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神与凡俗之间——论成玄英《道德经义疏》中圣人形象

圣人在汉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中成为一“索引词”,无论是从哲学、史学、文学等上层文化去透视,还是从礼仪制度、道德伦常等下层文化来审察,均能发现圣人以及圣人观念的普泛性,这种普泛性对整个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统摄作用。圣人为文化传承者所塑造,又是其企慕的最高理想人格,成为华夏文明创造发展过程中赖以汲取的精神资粮,也成为人们生活中应当奉行的最高人生准则。由于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居社会意识的主流地位,一提到圣人,人们思想中自然会呈显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儒家推崇的圣人形象。儒家士人不仅赋予这些圣人以政治理想上的含义,…     

辽代鲜演法师的顿教观述义

辽代佛教深受唐代佛教影响,总体上沿袭唐制,辽代佛教义学也在继承唐代佛学传统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辽代佛教发展繁盛、宗派众多,华严学是辽代佛学中的显学。活跃于辽道宗时期的上京开龙寺圆通悟理大师鲜演是辽代华严宗的代表人物,撰有《华严经玄谈决择记》六卷。他一方面继承了唐代华严宗祖师的义理学说,特别是澄观的学说,弘扬华严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前代诸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主张,提出了许多义学创见。     

清晨甘露(选载之十)

恨恶罪恶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诗97:10) 若你只想到罪恶怎样损害了你,你就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恨恶罪恶”了。罪使你的心败坏成了什么样子呢?罪使你的眼睛瞎了,叫你看不出救主的荣美;它使你的耳聋了。     

现代医学模式文化蕴义散论

医学模式是源于医学实践的观察和处理医学领域中有关问题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方法,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内涵。对医学总体本质理解的深化、人的社会属性的认同及人类健康和疾病的认知程式,是构成现代医学模式理论概念的主要文化质点;哲学思想在医学范畴的融注、医学实践能力的创造和异体文化的辐辏,是驱动医学模式转型更迭的文化辏力;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组构,不是各个认知层面的简单叠加,而具有多维主体的综合协同效应,对医学价值、医学思维、医学伦理、医学教育、医院职能和医院管理等起着文化整合功能。     

克己复礼为仁新诠——基于荀子的辨析

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达成,即复礼为仁.复礼为仁的思想转向,不仅将礼与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而且还对后世儒者影响深远,因而在当代的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中不能被忽视.     

佛教逻辑学的论辩解释与认知解释——陈那、法称与因明

佛教逻辑有别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一项重要特征,在于对论证前提为真的强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因三相"理论。论证前提的真,在陈那著作中又被理解为辩论主体将该前提确定为真。这种"确定"体现为文献中对"极成"(prasiddha)、"成"(siddha)、"决定"(ni?cita)、"见"(d???a)、"已知"(vidita)的强调。这些表达辩论者认知状态的词汇,皆可概括为佛教逻辑中的"认知算子"(epistemic operator)。本文通过研究东亚因明与法称两个传统对陈那《正理门论》中"决定同许"的理论设定的不同解释,说明因明传统在陈那奠定的方向上,进一步采取了"论辩解释"(dialect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辩论的情境中为辩论的双方承认为真(共许、同许)。法称《释量论自注》对陈那"决定同许"的解释,则表明由他开启的传统在陈那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认知解释"(epistem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得到确定(ni?cita/ni?caya,决定),即为有效认知的手段(量)所证成。这是因明传统与法称传统的一项根本差异。因明传统对辩论术的关注,极有可能反映了法称以前印度学界对陈那思想的诠释路径。     

汉地佛教的论义——以敦煌遗书为中心

《高僧传.道安传》中"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一语,表明论义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有过重要影响。敦煌遗书中新辨识出的论义文,帮助我们解决了以往论义研究存世资料有限的困难。本文以敦煌遗书中论义文的释读为基础,结合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论义的记载,从论义与论端、论义程序、论义失误、举行论义的时间和论义文五个方面,率先对汉地佛教论义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张中生平行实考察

明末清初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张中的生平,缺乏记载。根据其著译三书《克里默解》、《归真总义》、《四篇要道》的序跋文字,以及苏州丁家巷瑞凝礼拜寺的一种碑刻文字(张中译,原石已佚)和张中表弟周士骐撰《〈修真蒙引〉弁言》等文字,可知他名中,字君时,或又字时中、志中,号隐斋,别号寒山樵叟(寒樵、寒山叟),苏州府吴县阊门外丁家巷瑞符里人。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崇祯间至南京,从临潼经师张少山、印度经师阿世格学,笔录阿世格所讲成《归真总义》。明末清初回到苏州,不久往扬州,在清真寺授徒,由学生笔录成《四篇要道》。约顺治十五年(1658年)后,回到苏州,整理并刊刻《归真总义》,刊刻《四篇要道》。顺治十八年(1661年)还在世。在张中一生中,授徒教学一直是主要的内容,三种著译大约都是教学时的教材。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从《田七郎》篇浅析蒲松龄对传统侠义文化的继承

《田七郎》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聊斋志异》多写花妖狐媚、神仙鬼怪。但此篇却不写此等内容,而是纯粹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所以,在整部《聊斋志异》中显得有些独特。我们透过《聊斋志异》的花妖狐媚,固然能看到现实百态的折射,但折射毕竞是折射而不是直射。虽然在蒲松龄生活部的那个年代,世道昏暗、公道不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而我们却在《田七郎》中看到了普通人的真诚、质朴、知恩图报、杀身成仁的举动,世道茫茫,恨七郎之少也!从此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与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