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和主义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新解

在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文本。由于学界对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的了解不多,从而对两人围绕犹太人问题而发生的这场政治哲学争论茫然无知。本文在揭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共和主义和马克思在写作《论犹太人问题》之前的政治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对《论犹太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该文实际上是马克思对当时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领袖的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共和主义的一个深刻批判,其目的是彰显共和主义政治之不足,以将青年黑格尔派的发展引向新兴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重新辨析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解答——从《论犹太人问题》到《神圣家族》

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犹太人问题"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论者普遍认为,马克思1843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即是他对"犹太人问题"的全部见解,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世俗基础和"现实的个人"的提出,到《神圣家族》中辨析"犹太人问题"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义,以及将犹太人的解放置于与国家、社会、法、世界、民族等的关系中进行考察,才意味着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答和真正解决。梳理从《论犹太人问题》到《神圣家族》对同一问题理解的传承和变化,可以看出马克思思想推进的轨迹。     

移情是美德伦理的充要条件吗 ——对迈克尔·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的分析与批评

作为当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家,迈克尔·斯洛特旨在以道德情感主义的方式建构美德理论。为此,他特别重视"移情"在美德伦理体系中的功能。在他看来,移情促使行为者实施合乎美德的正确行为,做出合乎美德的恰当评价。然而,移情既不是美德行动或评价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们的充分条件。移情的成功至少还依赖于行为者的优良品质、准确判断以及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移情的不真实或不可能,也不意味着移情在美德伦理学中毫无价值。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角看,美德伦理无须排斥移情,而应当将之纳入实践理性的合适环节之中。     

试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转向哲学共产主义之前,马克思的思想总体上属于自由主义;在《莱茵报》时期的早期,马克思有一个从一般自由主义向自由共和主义的转变,其契机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时产生的窘境。对利己主义的拒斥是青年黑格尔派共和主义的一般特征,也是推动马克思向自由共和主义转变的内在动力。共和主义的国家崇拜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被清算,随后自由共和主义在《论犹太人问题》和《神圣家族》中被马克思与雅各宾派联系起来,受到了彻底批判。     

摩西·赫斯论犹太人问题

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摩西·赫斯是19世纪涌现于普鲁士一批犹太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最早提出者、预见20世纪大屠杀可能发生的"先知"、将社会主义与犹太复国思想相结合的理论先驱。赫斯对犹太人问题的评述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在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大革命思想后,对犹太教与犹太历史所进行的重新诠释与展望,以及在此基础上为推动犹太民族意识的觉醒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尽管赫斯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想因其超前性而不为同时代其他犹太知识分子认同,但无论是大屠杀的发生还是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均从某种程度上见证了赫斯思想的前瞻性与正确性。因此对赫斯思想的研究是我们理解犹太文化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时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马克思人权观的几个疑难问题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过不少关于人权的论述.但学者们对这些论述的理解远非完全一致.本文拟就其中一些疑难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人权的规定在《德法年鉴》中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马克思第一次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角度谈到人权问题,提出对于人权的规定.马克思说:“首先我们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同于[公民权]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已主义的人的权利”;“为什么他(市民社会的成员——引者)的权利称为人权呢?     

探问《论犹太人问题》及其现代性之思

堪称马克思思想"眼睛"的《论犹太人问题》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学术探索,留下了大量的富有启迪性的解读。这些解读尽管角度各异,妙论纷呈,但就解读诉求来说,可以归结为"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与"择其要旨"。就"择其要旨"来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表述的观点可概括为:(1)人权天然属于"犹太人";(2)现代人都是"犹太人";(3)人的解放与希望在于告别"犹太人",成为"新人"。概言之,马克思对"犹太人"的剖析就是对"现代人"的剖析,含蕴在其中的对"犹太人"的反思正是对"现代人"的批判性反思,他希望人们告别那种视金钱为上帝、视人生为利己的占有性人生的现代性观念。     

工业时代的产物抑或文化认同的结果——马克思与伯林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歧见

马克思与伯林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歧见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理论视角与现实关怀.基于对自身文化的坚持,伯林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不重视民族主义运动是因为他不接受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实际上,这是因为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视为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工业时代所带来的极度分配不公所致.尽管伯林理解马克思是因为重视大工业对人与历史的影响而不强调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但因为关注20世纪犹太人的生存现状及其问题,伯林并没有把这一洞见运用到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理解上.     

犹太人问题:从马克思到利奥塔

马克思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对待犹太人与宗教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不能像鲍威尔那样从宗教的视角来解答犹太人问题,而应该在世俗社会当中寻找犹太人和宗教的秘密;也就是说,宗教的灭亡有赖于宗教需要的消除,而犹太人的解放也只能通过人类解放的计划来实现。在利奥塔看来,犹太人无法消除它的宗教特性,它始终是宗教、伦理和他者的代表,而政治解放的内在逻辑又蕴含着消除伦理(他律)的渴望,于是就产生了政治解放与犹太人之间难以消除的张力,这构成了犹太人问题的核心。但是,利奥塔并不诉诸任何基于理性的政治计划,而只是试图通过唤醒人们心中的伦理(他律)观念来为他者(犹太人)留下足够的空间。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宗教观阐释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立足于此对鲍威尔等人的宗教观做了深入的批判与反思,并提出自己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和看法。马克思的宗教理论和宗教观点对我国宗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因此,本文以《论犹太人问题》为基础文本,通过分析马克思对鲍威尔宗教观的辩证性批判,从宗教起源、宗教特性以及宗教解放三方面阐释马克思的宗教观。     

