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双职工夫妻的婚姻满意感:一个积极溢出-交叉模型

为了揭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对双职工夫妻双方婚姻满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研究结合资源-获取-发展观和基于关系支持的积极发展模型,从夫妻互动(相互支持)的角度构建了一个积极溢出-交叉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370对双职工夫妻配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FSSB与我国双职工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均正相关;(2)FSSB可通过增加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促进员工夫妻间相互支持的互惠效应,进而提升员工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3)夫妻双方所获得的FSSB均可通过促进丈夫的婚姻满意感进而提升妻子的婚姻满意感。本研究提示,增加FSSB能有效促进双职工夫妻间的相互支持、提升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     

原生家庭父母冲突、夫妻冲突解决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的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263对夫妻的原生家庭父母冲突、夫妻冲突解决模式和婚姻质量进行测量。结果表明,(1)个体的原生家庭父母冲突与自身以及配偶的婚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2)丈夫的原生家庭冲突可以预测自身以及妻子的冲突解决模式,妻子的原生家庭冲突可预测丈夫的冲突解决模式;(3)丈夫夫妻冲突解决模式在双方原生家庭父母冲突对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妻子夫妻冲突解决模式在丈夫原生家庭父母冲突对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证实了原生家庭父母冲突可以通过夫妻冲突解决模式对自身或配偶的婚姻质量产生影响。     

夫妻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依恋安全性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以41对新婚夫妻为研究对象,采用观察法与问卷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夫妻冲突和支持、依恋安全性和婚姻质量之间的相互机制进行探索。结果显示：（1）妻子的婚姻质量更受到问题解决情境中（而不是社会支持）夫妻的积极行为（而不是消极行为）的影响;丈夫的婚姻质量更受到社会支持情境（而不是问题解决）中夫妻的消极行为（而不是积极行为）的影响;（2）妻子的依恋安全性显著预测妻子的婚姻质量,但丈夫的依恋安全性不能显著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3）妻子的依恋安全性在丈夫和妻子的问题解决积极行为对妻子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丈夫的依恋安全性在夫妻问题解决、社会支持行为与丈夫婚姻质量的关系之间不起作用。     

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对老年夫妻幸福感的影响:基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

采用目标坚持性/灵活性量表和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对北京的258对老年夫妻进行问卷调查,基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探讨目标处理策略对老年夫妻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夫妻双方的目标处理策略和幸福感分别具有一致性;（2）目标坚持性和灵活性均对自身幸福感有积极效应;（3）丈夫目标坚持性对妻子幸福感有积极效应,但妻子目标坚持性对丈夫幸福感作用不显著;丈夫和妻子的目标灵活性均对配偶幸福感有积极效应;（4）对于丈夫的幸福感,目标灵活性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均强于目标坚持性;对于妻子的幸福感,目标坚持性和灵活性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差异均不显著。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对夫妻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溢出-交叉视角下工作狂对配偶孤独感的影响

基于溢出-交叉的视角，采用工作狂量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孤独感量表对国内242个双职工家庭进行调查，探索工作狂对配偶孤独感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结果表明，工作狂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继而正向影响配偶的孤独感，但是丈夫工作狂对妻子孤独感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妻子工作狂对丈夫孤独感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即丈夫工作家庭冲突完全中介丈夫工作狂对妻子孤独感的影响，而妻子工作家庭冲突部分中介妻子工作狂对丈夫孤独感的影响。此外，孤独感在双职工夫妻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交叉影响。     

新婚夫妻互动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

采用观察法对106对新婚夫妻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任务中的行为进行录像,并采用在中国被试中经过修订的IFIRS进行编码;以即时互动满意度和夫妻报告的婚姻质量分别作为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的预测指标,检验夫妻互动行为两种效应的不同。结果发现:(1)妻子在4个互动中的消极行为均显著高于丈夫;妻子在自己的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话题中的积极卷入显著高于丈夫,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社会支持互动中显著高于丈夫。(2)就即时效应而言,妻子的消极行为在丈夫问题解决和自己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丈夫的消极行为和积极情绪分别在自己的社会支持和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和妻子问题解决情境中分别具有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3)就状态效应而言,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问题解决和妻子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在妻子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中均具有主体效应;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情绪和消极行为在妻子问题解决情境中均具有客体效应。     

婚姻对自尊的影响：以人为中心的视角

基于社会投资理论,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考察我国新婚夫妻的婚姻类型,并采用BCH法检验不同婚姻类型与夫妻双方自尊的关系。结果发现我国夫妻的婚姻可分为：“幸福”型、“平淡”型和“妻子痛苦”型;不同婚姻类型对夫妻双方自尊的影响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幸福的婚姻的确有利于个体自尊;不同婚姻类型对自尊的影响在夫妻之间存在差异。     

