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中国慈善组织的发育

本文把慈善组织的发育置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探讨了市民社会与中国慈善组织发育之间的关系,认为慈善组织的发育是中国市民社会成长的重要标志。但在当前市民社会发育不足的背景下,在构建以政府责任为主、以社会化服务为辅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慈善组织的发育受制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政府应当在慈善立法、弘扬慈善文化、组织管理和财政支持等方面发挥作用。     

慈善组织、政府与市场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有慈善的思想,在近代,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出现,出现了慈善机构.但是有现代特征的慈善机构,包含综合了中西方文化精髓和管理方式的慈善机构,却是近些年的事情.本文试图搞清慈善组织的独特的作用与特征,理顺慈善机构和其他方面发展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利用西方的经验与理论,特别是英国的例子,来帮助阐述中国的慈善组织.     

晚明奉教儒者创办仁会的当代启示

正中国慈善事业发端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可谓施善救济事业源远流长。从历史上看,有官办慈善组织,也有民间慈善组织。民间组办的主要是由宗教机构组织或者由一些资力雄厚的家族组办。倘遇天灾人祸,亦有乡绅组织的民间慈善机构。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出现大量善会和善堂,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善会组织,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明末天主教入华,使得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层次地交流与碰撞。一批儒家知识分子在与来华传教士的交往中,从学习西学到领洗奉教,无不体现治国     

宗教慈善与宗教的理性化：来自江浙地区的实证案例

理性化作为现代社会人类思想与行为朝向合理性与意义的过程,在宗教领域往往体现为宗教的现世性与伦理道德化。本文基于对一个基督教慈善基金会和一所佛教安养院的实证案例的比较分析,聚焦宗教慈善的发展是如何嵌入在一个当代中国宗教不断理性化的进程中的。不同于传统的华人慈善组织视宗族与地区团体成员为主要救助对象,新兴的当代中国宗教慈善能够超越地缘血缘的限制而服务更广泛的人群。通过比较浙江基督教H慈善基金会与江苏佛教D安养院两个具体案例在领导架构、运行模式、组织立场、空间定位以及社会身份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尝试刻画归纳出当代中国宗教的慈善实践机制,并指出当代中国宗教的理性化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宗教现象,而是中国社会独特宗教发展生态的产物,体现了宗教在现代性中的复杂角色。     

宗教史的新界碑——品读《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史研究》

正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宗教思想的近代演变是一个不该忽略而常被忽略的论域。一般思想史家会将这一论域理解为宗教史的研究范畴,而事实上宗教史的研究也常常并不将其视作显著的研究目标。现有的近代中国宗教史著作,主要的指向是研究某一种特定宗教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中的角色,它的组织分布和形态,传教和事工,它与中国政界和社会各界的复杂互动等,较少有人将重点放在宗教教理与近代中国思想流变的关系考察上,而将三大宗教的教理调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及佛教与宗教     

中西比较视阈下公益慈善的伦理诉求

伦理诉求是对道德动机和行为价值目标的综合判断,是理解公益慈善活动的内涵及意义的关键所在.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实践内容,公益慈善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其伦理诉求是其文化内在伦理精神的体现.相较于西方旨在“公共领域之善”的社会改造诉求,传统中国公益慈善的价值目标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伦理秩序,构筑“伦理共同体”.     

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

■田茂雄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以来专门研究中国佛教史及华严思想,是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权威学者。■田茂雄先生著作极丰,有《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宗密教学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通史》（全八卷）、《朝鲜佛教史》等 ７０余部。 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 １１日,■田茂雄先生在中国佛学院作了题为《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报告,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为了使读者更多了解日本学术界有关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情况,特将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卿希泰先生道教思想史研究的卓越贡献

作为道教思想史领域的奠基之作,卿希泰先生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及《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确定了道教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构建了基本框架,对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卿先生的道教思想史研究在内容与方法上也都极具特色,对于道教史与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展与深入都有着重要意义。     

试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慈善事业

近代以来,中国穆斯林遵循伊斯兰教“信道而行善”的教义,积极开展兴学襄教、济贫助困、赈灾纾难、施医给药等方面的慈善活动,而教派门宦制度的形成也与中国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兴起密切关联.这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强了各穆斯林民族的凝聚力,维护了穆斯林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穆斯林社会的近代变迁.由于近代中国伊斯兰慈善事业的善款主要源于天课及穆斯林乐捐,且各地区发展极不均衡,其社会影响仍较微弱.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评介

十年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成果斐然,不仅有大量很有价值的专题论文出现,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好几本大部头的美学史著作出版,如,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二卷;叶朗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著的《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一卷,等等.不过,这些美学史著作都是通史性质的,除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简要地论及近代美学外,其他美学史著都还没有写到近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美学史研究的需要就显得更为迫切.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卢善庆先生50万字的《中国近代美学史》巨著,也许正是适应这种需求,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专著.     

