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义务:儒家责任伦理辨析

受到西方法制文化的影响,人们习惯于讲道德义务,并将儒家伦理称为义务伦理。义务要么是由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职责,要么源自于为了权利而签订的契约,二者都决定了义务带有一种被动的承受性。儒家伦理反对一味讲利益,因而不太关心权利,也就不可能重视由权利所派生的义务。虽然儒家讲角色功能,讲职责,但儒家更加重视内在的道德感受,重视内在的自觉自愿,因而没有固步自封于角色义务。与义务论相比,儒家伦理更加强调突破自我的权利限制,走出自我,迈向他人,从而积极主动地为他人承担责任。因而,儒家伦理不是义务伦理,而是责任伦理。     

儒家名分论中的合理内涵与现代角色伦理建设

以儒家为主流的名分论,在为宗法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服务的外壳下,蕴涵着角色责任论、以名定责的方法论、礼制规范论、和谐目的论等合理内涵.在当代社会,只有用以名定责的方法确证角色伦理责任,用自由与责任相统一的思想强化角色伦理责任意识,用责权对应的制度激励和保障角色伦理责任的实现,才能使每个人自觉地担当起自己应负的角色责任和道德义务.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论语》中“孝”的德性期许:道德感与行为的一致性——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孝道在儒家伦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解释儒家对"孝"这一品质的道德期许是厘清儒家伦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孔子看来,只有出自道德情感和正确感受的道德行为才是道德的。安乐哲和罗思文先生采用儒家角色伦理诠释《论语》中的"孝",将"孝"视为家族的、社会的角色,并由此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仅仅运用角色伦理说明儒家孝道,不仅会束缚人的情感和道德能力,而且会面临绑架道德的风险。从德性伦理学的视阈阐述"孝"的道德力和规范力,能更加准确诠释儒家孝道的合理内核,显现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儒家社会角色责任思想探赜

儒家不仅阐发了角色责任伦理,还建构了名分责任伦理和位分责任伦理。儒家传承发展了《周易》关于"位"的思想,提出了许多"位分"和"位责"的主张,阐释了当位、正位、立位等观念。先秦儒家文献没有"名分"概念,但分别从"名"和"分"两个维度把握"名分"问题;儒家很注重名位、名号、地位、身份等名分,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正名的责任伦理思想传统。儒家鲜明地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等一系列角色责任定位。儒家伦理既是一种德性伦理又是一种角色伦理,无论是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还是其他学者彰显的儒家德性伦理学根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兼容并包的。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论孟子“老者”思想中的责任伦理意识

"责任"的本意是指人们在担任某一社会角色时应尽的义务,也包括应承担的过失。"责任"天然具有"伦理"的内涵。"责任伦理"是指人们在担任某一社会角色时应承担的责任、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孟子虽未明确提出"责任伦理"概念,但其"老者"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责任伦理意识,具体表现为:"养口体"与"养志"相结合之家庭责任伦理意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社会责任伦理意识;"养生丧死无憾"之终极责任伦理意识。     

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思想论略

先秦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的德治思想,对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不同角色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规范,并规定了人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及应当履行的角色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角色伦理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角色伦理治理思想,分别从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立场为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孟子的"亲亲"、"仁民"和"爱物"展示了儒家角色伦理治理由血缘家庭、国家、社会再逐步推衍到自然界的基本逻辑进路。孔子提出的"正名"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发展,为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指明了现实途径。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万白安、艾文贺、余纪元等西方汉学学者参照德性伦理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早期儒家伦理学,借以彰显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对话的新路径.安乐哲和罗思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则持一种与德性伦理学完全相异的视角:他们认为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阐明三个论点:其一,德性伦理学是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家伦理虽不及宋明新儒家突出,但实备此一面向.故此,以德性伦理为视角来考究早期儒家伦理,不仅并非绝然扦格,而且可以开启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域.其二,安乐哲、罗思文的观点固然能够启人心智,但其论说与其说阐明了早期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莫若说自我指涉性地流露了其自身的理论限域:去本质化的过程哲学、以实践为先的新实用主义.将这一理论限阈视为“奥卡姆剃刀”,只会使早期儒家伦理成为一种过度后现代化和单面化的狭隘存在.其三,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和行为主体若将这种绝对了的相对主义内在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内容,则无异于自我设限,从而在根本上使得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纸空文,在最低限度上也不能避免或消弭不同伦理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     

儒家孝悌责任伦理论辩

作为家庭责任伦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由儒家所阐发、所倡导的孝悌道德,不仅是一种德性伦理、规范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历代儒家主要从以下五方面深刻阐述了家庭责任伦理:一是父慈子孝的双向的责任,儒家提出来的父与子的角色责任伦理要求核心是父慈子孝的义务规范;二是游必有方的感情责任,"游必有方"并未否定晚辈行动选择的自由权利,它不过表达了孔子着重强调父母健在时子女必须尽孝道的义务和责任;三是不亏其体的重生责任,我们每个人作为自然存在均有保存生命的义务,"不亏其体,不辱其身"表明我们每个人作为自然存在均有保存生命的义务;四是劳而无怨的代际责任,"劳而不怨"既表达了对父母的关爱、敬重和诚意,又是化解矛盾、避免陷父于不义的合适情感表达;五是兄友弟恭的同辈责任,"友于兄弟"作为体现兄弟双方的对等责任内在地包括"兄友"的责任要求和"弟恭"的义务诫命。     

儒家行为责任伦理论要

儒家伦理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伦理系统,它兼具德性伦理和德行伦理、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儒家伦理学无疑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但是它也是一种以行为为中心的德行伦理学。而儒家所阐发的行为伦理构成了儒家德行伦理学的核心,它所揭示的"行""为"和"行为"范畴的义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责任伦理所包含的做事、不做事、应做事等本质规定性,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实践理性智慧。儒家行为责任伦理体现为三大层面:一是行为责任伦理的基本规定,二是行为责任的内容指向,三是行为的责任伦理要求。     