婚姻冲突、应对策略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探讨婚姻冲突、应对策略、婚姻满意度的特点及其关系。采用方便取样,选取辽阳市已婚完整家庭1～10年的夫妻620对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夫妻报告的前三项冲突是：家务琐事、不良习惯和交流解决问题方面。在家务琐事、交流解决问题和孩子方面,妻子报告的冲突显著多于丈夫;妻子报告的双方回避应对显著多于丈夫;2）人际关系冲突和工作方面的冲突分别对妻子和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双方都报告人际关系方面的冲突对对方婚姻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但妻子报告的人际关系冲突对丈夫婚姻满意的预测作用更大;3）自己和对方的应对策略在妻子报告的冲突与婚姻满意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丈夫报告的冲突与婚姻满意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婚姻承诺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夫妻牺牲行为的中介作用

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的关系近年来是婚姻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课题。承诺是保持婚姻的意愿,会导致婚姻中牺牲行为的产生。然而,承诺和牺牲对婚姻质量的影响至今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那么,承诺对婚姻质量影响的不一致是否是因为牺牲所起作用的不一致导致?以往研究并没有得到探讨。为此,从北京选取389对夫妻,采用夫妻独立作答的方式,对他们的婚姻承诺,牺牲行为和婚姻质量进行测查,以探讨婚姻承诺、牺牲与婚姻质量的关系,以及牺牲在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关系间的作用。结果发现:(1)丈夫对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的感知显著高于妻子;并且丈夫比妻子报告有更多的"行动服务"上的牺牲行为。(2)夫妻的婚姻承诺对自身牺牲频率和婚姻质量均有显著预测作用,同时妻子的婚姻承诺还对丈夫的婚姻质量有显著预测作用。(3)丈夫的牺牲频率在丈夫婚姻承诺对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同时,丈夫的牺牲频率也能显著预测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妻子的牺牲频率在本身对双方的婚姻质量均无直接或间接的预测作用。说明丈夫的牺牲行为对婚姻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夫妻依恋风格、婚姻归因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的方法深入探讨夫妻的依恋风格、婚姻归因与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在北京地区选取155对夫妻,采用Brennan等(1998)编制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Stander编制的婚姻归因量表(MAQ)和Spanier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DAS),要求夫妻双方分别报告其依恋风格、婚姻归因方式和感知到的婚姻质量。通过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1)夫妻对婚姻质量的总体知觉较为一致,但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妻子;(2)夫妻双方在回避依恋和焦虑依恋两个分量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婚姻归因上,妻子比丈夫表现出了更多的消极归因;(3)妻子的消极依恋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丈夫的消极依恋对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没有显著影响;(4)在控制了丈夫、妻子的依恋风格、归因方式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主体效应之后,丈夫的依恋风格不能显著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但其归因方式可以显著地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然而妻子的归因方式并不能显著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     

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员工生活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文关注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跨领域的人际间影响。基于努力-恢复模型视角和情绪智力文献, 本文提出高情绪智力的配偶能够通过提升员工生活幸福感, 从而促进员工工作投入。此外, 通过整合社会性别角色理论,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员工性别的调节作用。通过两个子研究, 本文发现：配偶情绪智力与员工生活幸福感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员工生活幸福感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员工生活幸福感中介了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并且, 员工性别调节了配偶情绪智力和员工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即当员工为男性时, 配偶情绪智力对该员工生活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强; 此外, 员工性别还调节了员工生活幸福感在配偶情绪智力和员工工作投入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首次提出和检验了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跨领域的人际间积极影响, 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亲社会互动中的幸福感:自主性的作用

亲社会行为是人际互动中对他人、群体及社会有益的积极行为,是个体获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但只有满足个体自主性需要的亲社会行为才能提升亲社会互动中的行为实施者、行为接受者及旁观者的幸福感,促进个体间积极的人际关系。行为实施者通过自主动机增加幸福感;行为接受者一方面因接受实施者自主的亲社会恩惠而产生感恩之情,另一方面因自身自主性需要得到满足而获得幸福感;旁观者作为潜在的实施者和接受者,通过观察施-受双方的积极行为和感受,参与亲社会行为的传递。     

组织中的社会阻抑:概念界定、影响结果和形成机制

社会阻抑是指长期的、蓄意地妨碍个体积极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影响个体在工作上的成功及良好名誉的行为.文章在介绍社会阻抑概念和测量的基础上,综述了社会阻抑在心理健康、自我效能感等个人层面和组织氛围层面的消极影响;接着阐明了个体对社会阻抑行为的实施和反应一方面受到人格、认知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情境、社会支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加强对社会阻抑概念、测量、研究方法、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深入探讨.     

