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的稳定性与可变性：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

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可变性一直是该领域争论的焦点所在。近些年来, 研究者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导致价值观稳定性差异的机制问题。已有的神经反应证据表明, 当某种价值观是基于道义主义的绝对规则来进行认知建构的, 或与自我概念在表征上存在一致性时, 其更倾向于保持稳定的状态; 若非如此, 便可能会在外界影响(如他人劝说)下发生重要程度上的改变。未来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认识价值观稳定性与可变性关系的认知神经加工模型, 并探索价值观长效改变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 以促进理论研究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实践和应用。     

祖辈协同教养与幼儿错误信念理解能力的关系:亲子依恋与祖辈同住的作用

为考察祖辈协同教养与幼儿错误信念理解之间的关系以及幼儿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调查了某城市三所幼儿园345名小班至大班的祖辈协同教养幼儿及其家庭教养人。对幼儿使用操作任务考察错误信念理解能力,对其家庭教养人利用自陈式问卷收集家庭教养方式和亲子依恋等数据。结果显示：(1)祖辈协同教养类型显著影响幼儿的错误信念理解水平和亲子依恋,“有祖辈同住”协同教养幼儿的错误信念理解水平以及依恋的安全性均显著低于“无祖辈同住”协同教养幼儿;(2)亲子依恋在祖辈协同教养的民主信任和教养冲突两个维度与幼儿错误信念理解能力之间分别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3)祖辈协同教养类型在教养冲突、亲子依恋、错误信念理解能力的中介模型中起调节作用,在“有祖辈同住”条件下,协同教养冲突显著负向预测幼儿的亲子依恋安全感。     

自身得失对朋友博弈结果评价的影响：来自ERPs的证据

本研究通过经典的金钱博弈任务, 以FRN和P300为反应指标, 探讨了自身获益或损失对朋友结果评价分别会产生何种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模式是如何受到个体自我建构方式调节的。结果发现, 在自身获益条件下, 观看朋友损益之间的FRN和P300差异不再存在; 在自身损失条件下, 虽然观看朋友输赢之间的P300差异消失了, 但FRN差异依然显著。不仅如此, 无论自身得失, 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组在观看朋友损益上的FRN差异均不再显著, 但在自身获益后看到朋友损失能激发更强的P300波幅。本研究结果表明：(1) 对朋友的结果评价模式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会随个体自身所处得失境遇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2) 相对于互依型自我建构启动组, 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组在面对朋友的得失时表现得更为冷漠并更具竞争性。     

人们何以能够“舍生取义”?基于保护性价值观认知神经机制的解释

保护性价值观是一种拒绝与其他任何价值相互交易, 尤其拒绝与经济价值进行交易的观念。近些年来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证据表明, 人们之所以可以为了坚守保护性价值观, 表现出“舍生取义”的行为(如对抗利益诱惑甚至放弃生命), 一方面在于保护性价值观是以一种道义主义的绝对规则方式进行表征和建构的, 这使得人们较少进行利弊权衡; 另一方面, 由于保护性价值观与自我和道德认同过程紧密相关, 使得其被主观赋予了最高价值。未来研究中, 可以在借鉴保护性价值观的研究范式基础上, 开展对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实证研究探讨, 关注其文化差异问题, 并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干预和正确引导的应用实践研究。     

远、近空间内注意加工的分离

临床证据发现空间忽视症病人对于近处和远处空间内的注意加工存在差异,表现为空间忽视只发生于近处空间或只发生于远处空间,提示近处空间与远处空间在脑内可能是分别表征的。对健康成人的研究也发现了与之类似的近处空间和远处空间注意的分离现象,即在近处空间表现出左偏的伪忽视现象,在远处空间表现出左偏减弱或者右偏的趋势。本文综述了远、近空间内注意加工分离的实验证据以及采用线段二分任务这一主要的研究范式相关的实验结果,并且着重指出了远、近空间的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动态可变的研究证据。最后,指出了将来的研究需要深入考察空间参照系统在远、近空间知觉中的作用,以及关注社会交互情境下的远、近空间距离认知的动态变化。     

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聚焦政府宣传教育,考察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对2061名有效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显著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2)活动有用性评价在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宣传教育频率负向调节政治参与和有用性评价的关系以及有用性评价的中介效应。上述结果表明,多渠道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合理把握政府宣传教育频率是促进地方政府信任提高的可选策略。     

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的作用：群体情绪与效能路径*

为探究多元社会认同如何通过群体情绪、自我和群体效能路径,影响现实或网络集体行动参与,研究者分别以中日撞船事件、利比亚事件和就业性别歧视现象为背景蓝本,开展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结果发现：群体愤怒情绪主要对现实集体行动有显著影响,效能感对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皆有显著影响;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通过情绪路径或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与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则只通过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两类社会认同与两条路径之间是调节而非中介关系。不同事件背景与不同行动场域下的综合分析表明网络集体行动参与决策更具工具理性特征。     

自尊的遗传性:来自双生子研究的证据

自尊是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迄今已有许多研究从行为遗传学角度探讨自尊个体差异的来源。通过梳理现有关于自尊的双生子研究,发现:1)自尊有中等的遗传度,其个体差异来自遗传和非共享环境;2)遗传对自尊的稳定性有较大作用;3)自尊与认知、情感的联系主要源自共同的遗传基础。总之,遗传对自尊具有重要影响。未来双生子研究可拓展到自尊波动性、内隐自尊等领域,并考虑极端人群的遗传特异性和文化对自尊遗传性的影响。     

基于双加工理论解释下信念偏差效应的神经机制

信念偏差效应是指人们已有的知识信念对逻辑推理的影响现象.对此,双加工理论认为这是由于信念偏向系统和逻辑分析系统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近年来,该理论得到来自认知神经科学证据的有力支持:一方面,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近红外光谱(NIRS)以及重复性经颅磁刺激(rTMS)等技术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证实右侧前额皮层与信念偏差抑制有关;另一方面,基于脑电(ERP)的研究表明,晚期正成分和晚期负成分可能参与了不同推理类型下信念偏差效应的认知加工.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工作记忆、不同加工阶段、推理前提本身可信度、实验分析、实验材料生态学效度以及思维训练等方面对信念偏差效应作进一步探索.     

Meritorious Evaluation Bias: How Chinese Undergraduates Perceive and Evaluate Chinese and Foreign Creators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Chinese young people perceived Chinese and foreign creators with a meritorious evaluation bias. Two separat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Study 1, a pool of the most noted Chinese creators was generated and they were rated on degree of creativity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In Study 2, a pool of the most noted foreign creators was generated and they were rated on degree of creativity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In addition, 20 most noted historical and modern Chinese creators were singled out from Study 1 and were rated on degree of creativity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as well. 414 and 212 undergraduates from two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were sampled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studi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reators who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in meritorious salience of a person's creativity were more likely to be nominated and were rated higher on social contribution than on creativity. Scientists, inventors, and to some extent, politicians were the most often nominated figures of creativity. Artists, musicians and entertainers were the least often nominated figures of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