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对灾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感恩、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

以雅安地震极重灾区芦山县的542名中学生为被试, 在地震发生3.5年后, 采用人际反应指数量表测查被试的共情能力, 并在震后4.5年采用感恩问卷、社会关系网络问卷、创伤后成长问卷和亲社会行为问卷测查被试的感恩、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和亲社会行为, 从追踪的视角考察地震后青少年的共情能力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并探讨感恩、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PTG)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 共情可直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可分别通过感恩、社会支持和PTG的中介进行; 共情还可以分别通过感恩经社会支持、感恩经PTG、社会支持经PTG、感恩经社会支持再经PTG的链式中介对亲社会行为起到正向预测作用。这一发现提示, 未来的创伤后心理辅导工作应更加关注青少年的积极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发展。     

中国道教协会领导赴辽宁调研道教情况

2007年6月30日至7月3日,中国道教协会任法融会长、袁炳栋秘书长等一行在辽宁省就部分道观情况进行了调研。辽宁是     

传统中国的情治与情感合法性

高扬理性与结构,贬抑情感,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共同特征,西方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此中偏颇而有"情感回归"之倾向。中国政治社会理论与经验中存在着一种情感互动,补充着西方的情感政治论述。相较于现代情感研究主要关注消极性情感与情感控制,传统中国的情治更多建基于积极性情感,建构出一套政治制度与社会规仪,具有普遍性的功能,形成了不同于现代理性化、结构化的政治合法性类型。作为理想类型概念,情感合法性回应了传统中国政治中大量的情感政治事实,将统治活动抽象为情感活动,即情感的体认、交流沟通与反馈。情感维度能够让我们体认出传统中国政治的特征,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某些特定行为背后的象征意涵。尽管现代社会结构与自我观念使情感转向工具性与碎片化,消极性情感大行其道,但是,积极性情感及其政治社会建构仍然是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内容。     

意象运动的变形形式

某一个单独意象呈现于人们的想象时空，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显现的同时有所发展变化。一方面是意象的情理意蕴中的“情”与“理”保持相对的平衡，则意象保持它原本正常的形态。它的发展变化只是随着情感的和理解的加深，越来越成为灵肉皆丰、形神并茂的形象。另一方面是情理意蕴中的“情”与“理”打破相对的平衡，这时它的发展变化（意象运动）有两个矢性端：其中的一端，由于情感在意蕴中居于强势地位，则意象的形象趋于夸张性的畸形；其另一端由于理义在意蕴中居于强势地位，则意象发展变化的矢性端指向简约、抽象、乃至纯形式化。而这两个矢性端所指，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象变形。因为它是意象显现的发展变化形式，我们视发展变化为运动，故称其为意象运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