复存在了。     

中国哲学的至尊范畴——漫评《理》

张立文主编的《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对中国哲学的至尊范畴分十章作出纵贯的优异探索。绪论似推广唐君毅“理”之六义说,释理为九义:由治理引申而成的规律、礼义、名理(逻辑)、无或有(玄理)、空(佛)理、天(实)理、心、气、公理,指出理范畴具备包容性、动态性、多样性,修正了“道动理静”的偏见。“理”,常作动词,如明代潮阳萧与成(宗乐)《萧太史铁峰集·赠邑侯邬前郊先生》以医喻政道:“良医者,岂推攻击之药不敢妄投,虽补助之药不敢多用,惧夫助长之为害也。惟以中和之剂,徐而理之,积累渐渍,以滋养其血气,而潜消夫邪气,使病者以渐而入于安乐之域而不自觉,惟民亦然。”     

代“天之天”为“人之天”及其多重意蕴

天人关系是儒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先秦开始,辩析天人即构成了儒家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由此形成的人文传统则绵绵不绝。明清之际,以天崩地解的社会震荡为背景,天人之辩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并进一步展开于儒家价值体系的各个侧面。当然,时代的变迁使明清之际诸儒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对天人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后者从一个视角展示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体系的转换。     

王夫之元神论心理学思想浅议

王夫之是明清时期无神论心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无神论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家庭成长背景、社会生活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有着密切联系。他的无神论心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不仅在自然领域里阐明了他的无神论立场,更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给予有神论有力的打击。王夫之的无神论心理学思想也有其自身的贡献和局限性。     

晚明至清代前期儒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以顾、黄、王、袁等人为例

晚明至清初,在儒家思想内部酝酿着一股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人,在肯定人性自私及土地私有的新思想前提下,以“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为目标,分别提出了如何分散最高皇权、限制最高皇权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儒家思想的内在活力及其向现代转化的内在可能性。     

论朱熹哲学在王夫之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清朝经学家唐鉴在谈到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时曾说过:“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先生之学宗程、朱于是可见矣。”(《清学案小识》)此语虽并不全面,但却从一个方面道出了王夫之哲学与张载哲学及朱熹哲学的学术渊源关系。这就是:王夫之哲学虽是在继承、发展张载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然王夫之所以能继承、发展张载的哲学思想,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最高峰,则与朱熹哲学在其中所起的中间环节的历史作用是分不开的。     

论王夫之哲学所具“大成”气象的特征

王夫之在评价孔子时说:“自生民以来圣者不一矣,尽生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未有如孔子者也。”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自孔子以来圣者不一矣,尽生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未有如王子者也。”我认为,这对王夫之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当的评价。王夫之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已成为思想史界的共识。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尤其具有“大成”气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中国封建时代哲学的终结。 王夫之哲学的这种“大成”气象,是与历代尤其是同时代其他哲学思想家相比较而言的,其特征十分明显。     

王船山对庄子之学脉考察与思想接受

王船山因辟"二氏"而殃及庄子,因此,当他不得已而接受庄子之时又必须改铸庄学。在改铸庄学的过程中,船山首先对庄子学术渊源进行检讨,先将其从老子门下除名,复归于"六经"之支裔;再对其师承进行考察,认定他学脉在儒,宗祧孔子,师承子张,是儒门后学。在船山看来,正统儒学的核心精神是"内圣外王"之道,而庄学是通达"内圣外王"之道之一端。船山是粹然儒者,觉浪道盛和方以智则持"三教不二"之说,但他们都认定于庄子出于儒门,可谓殊途同归。     

道器之辨中的三种范式及其转换

道器之辨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并实现了范式转换,即从汉唐宇宙生成论范式下的"道先器后"说转换为宋明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说,进而在明清之际转换为生存论范式下的"治器显道"说,而生存论范式开启了人文主义视野和趋时更新的开放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