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抽象运动

意象抽象运动，其实也是意象变形运动中的一种。意象变形运动主要是“情感表现性特点”的变化所引起的拓扑之变；而意象抽象运动主要是主体内在“秩序要求”所引起的“具象形式化”，     

科学创造想象

科学创造想象的形象性。科学创造想象最基本的性质是意象的一种特殊运动。意象虽然是理性思维的基元单位,蕴含着人类情感评价和理性认识成果;但当它运动于想象时空的观照中时,却始终保持着形象的形式。故而说,科学创造想象是以“形象的运作”创造着世界——世界上一世新的东西。     

古代中国人"化"性思维的生态韵律及审美内涵

“化”即为易与变。“化”性显现自然万物与生命存在的“生生”运演及转换,“化”性思维是探究自然万物间,人与自然间相互依存、互为转换,以及生态性的变化及转化的思维机制。太极思维及“生生”运行节律作为“化”性思维的本体,旨在破解自然天地运行的“化性”之理。人类只有生态性地“察时变”,也就是知自然之“性”,通“天文”之“理”,才可以“人文”而“化成天下”,并运演节律及转换性而构筑人文生态。“道化”到“生化”的转化过程呈现了“化”的气脉韵律及转换序列,而“造化”与“神化”则使“化”性思维在生态审美化中悟解“自然”的高妙。     

理念与境遇──论朱熹的伦理思想

由强调理欲之间的对峙及确立理的优先性，朱熹使当然之则的普遍性及其超越感性经验的一面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后者相应地亦意味着道德领域中形式规定的突出。然而，通过仁与理的沟通、情的引入，通过肯定礼仪的节文与人格的统摄之间的统一，以及对“权”与境遇分析的关注；朱熹又确认了道德原则与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存在之间的联系，并注意到了道德实践中实质的方面，从而不同于形式主义的伦理学。朱熹伦理思想中的多重趋向无疑表现了其体系的复杂性，而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则在于为我们重新思考伦理学中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并对二者作合理的定位，提供了某种理论的资源。     

论先秦儒家“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

"仁义礼"三位一体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总脉。它肇端于孔子,完成于孟子,系统阐述于荀子。在此三位一体架构中,"义"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上承"仁",下起"礼";大而言之,则上接于"道",下侪于具体语境。对"义"的涵义需于仁、义、礼或者道、本心与语境三者通融一贯的整体意象下予以把握,"理"、"宜"、"意义"和"正当性"等具体涵义均来源于此一整体意象。"义"的核心意蕴则为"道德辨别力","仁"或者"道"通过它得以落于实行;反过来,对外在规范(礼)的践行亦可由之达于至道。概言之,"义"是沟通外在情境与道德本体的枢轴、实现情理转化的关键。同时,道德辨别力具有自我创新的特性,借助它,"仁义礼"三位一体结构便成为一个动态的体系而永葆活力。     

我国传统认知方式现代化的思考

我国传统认知方式现代化的思考陈爱华我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在此氛围中形成的认知方式具有情理的特征。重感通、直观和类推。在运作过程中,注重“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注重从事物的整体和联系中把握其规定性;较注重经验与实用。这些优点又蕴涵了它自身的缺陷,如重情理感通而鄙视实证分析;重整体直观而轻理性探索;重实用经验,忽视理论升华。与情理认知方式形成鲜明对照的古希腊文化则注重探索自然规律,发展科学技术,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方试都统一于理性。在运作过程中显示的特征是：求索性、实证性、理论性与系统性。情理认知方式应吸取理性认知方式中的合理因素,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充、深化和重组,从而实现认知方式的现代化。首先,将情理感通完善化。对原有的“情”和理的内涵加以扩充,将人伦之情与理性之情相融合,将伦理之“理”与理性之“理”相容并蓄。既要进一步探索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又要积极探索自然、社会、思维的规律性,注意人一社会一自然这一超大系统协调运转。其次,情理直观的分析化。在情理直观中引进分析和理论论证的机制。通过对事物内在结构的观察,进而通过分析、抽象、归纳和理性升华,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真实、精确的认识。再者,类推进的理     

以感觉为尺度的评价

评价标准有三种形式:“感觉”、“意象”、“观念”。以“感觉”为尺度的评价与以“意象”和以“观念”为尺度的相比,具 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它具有鲜明的私人性和个体差异性;二是它具有 强烈的情感体验性;三是它具有直接性;四是它具有明显的易变性。     