婚姻是幸福的坟墓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

婚姻与幸福的关系一直备受学界和公众关注,但尚无明确定论。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次追踪到的24172人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婚姻与幸福感因果机制。结果发现婚姻状态转变（未婚→已婚）能明显提升个体幸福感,但提升效应受性别调节,即婚姻对男性幸福感回报明显高于女性。结论：婚姻带来的社会支持、经济增益等可能是婚姻促进幸福感的主因;而传统婚姻文化及婚后男女在家庭结构或功能上的分工差异,可能是婚姻对男性幸福感的回报明显高于女性的重要原因。     

工作连通行为的双刃剑效应：多重任务倾向的调节作用

随着移动通信工具飞速发展,“全天候保持工作连通”的新时代已到来。在此背景下,工作连通行为对员工工作与生活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通过258份三时点的领导-员工配对数据探究工作连通行为的双刃剑效应。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工作连通行为一方面会通过工作目标进展进而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积极路径),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工作负荷进而导致工作-家庭冲突(消极路径)。多重任务趋向在上述两条路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对于高多重任务趋向的员工, 积极路径的效果被强化,而消极路径的效果被削弱。     

新婚夫妻接收配偶支持的情感覆盖效应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观察研究范式及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41对新婚夫妻进行提供支持、接收支持以及婚姻满意度测量,探讨提供支持与配偶接收支持之间关系的性别效应及婚姻满意度的情感覆盖效应.结果显示：①妻子提供的支持可以预测丈夫接收到的支持,但丈夫提供的支持不能预测妻子接收到的支持.②妻子接收到的支持与丈夫提供的支持之间的不一致受婚姻满意度的情感覆盖效应的调节,而丈夫则没有这种效应.结论：妻子在对丈夫的支持行为进行解码时,更多受到婚姻满意度的情感覆盖效应影响.     

依恋内部工作模型与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基于夫妻成对数据的分析

依恋内部工作模型反映了个体在关系中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虽然有很多研究证实了依恋风格与关系质量存在紧密关联,但自我和他人两个工作模型是否在预测关系质量上存在差异性尚未得到明确回答。本研究以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直接考察自我模型与他人模型分别以怎样的方式预测婚姻满意度。研究使用问卷法对112对老年夫妻的内部工作模型、夫妻依恋取向、婚姻满意度等进行了测量,采用中介模型、交叉互倚模型以及方差分析分别从被试个体、夫妻主客体效应、以及夫妻匹配模式三个分析视角考察了依恋的两种内部工作模型与婚姻满意度的关联性。结果发现,相比他人模型,老年人自我模型与婚姻满意度的关联更为密切,且可以通过夫妻依恋双维度对其产生影响。但同时也发现,老年人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与婚姻满意度的关联受到夫妻角色差异的影响：对于丈夫而言,自我模型与婚姻满意度的关联更为紧密,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性主导地位有关;而对于妻子而言,他人模型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更为紧密,这可能与女性在社会互动中更倾向于关系导向有关,也可能是传统文化中的“夫为妻纲”对老年女性的影响使然。     

领悟社会支持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和社会阻抑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索领悟社会支持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深入探讨社会阻抑和反刍思维对该影响的作用。方法:采用问卷法,以471名职员为被试进行调查,数据结果分析采用Bootstrap分析方法。结果显示:(1)反刍思维在领悟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通过降低反刍思维的水平,减轻社交焦虑。(2)社会阻抑调节领悟社会支持→反刍思维→社交焦虑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社会阻抑改变了领悟社会支持对反刍思维作用的大小。     

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本文拟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的方法深入探讨夫妻双方感知到的夫妻间的沟通模式与其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在澳门地区选取130对成年夫妻,采用Christensen等人修订的沟通模式调查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 Questionnaire,CPQ)和Spanier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Dyadic Adjustment Scales,DAS),要求夫妻双方分别以自陈问卷的方式报告其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通过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发现:(1)夫妻间的沟通以建设性沟通为主,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较少;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总体上优于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2)夫妻双方在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的感知上具有一致性,在沟通模式中的两个和婚姻质量中的三个分量表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3)夫妻间建设性沟通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则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4)在控制了丈夫、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主体效应之后,丈夫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可以显著地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然而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并不能显著地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     

工作时间长真的不快乐吗?异质性视角下工作时间对幸福感的影响

工作时间是现代社会中影响员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过往学者将工作时间同质化,基于工作时间会消耗个体资源进而负向影响幸福感这一损耗假设,探索工作时间长短对幸福感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却并不一致。在梳理过往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并非是工作时间的长短,而是工作时间的性质。根据调节资源的消耗程度和关键个人资源(感知到的亲社会影响、积极情绪和自我肯定)的产出程度,工作时间可划分为损耗类的耗竭型、低维持型以及恢复类补充型和突破型四种类型。在揭示工作时间异质性(损耗类和恢复类)的基础上,阐述了补充型与突破型工作时间通过即时影响自我控制能力和长期影响职业认同而对幸福感产生积极作用的增益过程。在为重新审视工作时间的作用性质提供一个新视角的同时,对未来研究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