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州关于领导问题的研究

欧洲学者对于领导问题始终保持着兴趣。现代的有关研究有别于美国,更注重理论探讨,所考查的因素也更为广泛。英国伦敦塔维斯托克人类关系所的研究将组织看作为“社会-技术”系统,而领导就负责管理系统内各子系统间以及与环境间边界关系的过程。英国阿斯顿大学则认为是组织的整体结构而不是个别管理者的领导行为方式决定了组织的运行。斯图亚特的学说介乎两者之间,它将领导分为必须完成的、自愿完成的任务和限制完成任务的因素三种成分,这样领导既是被决定的,又是可作出选择的。在欧洲对领导问题中参与过程的研究很流行。几项大规模的调查表明参与性决策具有差异性和阶段性,因而海勒-维尔波特提出权变理论。领导问题的研究应朝着能够对在某一具体情景下领导者应如何行动作出预测的方向进行。     

模态逻辑的某些认知解释

Ⅰ我们的信念(至少)在两方面是模糊的:所相信的命题是模糊的(含有模糊的概念),相信与不相信的界限是模糊的,就是说相信这个概念本身是模糊的。通过下面的语句我们来说明后一种类型的模糊性。(1)光比声音传播的速度快。(2)大量的维生素 C 预防流感。(3)奥尔弗·帕尔梅将在1980年出任瑞典总理。(4)大卫·休谟身高五英尺六英寸。     

善良的权力意志(答 H.-G.伽达默尔)

在昨晚的会议和讨论中,我寻思:这里除了,我用我们刚才听到的某些话来说,未必会有的辩论、反问和无法找到的对象之外,还会有些什么?我一直在这样寻思着。我们以伽达默尔教授为中心,相聚一堂。因此,我希望我这些话首先是向他说的,我还想向他请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昨晚对我们所说的善良意志,和对善良意志及协调愿望的绝对确信的号     

然而是善良意志的权力(驳 J.戴利达)

戴利达先生提出的问题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就本文和本文诠释的说明,在针对戴利达的众所周知的立场方面,没有达到目的。我很难理解他向我提出的问题。但我将努力去做到这一点,就象一个希望理解和被理解的人那样。我绝对看不出这种努力何以属于形而上学时代或更进一步属于善良意志的康德概念时代。我的思想,我已经在包括巴黎的讲演在内的讲演中说得很清楚:“善良意志”对我来说意味着     

生命伦理学的方法论问题

在过去的30年中,人们目睹了一场使伦理学问津生物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专业的学术和教学的复兴。这个领域(不是学科)现在被称作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是个新术语。尽管它看起来很新奇,但是在过去20年间,这个领域中的活动只不过是两千多年的思考、写作和教诲的后继,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目前的这场复兴(本文是这场复兴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道德神学家和宗教伦理学家发起的,尤其是弗莱彻和赖姆塞。     

休谟论道德判断

有些哲学家十分强调道德,他们似乎非常真诚地认为,善是个庄严而崇高的主题,追求善是个鼓舞人心的终生事业。例如康德和卢梭就是这样。康德谈论人类本质高尚方面的崇高性,谈论人类崇敬道德律的崇高性,这是十分自然的。他说道:“义务!崇高而非凡的名词。”但是,休谟的意见与此截然不同。     

领导者的领导者

M.海德格尔1933年的政治错误的严重程度比他想让世界相信的还厉害。1966年3月11日哲学家海德格尔给作家 E.凯斯特纳写信说:“从根本上讲事情与我1933年至     

完善新体制的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本性

苏共27大的特点之一,是异常重视完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代表大会遵循马列主义学说,特意强调指出,忠实于这个学说并不在于重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和结论,而是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在苏共中央为27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援引了列宁的下述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     

心身问题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致力于弄清他们与宇宙的其他部分的关系。由于不同的理由,许多哲学家今天不愿处理如此之大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仍旧遗留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对于作为人类的我们自己,我们有一种常识性印象,但它很难符合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整个“科学”概念。在一个科学告诉我们完全由无意识、无意义的物理     

科学解释

解释是科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对于这一点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异议;但大家对于所提出的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却有很大分歧。这类分歧,尤其是在史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大都与所谓圆满解释的定律论模型(nomological models)或演绎模型(de-ductive models)有关。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争论:许多(也许是大部分)科学家和哲学家坚持认为,定律论模型和演绎模型显然适用于自然科学,并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