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中和新旧说转向的再审视——从“方往方来之说”到“识仁”与“持敬”

传统观点认为,乾道己丑春(1169年,朱子年40岁),朱子与友人蔡季通讨论中和问题,突然自疑旧说之非并确立新说,中和新旧说遂以此为划界。这容易让我们忽视一个重要事实:新旧说的转变是一个渐进而非顿悟的过程。丙戌,朱子去信南轩确立中和旧说之后,自丁亥年(1167年,朱子年38岁)开始,朱子思想中出现了"识仁"与"持敬"工夫的认识转向,这标志着中和新说思想已经开始酝酿。中和新说的萌芽尤其反映在《答张钦夫》第三十四书("中和旧说"四札之最后一札)中。提出这一点,不仅有利于确定学界一直争论的"中和旧说"四札的顺序,同时看到《答张钦夫》第三十四书在中和新旧说转向过程中的重要性,更有利于重审朱子中和旧新说的转变过程。     

“中和旧说”与朱子早期思想的关系及其理论困境

朱子的“中和旧说”是对其早期思想的延续和深化。在“中和旧说”中,朱子以生生不息的变化和心灵的不息活动为已发,以使得这一活动得以不息的本原为未发。为了通过已发把握未发,朱子将工夫指向了把握不息之流的一念、瞬间,但这一工夫方向却带来了支离、急迫的难题。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朱子调整了对生生变化的理解,在生生变化中确立了本原的相对稳定的完足的呈现形态,这一调整体现在心性关系上就是心灵在未发时节呈现自身具足的天命之性。这一转向既是朱子对延平静中体验未发之教的安顿,更是他本人致思生生变化的思想结果。     

朱熹“中和新说”与关学关系探微

朱熹心分体用的"中和新说"直接受到程颐的启发。而程颐先是力主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后在与关学学者吕大临论"中"的讨论中,了悟到心也有未发、已发的不同;前者为心体,后者为心用。朱熹受此影响,遂有"己丑之悟",实现了从"中和旧说"向"中和新说"的转变。朱熹后在解释张载"心统性情"说时,以"中和新说"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使这一观点更为鲜明。     

朱子“中和旧说”发微——以“人自有生”四札为中心

朱子"中和旧说"关于本体与工夫的见解经历了五层发展:一是学延平静坐求中而不得;二是自悟性体心用,学南轩省察识仁;三是因南轩"二物"之评,更以"一念已具体用";四是定型"中和旧说";五是因工夫无下手处,遂整体怀疑反思"旧说"。此五层见解有三大问题:一是无关"中和"本旨,故造成本体、工夫皆误;二是在本体上混两种体用而不知,故不能明确界定未发之中;三是在工夫上缺失涵养一节,故不能抵达"未发之中"。     

论朱张“未发之说”之辨与“己丑之悟”的关联

代表朱子“中和新说”的文献中暗含有对张栻“未发之旨”的回应。朱张之间的互动从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开始，直到朱子给张栻的书信《诸说例蒙印可》为止，贯穿了朱子“己丑之悟”的整个过程。张栻“未发之旨”的要义包括“心之昭昭分为已发”和“喜怒哀乐之中与寂然不动不同”两点，而这极有可能是触发朱子与蔡元定1169年中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     

“中和新说”后朱子工夫思想的发展

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来概括朱子的工夫思想并不十分精准。"中和新说"后,朱子通过引入小学工夫和知行工夫两个理论,厘清了工夫次第问题,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工夫思想。最终,朱子构建起了一套"知之在先,行之在后;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交融共进,敬贯通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的工夫思想体系。     

"仁义之根"与"万善之原"——关于李二曲"性论"的几个问题

作为明清之际理学大家,李二曲融摄了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其关于"性"之论述既有朱子"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义涵,又与阳明"心之本体即是性"、"心即性"的思想相契.其"性"之思想表述内容丰富,既有道德本体之义,又有宇宙论事实叙述.作为道德本体之"性",未发之时它无善无恶,湛然虚明;已发之时便产生情.为保证性情同一,李二...     

再论朱子"四端之发有不中节"——捍卫朱子性善论之基础

许多学者认为朱子"四端之发有不中节"的思想动摇了其性善论的基础.这种看法存在着"双重滑转",既把"四端之发"滑转为"四端",又把"不中节"滑转为"不善",由此对朱子的相关思想产生了严重误解.通过分析可知,"四端之发"的整体过程在时间中包括"发显""持存"和"落实"三个阶段,"不中节"只能指涉后两个阶段,"发显"的四端本身则纯善无恶.因此"四端之发"之"不中节"并不蕴含"四端"之"不善",朱子性善论的基础仍可保持牢固.     

论朱熹“中和”学说的理论意义与现代价值

“中和”问题是儒家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上来源于《礼记·中庸》。《中庸》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告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对人生的存在结构的揭示。“致中和’嘱于人生的修养实践过程,因而,中和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如何理解“中”与“和”？如何“致中和”？朱意的理学本体论就是从体悟中和问题开始的,其“中和新说”的确立是其思想成熟的标志。正是在“中和新说”的基础上,朱震提出了“心统性情”的本体论架构和“居敬”与“穷理”相结…     

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栻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

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对此句"中正仁义"从阴阳动静、礼智仁义、亨贞元利的角度予以诠释,即中正对应礼智、亨贞,正、义为静,仁中为动。朱子此诠释强化了"主静"在人极修养中的重要性,消弱了中正仁义的主体修养的道德价值。朱子于此句断句没有问题,但其门人后学有时单提"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忽略了"中正仁义"于人极修养的重要性。明初学者孙作明确把"主静立人极"断为一句,明代一些阳明后学喜说"主静立人极",以之为周子学说要旨,明末刘宗周为此说集大成者。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常以"主静立人极"论周敦颐思想。明代以来围绕"主静立人极"问题,学界有不少批判反思。全面认识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     

