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问题还是伪问题?

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诞生时期,这是一个可以与先秦诸子百家媲美的第二个学术黄金时代.不但在文史和哲学领域,而且在科学领域,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黄金时代过早地结束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恢复生机,繁荣发展,学术出版物的数量以不亚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快速增长,各类评奖的优秀成果如雨后春笋般茁壮生长.     

中国古代价值律的重构及其现代意义[下]

综合第一部分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伦理传统内容极为丰富,既有提倡“金律” 和“银律” 的一面,又有利用“铜律” 的一面,还有防范“铁律” 的一面。丰富的伦理传统是现代的道德建设的丰富资源。通过对它们的现代解释,我们可以并且能够把“金律”、“银律” 和“铜律”结合起来,以共同抵御防范“铁律”。我们把在借鉴传统的基     

《里克尔的解释学》中文版序言

高宣扬教授向我建议,为他所写的诚心诚意论述我的著作的书,撰写一篇序言;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但是,除了我感受得如此强烈的荣誉之外,我还愿意表达内心的喜悦,因为他使我能够向中文读者们,呈献我对自己的作品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我等待着我的读者们给予回答的所有这些问题,归结为这样一个待认识的问题,即:对于语言的分析,不管是在我的书中已明确地讨论过的,或者是那些在较少直接地论及语言的著作中尚未言明的,是否都真正地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关于“西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都说现在有股“国学热”;相比之下,西学不如国学那样热,人们对“西学”的概念还很生疏,误解更多。比如,望文生义地认为西学就是西方人的学问,想当然地把西学的传播等同于“西化”,简单化地把西学的主流概括为“西方话语霸权”,如此等等。这些糊涂认识已经并且正在阻碍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为此,有必要对“西学”概念作理性的分析,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西学研究面临的几个理论问题。一、西学是现代中国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西学”的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最先是指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的学说。最早的西学应该是印度的佛学,但佛…     

罗马教廷回应圣经批评运动的七大文献

天主教作为思想和建制统一的大公教会,对圣经批评运动和思潮的回应最为全面和严肃.罗马教廷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在大公会议宪章、教宗通谕和信函的正式文件中多次对圣经批评运动做出回应.最重要的是七大文献分别是:特伦托会议《关于圣经正典的敕令》(1546年),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的《天主之子宪章》 (Dei Filius,1870年),利奥八世的通谕《上智之天主》(Providentissimus Deus,1893年),本笃十五《安慰之圣神》(Spiritus Paraclitus,1920年)庇护七世通谕《圣神之默感》(Divino Afflante Spiritu,1943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的《天主启示宪章》(Dei Verbum,1965),以及本笃十六最近的牧函《主之道》(Verbum Domini,2008年).本文拟以这七大文献的要点和历史背景为切入点,梳理圣经批评运动的起源、发展及其对天主教义教理和学术思想的影响,最后反思圣经批评所引起的基督宗教学术思想面临的困境.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个误解--从Being的意义谈起

西方哲学的传统的核心和基础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Being(希腊文的动词einai及其动名词on,拉丁文的esse,英文的动词不定式to be和动名词being,德文的Sein,法文的etre),是西方哲学的中心范畴.从古到今的西方哲学充满了Being的意义的辨析和改变.在西方哲学史上,Being有各种不同的意义,任何固定的意义都被颠覆,被颠覆的意义又被更正和修改.Being的意义的每一次变动都伴随着形而上学体系的新旧交替.由于Being的意义的复杂性,西方哲学界多次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其中也包括如何用现代西文翻译希腊哲学中与einai相关的术语的问题,但至今也没有一致的意见.     

哲学的“进化论转向”——再论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

1993年 ,我在《2 0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以往的西方哲学经历了四次危机 ,前三次危机都迎来了下一阶段的哲学发展 ,但从 1 9世纪末开始的第四次哲学危机至今还没有找到发展的出路 ;2 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可被视为摆脱危机而作出的一种努力 ,但始终笼罩在哲学危机的阴影之中。我曾乐观地预言 :“西方哲学将沿着跨学科、跨文化的大哲学的方向 ,最终将摆脱纯哲学带来的危机 ,这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赵敦华 ,第 2 86页 )这一结论引出更深入的问题 :哲学可以与哪些学科交叉 ?在哪些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 ?哲学…     

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理论和实践的考察

一、什么是基督教哲学?“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在历史上曾引起三次大讨论。第一次发生在早期教父中间,第二次发生在上世纪初的新经院哲学家中间,第三次发生在当代英美哲学家中间。基督教诞生伊始,耶稣和他的使徒都强烈地反对犹太教的拉比和文人以及希腊哲学家的理性骄傲和文化歧视。使徒保罗在雅典与哲学家辩论,他引用经文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哥前1∶18)并警告信徒不要让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现世的哲学,就把你们掳去。”(歌2∶8)一些教父从字面上理解经文,把希腊哲学等同于…     

古典语文学家如何书写历史?——从尼采案例引申出的教训

本文分析了尼采的两个主题——酒神精神和敌基督的思想来源,用文本证据揭露他自由摘取当时德国古典学中狄奥尼索斯传统和圣经语文考证学中的历史批判的基本观点,同时又对他所引用的作者加以激烈抨击。这种现在看来实属恶劣的文风,反映了尼采对古典语文学考证所持的"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一贯态度。这种态度的影响在福柯"谱系学"的历史叙事中明显可见。本文以尼采的写作为例,对这种借古典语文学证据"严谨可靠"的名义,宣扬自己主观意念的"历史写作"提出批评。     

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历史过渡:从圣经的观点看

众所周知,17—18世纪政治哲学的主要派别是"社会契约论",其主要版本依次为霍布斯的、斯宾诺莎的、洛克的以及卢梭的。所有这些版本都设定了"自然状态"、"自然人"、"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等概念的优先性,从这些概念的意义出发来推导论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和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