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亚历山大二世宽容犹太人的政策

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俄国实行了废除犹太少年征兵制、扩大犹太人居住权、改革犹太教育体系、允许犹太人担任政府公职等宽容政策,这不仅与西欧社会犹太人解放、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也受到俄国犹太人自身努力和亚历山大二世个人因素的影响.在宽容政策的感染和推动下,犹太人积极参与俄国社会生活,推动了俄罗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变化.     

略论1970年代苏联犹太移民潮

苏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是形成1970年代犹太移民潮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国家和以色列成为苏联犹太人移民的两大去处.犹太民族地区差异及民族认同感的强弱、国际救助机构对他们移民去向选择有很大影响.同时,犹太移民潮对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其他民族的民主意识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开封犹太人儒学群体的形成及其儒化

明末清初的犹太人大多集中在儒家文化重心城市开封,深受当地深厚儒学传统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犹太人儒学知识群体。这些犹太儒家士子业儒、应举的成功,导致大量的犹太青年尚儒、习儒并走上仕途,并且也融入到了当地儒学士宦的主流文化交际圈,而其原本的犹太教教义却逐渐湮灭。开封犹太教逐渐被同化、消失的原因之一就是犹太人青年大量被儒化。     

从碑文看开封犹太人“道经”

“道经”是开封犹太人宗教经典《托拉》的中文名称,是维系开封犹太人社团宗教和文化传承的精神纽带.开封犹太人认为道经的主旨是劝人为善、惩戒逸志.在数百年的传承中,道经的数量屡有增减,版本也发生了变化,反映了开封犹太社团与其他犹太社团的联系与交往情况.开封犹太人非常重视道经的修复和保护.随着社团的衰败,道经最终流失国外.     

论犹太慈善组织和传统

以公义为核心的慈善活动是犹太教道德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犹太教教义中,行善是上帝的诫命,是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富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犹太人自圣经时代就发展出十一税等许多救困扶贫的慈善活动,到拉比犹太教和中世纪时期,犹太人又逐渐发展出众多慈善组织和机制,犹太人的慈善传统日益走向成熟。犹太慈善传统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独到之处,这不仅对于犹太人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有积极借鉴之处。     

从犹太教到儒教:开封犹太人同化的内在因素之研究

历史上的开封犹太人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话题。国内外学者充分地肯定其外在环境与外来影响,而恰恰忽略了从犹太人自身的角度探讨其内在的、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本文认为,开封犹太人同化的最根本动力来自犹太社团内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即犹太人对犹太教信仰的逐步淡化和对儒教的深层次认同,犹太教的儒化过程正是开封犹太人的同化过程。文章试图以儒家思想所造就的文化氛围为宏观背景,探讨犹太教与儒教的文化交往与涵化,分析开封犹太人认同儒教的种种表象以及形成这些表象的原因。     

卡尔·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

卡尔·马克思通过苦难寻求美德。他以某种社会反抗的方式寻求美德,是其早年生活经历的结果。但是,他对自己犹太人出身的反应决定了他反抗的方向:经济领域。他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将犹太人描绘为贪婪的金钱操控者。几年之后他依然在抨击贪婪的金钱操控者,但他的攻击目标已经从犹太人转向资本家。马克思从未否认他早年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但在抨击富人时,他不再将反犹太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在他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概念的最终论述中,犹太人和反犹太主义都不再重要。迄今人们经常重提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早期著述以试图证明恰恰相反的观点,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反犹主义的学说。     

论犹太人的尚异性

尚异是犹太人的特性。它蕴藏在犹太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里,体现在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历史和现实中。犹太人在各个领域的杰出成就与其尚异特性有密切联系,同时,其悲惨遭遇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之有关。犹太人求异、尚异的目的在于使犹太教区别于异教,并借以使犹太人区别于异族。犹太人之所以尚异,并能特立独行于世,在理论上源于圣经里自由、平等的价值,最终源于与众不同的唯一神信仰。揭示犹太人的尚异特性对于普遍具有尚同意识的中国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工业时代的产物抑或文化认同的结果——马克思与伯林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歧见

马克思与伯林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歧见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理论视角与现实关怀.基于对自身文化的坚持,伯林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不重视民族主义运动是因为他不接受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实际上,这是因为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视为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工业时代所带来的极度分配不公所致.尽管伯林理解马克思是因为重视大工业对人与历史的影响而不强调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但因为关注20世纪犹太人的生存现状及其问题,伯林并没有把这一洞见运用到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理解上.     

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的诊断

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试图将犹太人问题与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诊断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但三者做出了不同的诊断。鲍威尔认为是宗教本质的局限性与特权的效力，马克思却认为是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冲突，赫斯则认为是种族-民族冲突。虽然现实中的犹太人问题糅合了宗教、特权、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种族、民族等多种因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切中了犹太人问题的现实。但是，三者的诊断并不能等量齐观，因为三者分歧的焦点不在于犹太人问题是什么，而在于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问题是什么。综合考虑三者的理论眼光和现代社会的总体图景变迁，本文认为，相比于鲍威尔和赫斯，马克思的诊断更具有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