社区慈善资源的本土化——对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多案例研究

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经过八年的发展已成为公益慈善与社区发展领域一种新的趋势。本研究通过多个案研究对中国社区基金会的数量、类型、发展脉络、特征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讨论。研究发现,中国的社区基金会虽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自身却是地方政府和社会为了突破中国当下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资源不足的瓶颈而寻求的本土解决道路,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汲取本地资源,并将地方社会资源与社区社会组织链接。在社区基金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如何减少政府干预和激发民间活力、克服内部治理"失灵"、构建多元筹资体系、提升其战略资助能力仍然是很多社区基金会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民族地区宗教慈善组织的价值承载及运行机制研究——以广西佛教济善会为个案分析

本文选择民族地区的宗教慈善组织进行论述,以民族地区的广西佛教济善会为研究个案,对其价值承载、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发展困境等进行梳理分析,对比探讨了我国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宗教慈善组织之间的外部支持环境、慈善行为的有效动员、社会服务领域拓展、社会救助能力提升、完善社会监管体系等方面的差异和联系,深入探索了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民族地区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路径,以期促进宗教慈善组织在民族地区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和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领域,以及在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事业上发挥更大更为重要的作用。     

公共生活发生的路径

近代以来的领域分化是由家庭发端的.家庭功能的分化,现代家庭对传统家庭的取代,为近代社会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在此基础上,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才得以各自生成.对这一过程,乌托邦思想家有着高度的敏觉,看到了"公"与"私"开始出现的矛盾,因此,他们多有废除家庭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公"与"私"的矛盾最终是在现代政治建构中得到化解的,是在"代议制"中得以调和的.当人们找到了"公共利益"形成的途径时,实际上也找到了建构公共生活的方式.但是,今天的公共生活还流于形式,只是朝着实质性公共生活过渡的准备.     

慈心济世 善行人间——我国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的历程与新机遇

公益慈善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公益慈善的健康发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中国社会多元发展的今天,公益慈善,特别是民间慈善力量的崛起,对于弥补政府缺位、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作用不容小觑。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历史悠久,有深刻的信仰基础、较高的社会     

孝治与社会自治——以《孝经》为例

本文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探讨儒家孝治思想的现代意义。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最大差别,是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不是基于血缘纽带的巨大空间,即市民社会,由经济实体、社会团体和公共领域等构成。市民社会的自治和理性化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古典儒家修、齐、治、平的个人成长设计,由于在家和国之间缺少"社会"这个环节而面临挑战。本文分析认为,《孝经》主张基于人的尊严、遵循人的天性、顺应人民自生自发需求等孝治思想,与现代市民社会自治与理性化的思路一致,可以转化为促进行业及社会自治的重要资源。从黑格尔、涂尔干重视从宗教、道德、习俗等传统资源来实现市民社会自我管理这一思路看,儒家孝治天下的治道思想,同样有助于今天中国市民社会的自治与理性化发展。     

在“佛教化”与“中国化”的思想张力之间──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一种理解方式

如果人们在近代中国哲学思想的脉络中读解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则近现代中 国佛教的思想活动也就是近代中国哲学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对近代中国佛教思想活动 的解释和理解作方法论的省察,对于广义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就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思索的意义。本 文结合作者多年来研究近代佛教尤其是欧阳竟无先生佛教思想的经验,对此作了认真的探索。文 章将近现代佛教学者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理解范型概括为三个类型：即欧阳竟无的范型,陈寅 恪的范型及牟宗三的范型,作者在对以上三个范型所作批判省察的基础上,最后提出了一个“面向 中国佛教思想创造自身”的新理解范型。     

试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承传创新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锦全先生是我国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为庆贺其十八寿辰,去年本刊第4期曾刊发《思想史的“两重性”探求及意义衍生——李锦全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本质的诠释》。今年6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和创新暨庆贺李锦全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本刊现特发李锦全先生此文,以飨读者。     

公民社会道德建设之探讨

我国正步入公民社会.公共生活伦理应当成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重心.公民自治既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道德的重要特征.因此公民社会里公共领域的道德建设也应从公民道德自治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公民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公民自愿组织的出现与存在.这些组织具有特定的伦理功能.这些功能表明这些组织既是公民道德实现自治的平台,也是我国公共生活领域公民伦理建设的主要途径.     

《了凡四训》融会儒释道的善学思想

正晚明杰出佛学家、思想家袁黄(1533-1606),号了凡,并以号名世,是王阳明后学的重要代表。他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作为中国第一位署名的善书作者,袁了凡的《了凡四训》是善书中的经典之作,其善学思想对明末出现的慈善组织有指导作用,引发了民间力量组办慈善机构的浪潮。可以说,晚明以来的中国慈善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发轫于袁了凡善学思想的传承和传播。     

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与西方近代商业社会之比较

现代化的公共治理模式促进了西方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公共治理模式下,社会发展基础的独立产权、现代化法制以及其它相关技术得以出现和发展。与商业相关的中介组织发展,形成了与政府权力制衡的另一种社会力量。社会权力制衡机制的形成,有效保障公民权益,并逐步形成公民社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西方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与近代中国比较,能够为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改进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