正义与弥赛亚

政治立场是对哲学意义的最佳诠释。德里达关于政治、伦理及宗教的研究表明,解构不是虚无主义者的文字游戏,解构是严肃的,它回应着过去,也瞩望着未来。在解构的尽头,是对神圣性与绝对他者的守卫,是对责任和承诺的呼唤与应答。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中,德里达并没有走向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但却走向了“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性”,这使得他总能以一种超政治的观点去谈政治、以超伦理的观点去谈伦理,从而构成其政治与伦理学说所特有的风格。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中,德里达正是以一种“准宗教”的情怀看待马克思及马克思的精神的。他把对正义…     

通过美德来获得幸福——约翰·密尔的美德伦理学

古典功利主义者(classical utilitarians)一般把判定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归结为该行为是否能实现最大化幸福,并同时将幸福等同于快乐。但同为古典功利主义者之一的密尔并没有直接将快乐最大化看作是判定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他非常强调各种美德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模仿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审慎。他认为美德不仅有助于增进幸福,而且认为美德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密尔虽然强调美德的重要性,但他没有将美德与道德混同起来,而且他是通过其联想主义道德心理学(associationist moral psychology)来解释美德如何从一个工具性的善转变成为幸福的一部分的。     

马克思是如何通过黑格尔完成思想建构的?——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在马克思一生思想的探索与建构过程中,黑格尔哲学始终是其最为重要的参照系之一,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早年马克思就把黑格尔哲学比喻为大海,渴望纵身钻到里面去,之后又屡进屡出。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是,马克思曾经试图通过《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     

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

作者认为马克思思想具有希腊的维度,古希腊伦理哲学中的本质主义、目的论和正义这三个要素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在作者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本质主义和目的论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密不可分.而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则深受伊壁鸠鲁的影响,即将一种历史的维度引入了关于正义的讨论,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马克思在正义问题上采取了"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即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本身来看是正义的,但是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这种正义又是有限的和不足的.正因为历史地看待正义问题,所以马克思又用道德的语言来谴责资本主义.作者认为,这种"有限相对主义"和用道德的语言抨击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是一种矛盾,而是马克思处理问题的一种辩证方法.     

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与犹太文化的关系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是马克思在巴黎居住期间写成,作为对鲍威尔于1842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文章的反驳,这是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最重要地公开评论本民族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犹太人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背后却隐藏着典型的犹太思维方式以及犹太文化精神的影子.这一吊诡现象使研究《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有了十分有趣并重要的意义.本文即意在挖掘隐藏于《论犹太人问题》一文背后那些影响了马克思思想的犹太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并未因马克思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抵触而消失,反而在其思想中处处显露出了特有的标记.     

马克思是反(或非)道德主义者吗?

一些学者依据马克思关于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是非(或反)道德主义者,这些观点一般来说依据康德的道德理论来否定马克思的道德观,而马克思的道德观是在批判康德的道德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吸收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的美德伦理学并把它和康德伦理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以人的尊严、自由和自我实现为核心的道德观念,赋予这些概念以自己的独特含义.这也使马克思的道德观在伦理学史具有独特的地位.     

有美德的行动与有美德者的快乐

有美德的行动之情感体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伦理学家所热衷讨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注意到有美德的行动与快乐具有紧密关联的哲学家,但其相关讨论由于时代的局限尚难令人满意。我们认为有美德的行动需给相应的有美德者以快乐,这种快乐源于有美德者自身所具有的良善意向的现实展开或实现而取得的某种精神满足,属于一种所谓的意向性快乐,因此我们的观点更多指向有美德的行动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质,它并不意味着一种道德精英主义的立场。把握有美德的行动需给相应的有美德者以快乐,不仅是把握有美德的行动自身所具特质之关键,而且还是把握美德伦理对恰当行为动机的强调之关键。     

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的诊断

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试图将犹太人问题与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诊断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但三者做出了不同的诊断。鲍威尔认为是宗教本质的局限性与特权的效力，马克思却认为是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冲突，赫斯则认为是种族-民族冲突。虽然现实中的犹太人问题糅合了宗教、特权、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种族、民族等多种因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切中了犹太人问题的现实。但是，三者的诊断并不能等量齐观，因为三者分歧的焦点不在于犹太人问题是什么，而在于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问题是什么。综合考虑三者的理论眼光和现代社会的总体图景变迁，本文认为，相比于鲍威尔和赫斯，马克思的诊断更具有现代意义。     

环境美德伦理学视阈中的正确行动理论

引导行为者做出保护环境的正确行动是环境伦理学的首要任务,但正确行动理 论在环境美德伦理学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后果主义环境伦理学将正确行动诉诸最好的或足 够好的后果;义务论环境伦理学将正确行动解释为普遍化的道德规则;而环境美德伦理学从 美德角度来界定正确行动。整体而言,环境美德伦理学语境下的正确行动理论呈现出多样化 的研究态势,但同时还面临着“人类中心主义”“循环论证”以及“不确定性”等质疑。 澄清这些疑点,有助于推进环境美德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美德的实在性：心理学态度理论的辩护

美德伦理学家所理解的美德是一种性格特质,但近些年以来,在情境主义者的主导下,美德伦理与情境主义关于美德实在性的争论聚焦于反应性倾向上,这一思路的论辩偏离了美德的本质。而根据心理学中的态度理论,美德可以依据态度这一心理学概念得到很好的解释。而且态度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可以对美德的实在性提供佐证,这不仅可以消除美德伦理与情境主义的对立,而且可以为美德心理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