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生产力范畴与历史唯物主义

不久前本刊曾提出:应将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到哲学的层次上来。目前已有些研究者把新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改革的理论与方法论等问题提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关系的高度来认识和研讨,并同时转向对有关范畴和方法的反思,达到了新的理论深度。这里发表的关于生产力范畴的两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哲学的生产力范畴和经济学的生产力范畴的区别,并着重从哲学的高度作了初步分析。就这类问题展开讨论,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是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在于遵循历史本身的客观规律对世界实行革命改造。不正确的理解方式却窒息这一哲学的革命精神,将其变成在现实问题面前毫无用处的一堆词藻,并在客观上为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思潮提供口实。因此,有必要强调:“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列宁选集》第1卷,第32页)不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是当代世界变革浪潮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都要求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在社会规律和人的活动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把揭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规律,尤其是质变、过渡和转化的规律与机制,列为头等重要的课题;并把这个要求贯彻到每个范畴和诸范畴之间总体联系的研究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发挥和新的发展。     

多团队情境下领导团队代表性的“双刃剑”效应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对领导团队代表性在多团队情境下影响下属的团队内与团队间行为的不同作用机制进行探讨。通过对4家企业的257份匹配问卷分析发现:高团队代表性的领导一方面可以提升下属的团队内认同,促使下属表现出团队内组织公民行为,另一方面也会强化下属的团队间差异感知,诱发下属的团队间群体性偏差行为;且两种效应的形成有各自独立的作用机制。该结果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与拓展了领导团队代表性效应的研究,也可为实务界提供实践指导。     

坏心情与工作行为：中庸思维跨层次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探讨工作中坏心情与3种工作行为(组织公民行为、反生产行为和任务绩效行为)在个体内水平的关系, 以及中庸思维在二者间跨层次的调节作用。采用经验抽样方法, 通过对72名员工历时两周的追踪调查, 获取被试每日心情状态和每日工作行为的数据。HLM 6.02分析表明：(1)每日坏心情显著地负向影响每日的组织公民行为和任务绩效行为, 而对反生产行为无显著影响; (2)中庸思维在“心情-行为”的联系间发挥调节作用, 高中庸思维者的坏心情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负向影响较弱, 低中庸思维者的坏心情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负向影响较强; 高中庸思维者的坏心情对任务绩效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低中庸思维者的坏心情对任务绩效行为产生负向影响。     

理念型心理契约与中国民营企业组织能力的构建——基于钱德勒模式的思考

钱德勒(Alfred D.Chndler)先后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大国的企业成长做了几十年的大量艰巨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在他的第三部宏篇巨著《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中提出了一个中心论点:推动现代工业企业并推动由现代工业企业主导的产业不断发展的核心力量是组织能力,组织能力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