“四端”“七情”:东亚儒家情感哲学的内在演进

"四端""七情"是儒家情感哲学的核心内容,分别代表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先秦儒学对自然情感做了初步归纳,最为完备的表述是"七情"说。孔子对道德情感多有指点,孟子进一步总结为"四端"说。朱熹正式探讨"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朱子语录》中提及"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但在其"心统性情"的架构中却将两者同归于属气之"情"。朱子思想内部关于"四七分合"的矛盾对东亚朱子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朝鲜儒学史上形成了持续日久的"四端七情论辩",其中以李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主张"四七分理气",以李栗谷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张"四七气发理乘一途"。从孟子到朱子再到退溪,儒家情感哲学关于四七关系的理解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     

东亚儒学视域中的“人心道心”之辩——以整庵与栗谷为中心

"人心道心"作为朱子"心"论的核心范畴,与已发未发、体用及理欲等诸范畴相联系,在理学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说由二程始倡,经由朱子阐发而彰显。至16世纪,"人心道心"论经由整庵的发挥,不仅成为明代理学的主要论题,而且成为理学心性论的核心范畴。"人心道心"论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和核心概念,得益于韩国儒者富有创意的诠释与持续激辩。     

论朱子学“未发之前气不用事”的思想

随着“气质之性”说的确立,“气”的观念成为朱子晚年讨论已发未发问题时的一个要素。文章从黄榦论性时所引述朱子“气不用事”的思想出发,梳理分析明清朱子学和朝鲜性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于朱子学中所说的“未发”,如果从性去理解可称为主性派,从心去理解则是主心派。主性派中,又可细分为主“天地之性”说和主“气质之性”说。主心派中,又可细分为“未发为中”说和“未发不中”说。通过这些不同理解,可见有的问题朱子本人虽论述较少,但却成为后世朱子学者的重要讨论对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朱子学内部的不同观点或派别,这一过程也使得朱子哲学体系中的各种逻辑可能性得以渐次展开。     

朱子“生理”思想研究

朱子哲学中的"理",从静态的层次,可以分为"生理"和"原理";从动态的层次,则"生理"又可进一步分殊为天理、性理、伦理、物理,而朱子所说的"生理"具有本体义、发用义、流行义和主宰义。在本体的意义上,"生理"和"原理"是直接同一的。"生理"和"原理"也不是两个"理",而是同一"理"的两个面向。本文主要是为了突出朱子哲学中"理"的"生理"的面向及其本体、发用、流行的含义。"原理"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纯逻辑的"原理",而且是作为存在论和价值论本原的本体。后世儒者之所以对朱子的"理"有各种争论,主要原因是没有突出其"生理"的面向,以及没有对"生理"进一步分殊,同时对"生理"所具有的本体义、发用义、流行义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更多强调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原理"的层次以及"形而上"的含义,所以对朱子哲学有各种曲解。     

互藏交发说的困境及出路——王船山的人心道心思想新探

王船山的人心道心思想存在前后两说。前说为互藏交发说,其文本基础为《尚书引义》;后说为人心通孔说,其文献依据为《读四书大全说》。互藏交发说有两个支柱,即互藏与交发,而交发要求四端与四情数量完全一致。该说面临着性情不分的困境,解决出路在于回归朱子的人心通孔说。在后说的人心道心思想中,船山既回归朱子,又区别于朱子。其基本差异在于:朱子认为道心是情,船山则规定道心是性。     

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

"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一般意义上,"全体大用"指"明德",指"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全体"指"心具众理","大用"指"应万事",这是朱子明确写进《大学章句》的晚年定论。朱子"全体大用"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朱子的政治实践之中,也体现在其书院教化、《家礼》实践、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之中。经历了宋元明清的思想交锋和承传与创新,"全体大用"思想也渐渐从注重内在道德的提升不断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走向东亚,成为世界性的儒学资源。     

陆世仪“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时代意义

朱子的格物穷理说自经明代阳明心学批评后,其理论基础及实践方法受到了极大挑战。陆世仪处朱子学式微之际,学宗朱子,如何面对异说之兴,阐释朱子格物穷理说之方法与目的,成为一重要时代课题。陆世仪揭示"物格则无物",抉发朱子之"格物所以明此心"的究竟目的,以回应王阳明对朱子格物说为"务外遗内"之批评,又阐述天人物我原是一理之理论结构,主张"由分殊到理一",以巩固朱子"理"概念的最高规范性,同时批判阳明"心即理"说的主观臆度以及以"致良知"取代穷理思想的偏颇性。陆世仪的论证依据,虽不外朱子之既有观念,但充分反映了时代需求,也表现了其个人对朱子理学之实践心得。其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效果,在对抗阳明心学目的下,显示了清初朱子学发展之一重要侧面,对了解该时代的思想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     

谨人心之“几”:诚意视角下的朱子慎独工夫论

朱子视诚意为"自修之首",以"心中实有天理"释"诚",以"心之所发"释"意",强调人之道德行为要真实无妄地发自人心本有的善性,不能夹杂任何恶欲的成分。人在心体未发时戒谨欲念、涵养天理本体、以静制动相对较为容易,而在介于心体已发未发、欲念萌动的人心之"几"阶段,此时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是人心最容易堕入欲望泥潭的危险时段,亦是道德修养中最难且最需要戒谨的时段。朱子在诚意视角下,以"审其几"为慎独功夫之要,防人欲于未然,存天理之本然,对传统空间意义上的"慎独处、独居之所为"外向型修养工夫进行了由外向内的纠偏,对我们正确认识儒学的慎独工夫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