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遗产

很少有人给他的时代留下的烙印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也没有谁的命运比他更为模糊不清了。毛泽东诞辰一百年周年纪念为我们思考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当然它并不是什么神奇的试金石,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出一个权威的论断。从毛泽东经历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比1976年多得多(那一年在《中国季刊》的支持下很快出版了一部探讨毛泽东在各个领域的贡献的书),也比1982年多得多(该年我斗胆提出了自己的评价),但还有很多地方依然是模糊的,他一生的事业所产生的最终影响更是难以确定的。毛泽东的个性既是多面的,又充满了矛盾。他在他的时代扮演了很多角色。一篇简短的论文无法涉及这样一个人物的方方面面。我这里所关注的不是毛泽东这个人,而是他对中国所做的事情,这样,对于他的优点和缺点,无论属于公共领域还是私人品质,只有在它们影响到毛泽东所能成就的事情时,才予以讨论。     

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研究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纪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历经 2 0多年的发展 ,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和忧虑的问题。为评估这一学科的状况 ,分析造成现状的社会和学术上的原因 ,寻找深化学科发展的思路和措施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于2 0 0 1年 1 1月 1 3— 1 4日 ,邀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和学者 ,在广州举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现把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面临着的困难与会专家认为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已经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规范正义——一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立足于历史相对主义的立场反对一切规范正义,而是反对那些自称普适的和永恒的规范正义;他们所认同的规范正义同样不是某种非历史的价值悬设,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地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规范正义。我们可以通过澄清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正义的确切态度来挖掘他们文本中的规范性价值观,并借鉴当代西方左翼正义理论的有益思想资源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这种正义理论契合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是适用于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正义理论,是从克服资本主义结构性缺陷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现实化进程中产生出来的正义理论;同时它也是规范的而非描述性的正义理论,是能够从狭隘的分配领域之调解延伸至社会经济制度之改革的规范性正义理论。     

人民权利:人权的一种替代方案——从毛泽东的权利思维看

在毛泽东的权利思考中,他很少使用“人权”这一概念,绝大多数时候使用的是“人民的权利”,这一细节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人民权利思想是批判性地发展西方人权理论的一种尝试。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中国面临的救亡危局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权利思维,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西方人权理论的局限性,并进而提出了明显异质于西方人权理论的权利思想。作为西方人权思想的一种替代性方案,人民权利思想以强调阶级属性、非精英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利真实性的特质,完成了在反思以天赋人权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人权基础上的一种权利建构。而由毛泽东主导的权利实践的成就和失误都可以从这些特质中找到其根源。以史为鉴、推进当前中国的人权建设无疑应当从清理这一时期的权利理论与实践开始。     

第三世界的"毛主义"

用于描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的观念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产生.当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在冷战中为争夺全球的统治地位而斗争时,第三世界常常成为战场或者军事行动的演出场所.     

从城市激进分子到农村革命家:20世纪20年代至1937年的毛泽东

本文从讲述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开始,涵盖了他漫长人生的前半生.在本文所涵盖的时期结束时,毛泽东成为了党的余部的领导人,这时党刚刚从第二次几近灭绝的大围剿中幸存下来,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和中国西北的人民群众,乃至应对来自日本的新威胁.因此,只有作为毛泽东后期生涯的序幕时,"早期毛泽东"看起来才有吸引力——这个时期,他正等待时机登上历史舞台.然而,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革命的成功领导并非由偶然性或者深层的历史进程所决定.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政治思想基础是在1937年打下的.虽然1937年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农村阶级斗争,而是抗日战争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但是农村革命再次成为1945年至1949年与国民党之间的国内战争的主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