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标定和性别类型行为的选择

本研究采用性别标定作业,测验了43名出生21个月到40个月的儿童辨别男女孩和男女成人图片的能力,并在通常按性别类型分的三种行为(选择玩具、攻击性和同龄游戏伙伴的选择)上对通过性别作业的儿童(平均年龄30个月)与未通过性别作业的儿童(平均年龄26个月)进行了比较.本研究预测,通过了性别作业的儿童会选择同性伙伴和更有性别特点的玩具,通过了性别作业的女孩攻击性会减弱,男孩则没有变化.但结果只证实了攻击性和选择同龄伙伴的预测,选择玩具的预测则没有得到证实.     

儿童的模仿和语言发展

某些关于儿童语言获得研究者认为,模仿与言语获得没有关系(Slobin,1967).早在六十年代,不少人研究了儿童直接模仿成人句子的效果(Brown,Bellugi,1964;Cazden1965).他们认为,尽管模仿在儿童语音、新词语的获得和习惯语表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并不能说明模仿在儿童句法获得中起作用.Slobin(1967)指出,在某种情况下,儿童能对成人的句子正确地模仿,只是能模仿的这些句子比儿童自发的句子(Spontaneous sentences)稍长或稍复杂些.我们认为,这种模仿能加强儿童的句法能力,因此有利于儿童下一阶段句法能力的发展.近些年来,Bloom,Hood和Lightbown(1974)提供了儿童早期言语发展的证据,表明有模仿倾向的儿童似乎是通过模仿来掌握新的语义句法关系以及新的词汇、习语.有模仿倾向的儿童在语气材料和上下文知识的处理中是积极的.这些研究涉及到句法,也涉及到发展方面的作用.     

悖论,类型论以及解救悖论的其它方法(续)

罗素的观点看来是主张,类型论提供了避免一切悖论的方法,此外类型论在本质上还是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让我们依次来考虑这两点。晚近的作者在所谓“语义悖论”和集合论悖论之间作出了区分,而罗素没有这样做。埃匹曼尼德悖论被称为语义悖论,因为它在本质上涉及到真的概念(谎话是不真的);并且“真”被称作一种语义关系,因为它是     

运动心理学的历史和当前的研究课题

一、历史运动心理学的基础在于运动学习和动作操作。1920年之前,就有少数人单独地进行一些零星分散的调查。这些调查推动了各种心理变量影响动作操作的研究。首先在美国发表的是观众对自行车比赛的影响。在1918年,伊利诺斯大学的心理学家C·R·格里菲斯对足球运动员和篮球运动员的反应时进行了比较,这仅仅为以后的研究播下了一些种子。在此期间,其它国家(苏联、德国和日本)也有类似的研究。 1920—1940年间,有些人对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发生了特殊的兴趣。美国的运动心理学之父 C·R·     

欧州关于领导问题的研究

欧洲学者对于领导问题始终保持着兴趣。现代的有关研究有别于美国,更注重理论探讨,所考查的因素也更为广泛。英国伦敦塔维斯托克人类关系所的研究将组织看作为“社会-技术”系统,而领导就负责管理系统内各子系统间以及与环境间边界关系的过程。英国阿斯顿大学则认为是组织的整体结构而不是个别管理者的领导行为方式决定了组织的运行。斯图亚特的学说介乎两者之间,它将领导分为必须完成的、自愿完成的任务和限制完成任务的因素三种成分,这样领导既是被决定的,又是可作出选择的。在欧洲对领导问题中参与过程的研究很流行。几项大规模的调查表明参与性决策具有差异性和阶段性,因而海勒-维尔波特提出权变理论。领导问题的研究应朝着能够对在某一具体情景下领导者应如何行动作出预测的方向进行。     

影响学习的动机过程

动机过程影响儿童对知识和技能的获得、迁移和使用,但与教育有关的动机概念仍难以捉摸。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心理学家C.S.Dweck利用社会-认知框架中的最新研究,描述了适应和适应不良动机模式,提出了一个以研究为基础的动机过程模型。这个模型表明儿童在认知任务中所追求的特定目标如何决定他们对成功和失败的反应、如何影响他们认知操作的质量。Dweck认为这种探索对改变适应不良动机过程的干预的设计和实践有重大意义。她根据这个模型解释了动机对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的影响,她观察到以经验为基础的干预可以防止当前的这种成绩差异。     

模态逻辑的某些认知解释

Ⅰ我们的信念(至少)在两方面是模糊的:所相信的命题是模糊的(含有模糊的概念),相信与不相信的界限是模糊的,就是说相信这个概念本身是模糊的。通过下面的语句我们来说明后一种类型的模糊性。(1)光比声音传播的速度快。(2)大量的维生素 C 预防流感。(3)奥尔弗·帕尔梅将在1980年出任瑞典总理。(4)大卫·休谟身高五英尺六英寸。     

善良的权力意志(答 H.-G.伽达默尔)

在昨晚的会议和讨论中,我寻思:这里除了,我用我们刚才听到的某些话来说,未必会有的辩论、反问和无法找到的对象之外,还会有些什么?我一直在这样寻思着。我们以伽达默尔教授为中心,相聚一堂。因此,我希望我这些话首先是向他说的,我还想向他请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昨晚对我们所说的善良意志,和对善良意志及协调愿望的绝对确信的号     

然而是善良意志的权力(驳 J.戴利达)

戴利达先生提出的问题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就本文和本文诠释的说明,在针对戴利达的众所周知的立场方面,没有达到目的。我很难理解他向我提出的问题。但我将努力去做到这一点,就象一个希望理解和被理解的人那样。我绝对看不出这种努力何以属于形而上学时代或更进一步属于善良意志的康德概念时代。我的思想,我已经在包括巴黎的讲演在内的讲演中说得很清楚:“善良意志”对我来说意味着     

生命伦理学的方法论问题

在过去的30年中,人们目睹了一场使伦理学问津生物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专业的学术和教学的复兴。这个领域(不是学科)现在被称作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是个新术语。尽管它看起来很新奇,但是在过去20年间,这个领域中的活动只不过是两千多年的思考、写作和教诲的后继,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目前的这场复兴(本文是这场复兴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道德神学家和宗教伦理学家发起的,尤其是弗莱彻和赖姆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