中国哲学"无"性思维的生态审美意蕴

“无”的本体存在状态，体现着人类本有的思维品性，并深层次地呈现着系统整体化的生态思维的特性。“无”呈现着自然本然性的存在，以及人在自然世界中生命体验的根本旨归，它是在超越和消融现实的“有”中，动态性地还原人与自然同生共长的生态化存在机理。“无”的内在韵味既蕴涵着中国人审美体验与审美理解中求“味”与“韵”的独有方式，更在体现生态审美意蕴的内在机理中审美化的运演生命活动的运动节律。     

从“自性”走向精神生命的“自由”与“平等”——庄子哲学理路解析

万事万物各具其理,其本原又与天地同归一气,气绵延统贯于万象,道承载于“天地之气”,“道体”亦即内在于主体的故有本性、规律。万事万物的本体自性俱足,无须孜孜向外求道,只需求诸于内。“自性”即主体自我反省时的迥然一念明觉,自性呈露既是“天道”,又是独具的“生成之理”,是“道”与“理”的统合。万物但能清虚自守,复归自性,“万物一体”之“道”即如如显现。纵然天地间万事万物各有所待,但当境自足,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万象归复自性,又实则趋向于“道”的秩序井然的宇宙论模态与本体论体系。由自我本性之朗现,人之自性与物之自性和谐感应,故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意见皆无不对,而得出万物齐同平等,主体精神生命“自由”实现的圆融哲学理路。     

亚里士多德论运动与现实的区分——以《形而上学》Θ6中的“观看”为例

在《形而上学》Θ6的1048b18-35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运动和现实,认为同一项活动不可能既是运动又是“严格意义的现实”。本文旨在阐明这一区分的内涵。通过考察“观看”这一典型例子,可以发现一项活动是运动还是“严格意义的现实”,取决于我们所采取的视角。从动力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现实都是运动;而从形式的角度来看,只有一些运动,因其在形式上具有完备性,而成为“严格意义的现实”。因此,“观看”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活动可以同时被称为运动和“严格意义的现实”。     

孟荀的“性—情”结构论及艺术本体性

本文从孟子和荀子思想中的“性”与“情”两大范畴入手 ,构建了一个作为生命本体存在形式的“性—情”结构论样式。通过对统领“性—情”结构论的“心”本体的聚合和分解作用 ,梳理了一个心—性—情的逻辑脉络。将“乐”作为形式本体与审美快感体验的主要体现方式进行解剖 ,而使之成为艺术本体存在和审美愉悦的现实参照。本文认为 ,由“心”本体而建构的“性—情”结构论 ,是后世的艺术创造活动中人们提出的所谓“吟咏情性”和“心统性情”等命题的始基 ,它既有张扬艺术情感而创构艺术魅力的作用 ,也有以伦理文化制约艺术一审美体验的局限性。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臆解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从已有的和可能的解释看 ,大致包含三重意蕴 :在知识论层面 ,孟子的命题并未建构一种主—客之间对象性关系框架和主体性姿态 ,而是超越了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 ,超越了唯物论和唯心论及其对立意义上的心物关系 ;在道德哲学层面 ,它从性善论和道德的自足性角度给出了道德的内在理由 ,并从境界和功夫两个方面说明了“万物皆备于我”的伦理学意义 ;在形而上学层面 ,它彰显了人的存在论基础 ,“万物之理皆备于我”和“万物皆备于吾心”从不同侧面阐释并发挥了孟子的命题 ,从而凸显了“万物皆备于我”的形而上学意蕴。     

心理暗示——神奇的“v”字运动

1940年末,一个“V”字运动从比利时的大街小巷悄悄萌生。在路上,不论是否熟悉,人们都习惯地伸出食指和中指互相表示“V”字;在大街的建筑物上,到处都画着“V”字;在各交战国之间邮寄的信件中,“V”字符号更是随处可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种以手势、符号为活动形式的群众性心理暗示,很快便风靡了整个欧洲大陆,并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起欧洲各沦陷国民众的思想、情感和信念,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力地震撼和瓦解着德军的心理防线,引起了希特勒及其统帅部的极大恐怖。一个“V”字战役运动便开创了20世纪军事心…     

