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思想史》绪论

一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特别是它的初期)。承前启后,这个时代对我们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结束先秦列国的长期纷争,分裂之后,一个版图辽阔,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民族的精神活力,得到了充分的恢复。社会欣欣向荣,到处一派生机。勤劳的人民,安定的环境,自     

“合二而一”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从《东西均》的“合二而一”谈起

如何评价“合二而一”思想,这是在我国曾经有过尖锐争论的问题。1962年,《东西均》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时候,侯外庐同志写了一篇《序言》,对《东西均》中的“合二而一”思想作了肯定的评价。杨献珍同志讲辩证法时,曾加以引用。不料由此竟受到分管党校的那个“理论权威”的诬陷、攻击,罗织罪名,被扣上“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对抗唯物辩证法”、“宣传矛     

国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史——几个方法论问题

在“国学”现代化的课题中,“国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是应该予以深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国学以经典文本“六艺”和诸子文献为基础与前提。不断用新的时代精神和学术眼光,吸收综合新的学术思想资源,对“文本”进行新诠释,是“国学”能具有生命力的必备条件。历代的“国学”都是如此作的。这些诠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一种是如章太炎及钱穆的《国学概论》。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比较两者的长短得失,能使新“国学”从中吸取教益。就时代精神言,新“国学”应具体、深入地突显中国文化或哲学的四点根本精神,即:唤起士的人格自尊和社会担当的精神,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礼乐的人文精神,崇尚创新的精神,创新坚持人类精神。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中哲史,不能具体活现地宣扬中国文化的上述精神,这是新“国学”可以大加努力的。     

《周易》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之重要意义——以若干重要问题为例兼论重写中国哲学史

《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不理解《周易》就不能写好与理解好中国哲学史。以往之中国哲学史研究,由于对《周易》及汉代易学没有正确认识,导致了对中国哲学史之重要思想的系列错解。对此,我们以对《老子》第四十二章、周敦颐《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二程思想和朱熹《仁说》的解读需要深切把握《周易》及汉代易学思想为列,指出冯友兰、牟宗三、劳思光等诸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缺失。新时代应该有新的真正能够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正确解读《周易》经传及其发展史是成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最重要的前提。     

从范畴看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及其规律

在本刊的上一期里,我们发表了《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的评论员文章,希望哲学史界重视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工作。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把握中国哲学范畴的形成、演变以及各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对弄清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哲学范畴的发展不是自身的推演,而是根源于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实践。这里我们发表金春峰同志的《从范畴看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及其规律》,作者通过中国哲学史上“和”、“反”、“斗”、“合”、“分”等范畴的形成、发展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研究,探索中国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规律。这是一种新的尝试。研究中国哲学的范畴,是一个重要课题,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我们欢迎大家从不同的方面撰写论文。     

帛书《系辞》反映的时代与文化

本文认为,帛书《系辞》比通行本早出,主要是它反映的时代与文化,与占筮、巫术有更深更密切的联系,今本则把其中与此有关的一些重要内容,如“易有大恒”“三陈九德”“古物定命”等等,加以删改了。理性、义理的成份亦大大增强了。从整体看,帛本与通行本系辞,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反映不同的时代与文化。     

论《吕氏春秋》的儒家思想倾向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8年),是秦相吕不韦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体著作。《史记》说“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吕不韦列传》)因为是集论,汇集了儒、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的思想,《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班固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诸子略》)班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虽然杂,但是这并不是     

重视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读《郭象与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经历两汉经学神学几百年的迷信、荒诞、烦琐、干枯、死气沉沉的统治之后,进入魏晋,人们的思想骤然为之得一解放。清新、潇洒、自由,驰骋于玄远、超脱、辩名析理的玄思之境,迅速把中国哲学推进到以本体论为特征的新阶段,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深刻的思维经验教训,众多的研究课题,吸引人们发掘、思考、剖析、总结。解放以前汤用彤先生著《魏晋玄学论稿》,前驱先路,提纲挈领,对玄学的     

论孔孟荀思想与个人独立人格或尊严之关系——兼与周继旨同志等商榷

本文针对周继旨等提出的先秦儒家思想中出现独立人格觉醒的观点,指出直到十九世纪在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中,没有什么“个人独立人格”可言。孔子的“人”是指人的“类”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天地之情人为贵”也只是贵其有义不同于动物。中国古代“人为贵”的观念引导出来的是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而不是近代意义下的人权和个人尊严。孟子时代出现的士阶层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历史趋向,有利于个人独立人格形成的恰恰不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士”而是以杨、墨为代表的“士”。荀子比孟子前进了一大步,他强调“群与分”,“维齐非齐”的法制思想为个体在群体中争得一席的位置,但这只是理想而已。个体人格独立在荀子时代仍然谈不上。不应该把“独立人格的觉醒”和“士阶层的独立人格的觉醒”等同起来。“士阶层的独立意识”指的是“集团意识”,而“独立人格的觉醒”指的是个人意识。“独立人格的觉醒”只有在“士阶层的独立意识”解体之后才能建立。但这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具备这种条件。     

孔子的心灵（之二）——历史的心灵

历史是生命的存在形式。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化历史观念之悠久而严谨是仅见的。历史的延续成为传统，而孔子极为重视传统，他的史教和修史为中国文化树立起典范，历史著作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和古希腊重自然哲学不同，孔子的智慧主要源干历史。和老子一样，孔子对历史的两重性有深刻观察，但孔子对未来还是乐观的，是积极进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