儒家责任伦理及其现代反思

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它以对人的本原性存在的理解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体的责任伦理体系。儒家责任伦理既是世俗的伦理又是超越的伦理,注重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递进性,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性品格。发掘与反思儒家责任伦理中的积极因素与不足,无疑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

道德与伦理的杂糅与僭用折射出“道出于二”的时代病候,从思想上贞定二者的分 际,意味着一种治疗。尽管黑格尔与李泽厚都以各自的方式处理这一分际,尤其是黑格尔提 供了一种理论性参照,但儒家对道德与伦理的思考具有值得注意的内涵,道德处理的是性分 问题,回答的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它指向的是主体与自身、主体与天道乃至世界整体的 关系;而伦理处理的则是位分与职分问题,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它指向政治社会中人与 人的关系,以便为我的权责定位,因而它往往集中体现为人的名分。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 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 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伦理秩序往往以身份或角色的名义,发动对人的动员,其目的在 于以规训的方式把个人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社会而言则是化“人”为“民”;与之 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人”。     

米切姆工程设计伦理思想评析

工程活动的核心在于工程设计,从而有必要从工程设计的视角研究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工程设计自身存在着"理想化危险"的伦理困境,而工程设计作为一种自洽的"游戏"同样也对传统伦理学提出了挑战.因此,设计工程师有必要承担一种"考虑周全的义务",以便更好地处理工程设计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     

角色伦理的理论维度和实践基础

从伦理学的视角考察社会角色,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伦理秩序、道德应当、角色责任等伦理意蕴.就角色理论和伦理学的逻辑延展而言,角色伦理是以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交叉为学理依据,以伦理学为视角,研究社会角色的权责关系、角色道德及其伦理行为模式的一种理论维度.就社会角色实践意义而言,它是与角色的身份地位相契合的权责伦理定位、道德规范和伦理行为模式.角色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吁求为角色伦理提供了实践基础,角色伦理为角色实践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理论支撑,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伦理基础.     

儒家自我观与现代组织中的伦理型领导

西方现有的伦理型领导力理论使得组织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得到了重视和强调,但是其规范性伦理和工具性伦理的思路并不能真正解决组织中的伦理问题和心理问题。西方主流文化所理解的个体,总是要使自己独立于他人,外在的一切关系,不论是他人,还是自然、社会,都是异于"自我"的他者,这很可能会造成内在道德感的缺失和归属感、认同感的匮乏,而儒家的自我是一种关系中的自我,在与他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交往中才得以体认和发展。儒家自我观中有关"反求诸己""修己安人""己立立人"等思考,或许可以成为伦理型领导中领导者与组织成员以及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构造的基点。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及其得失——一个由过程思维切入的思考

安乐哲将过程—关系思维由宇宙论扩展用于阐释儒学人性论、伦理学。他高扬人在关系性互动中的修身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个人与角色是并生的。这种对"角色"的理解依重个体经验,具有很强的动态、开放和处境化的特征,从而缓和了对传统儒家血亲伦理所作的固化和封闭的理解。但由于经验具有复杂性,修身的发端不应该被绝对化地置于血亲—家庭关系中,"角色"应该被赋予更加多元的内容。同时,过程宇宙论可能给人带来无常、寂灭感,这不利于道德实践。     

审美主体与伦理主体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审美主体和伦理主体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个体存在的伦理层面的含义。首先考察了老庄和海德格尔的后现代宗教式的主体和儒家形而上的宗教主体,以及儒家就伦理问题对于老庄的挑战。结论是他们都缺乏把他者的生存作为自己的绝对的责任的伦理含义,因而是审美主体：其次,通过对于环境主体和伦理主体及审美主体的关系的讨论,阐释了这样一个哲学基本问题：伦理存在必须以有限性存在为前提;而后者只是一个哲学的抽象。片面地强调人的有限性(尼采),片面强调有限存在与超越者的关系(老庄和海德格尔),或否认人的有限性,这些观点都忽略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伦理责任。后现代伦理学是指我,作为一个个体(me),对于他者的一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耻感与道德体系

在主张德治的儒家和主张法治的法家两大道德哲学的历史传统及其所代表的个体道德和社会伦理的两大道德哲学的逻辑体系中,耻感都是道德哲学体系的原素和原色.耻感的伦理根源和伦理动力是个体"成为一个人"的向伦理实体和人的公共本质回归的精神运动.耻感的道德本性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因而它的更深刻的本质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励,是推动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     

从交互主体视角看儒家对世界伦理的贡献

现代学者尝试反思西方主流的追求普遍规则的伦理学理论,以着重社会与家庭角色的关系互动的方法诠释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观,并认为这是儒家能够贡献未来世界伦理的所在。儒家通过家庭与社会以及前人与后人的关系网络,以实践与示范作为传播方式,尝试建构其伦理价值的传播体系。以朋友关系作为突破点,则说明了儒家跨文化的价值传播的可能。在儒家的框架下,未来的世界伦理并不是发现绝对普遍的规则,而是通过文化之间的关系互动,双方相互学习对方有效成素,不断地示范、实践与探索,从而追求道德价值在当下的场景中最适当的实践。这个框架便是对未来世界伦理的贡献。     

儒家伦理普世化的可能性追问

随着普世伦理的兴起,儒家伦理普世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积极支持,但这种观点主要出于情感而非理性.普世伦理是现代性扩张的结果,而现代性所体现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所以,产生于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可能成为西方的伦理观念.中国人当前的主要任务不是儒家伦理的普世化,而是如何利用儒家伦理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国伦理发展.