梅兰芳表演美学精髓的当代阐释及价值

梅兰芳的“表情”并不局限于“面部”,而是“具身”性的。所谓“具身表情”也即戏曲演员处处以“有声皆歌、无动不舞”的身体纯净姿式来“表情”,它是以唱、念、做、打(舞),口、手、眼、身、步等极其繁难艰奥的“四功五法”童子功为根基所建构的身体“姿式化”的审美符号系统。梅兰芳的表演处处要显得美又不费力，就必然涉及戏曲演员“新的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在”即“异在”。“在”之作为出离遮蔽，作为“展开状态”,正是通过“特定变异”而扬弃自身，即以非对象性的“异在”而“在”。这个“异在”正是梅兰芳所获得的“新的存在”之独属于艺术家的“存在感”。这种独异于人的艺术家的“存在感”使原本日常的“梅畹华”生成为“尚不是的……”,由此开启了梅兰芳“在”即“异在”的独绝审美在场视域。正是奠基于具身表情所凸显的“在”即“异在”性，对梅兰芳表演艺术最根本的知觉视域因而就是借助“观众的想象力”可心观直透的作为非对象性、非实体化“纯粹的创造物”的意象世界。正是借助建立在具身性童子功基础上的“反复出现的原则”——“前置表达”这个“演员的秘密”,梅兰芳的表演处处让观众目(耳)不暇接地知觉到具身意象的生成性、流动性和重叠性。     

抽象美学视域下的道教《五岳真形图》研究

《五岳真形图》在晋代就已作为道教修炼的重要物质材料，后发展出多种抽象的视觉形式。本文从文献和图像出发，分析其视觉特征；其次阐释“真形”乃是道教生命本真的状态，显现为千变万化的“气象”,道教徒借助特殊、神秘的符图实现与“洞天”世界的互动；在美学意义上，《五岳真形图》体现了道教的抽象思维和象征思维，道教徒企图通过特殊的视觉形象控制超自然的力量，维持体内小宇宙与身外大宇宙的平衡。     

论布洛赫的圣经文学批评

通过分析圣经文学中的“苦难与压迫”,布洛赫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宗教革命论；通过探索圣经文学中所承载的“具体乌托邦”,他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无神论；通过启用圣经文学中蕴含的“希望原理”,他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文化理想论。以此，结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维度，他活用圣经文学经典，不但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宗教观，而且创新发展出了以“预先显现”为核心的理想唯物主义宗教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种理论贡献。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论析

本文考证和辨析了《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五性”指“精、神、聪、明、音声”五者，具体指精气、五藏神及人的听、视、言等感官能力。“六情”指构成人身体的“形、骸、骨、肉、血、脉”六种情实，引申指人身的六种情欲。从内容看，《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与《白虎通·情性》的“五性六情”说不同。在《白虎通》中，“五性”指“仁、义、礼、智、信”,而“六情”指“喜、怒、哀、乐、爱、恶”。《河上公章句》又认为“五性”属阳，是人能够实现“长生久寿”之生命目的的必要条件，“六情”属阴，是人修道养生的消极障碍，并主张“守五性，去六情”。《河上公章句》的性情说在思想上有所创新，它一方面在形式上继承了汉儒“性阳情阴”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将“性”与“情”转变到道家的养生说上来。     

中国古代诗歌中竹子的“清”之美

中国竹文化历史悠久,历代的诗词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咏竹诗。竹的清、挺拔及四季常青常被审美化处理,当进入人们的生活,并在诗词中给予审美表达,其意境则更加悠长。竹子修长挺拔、直冲云霄的自然形象更让人想象到耿直不阿、忠贞坚定的人格形象。当竹的“清美”意象被赋予了浓厚的生命感及情意色彩后,竹便展示出不畏严寒、经冬不凋的“清高”之美;竹林的清幽静谧,使人畅神怡目、让人感受心境澄净的“清静”之美;清风吹拂竹林,凉风习习,人们坐饮其中,让人感受到“清风”之美。     

《管子》四篇“气”论的体育学信息

《管子》四篇关于“气”的阐释，是中国古代气功发展基础理论的奠基石。这四篇文章释放出来的体育学信息，从体育生理学角度看，把“气”看作是身体内部的一种运动着的物质形态，认为“气”在人体的内部按照“道”的规律在运动变化；从体育心理学角度看，“气”是一种健身养生的方法，从体育运动学角度看，“气”又是身体内部的运动体。这一理论，不仅对中国古代的医学、保健学、体育学等学科的发展有着杰出的理论贡献，而且丰富和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古代体育的活动类型。     

“现代”的诱惑与危机--再论中国现代主义写作

“新时期”以来，对文艺“形式”的探索再一次引起广泛讨论，不同于50年代，它以不可遏制之势创造了系列理论与大量作品，“意识流”、“怪诞变形”等手法普遍运用于小说创作中。对“现代派”创作资源的征用究竟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现代主义写作？中国的文艺、政治和社会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下发生了什么改变？重新进入中国现代主义创作，将有助于找到进入上述问题的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